《承认吧，你就是讨厌现代艺术》
原作: spengler 译:lawrence
毕加索笔下的人物有一对斜眼、波洛克随意在画布上滴洒颜料、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甚至把猪腌渍保存——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能够欣赏这些艺术的风雅之士。我最好的朋友里也有几个现代艺术家。但是你，你和我一样，厌恶、憎恨二十世纪的那些造型艺术。
「艺术我不太懂，」你如此声称。「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不，其实你不知道。你是被吓着了，面对那些令你起鸡皮的所谓艺术品时，不得不装出享受的样子，以免显得愚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久，你已经失去自我了。别怕，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会帮你解除魔咒，助你摆脱这种不体面的境地。
首先要明白，像你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美术馆里人头攒动，大部分人私底下都讨厌那些作品，但还是要来看，现代艺术品的价格也一路攀升。波洛克的一幅滴墨绘画去年以一亿四千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对于一个从来就没学会正经画画，只是随意把颜料泼到画布上的醉汉来说，这实在是天价。
抽象艺术的教父康定斯基（生于一八六六、卒于一九四四）的作品相对廉宜，最贵的一幅价格在四千万美元以上。根据苏富比拍卖行的估计，康氏早年的普通作品，如 Weilheim-Marienplatz（四十三乘以三十三厘米），大约可以卖到四百万美元。对于没准备好欣赏抽象艺术的人来说，康定斯基是一把标尺，原因有二：一、他是现代艺术的发明人之一；二、他知道非具象艺术是一整个美学运动中的一个方面，这个运动还包括无调性音乐。康氏与抽象音乐的教父、作曲家勋伯格（生于一八七四，卒于一九五一）是朋友，也是工作伙伴。勋伯格偶尔也会画上两笔，他跟康定斯基一样，被普遍视为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一九一一年，康定斯基参加了勋伯格的一场音乐会，之后，他写信给勋伯格说：
冒昧去信，尚请见谅。阁下的音乐会令人愉悦之至。自然，你我并不相识——或许应该说，你与我的作品并不相识。大体上，我的展览机会不多，在维也纳更是只在数年前简要展出过一次（在分离大厦）。然而你我之艺术目标与思维情感模式均多有类似之处，故我自觉应致信表达共鸣。我长久思之而未确定应以何种形态呈现之境界，在您的音乐作品中得到了实现。
康定斯基说得完全正确。关于抽象绘画与无调性音乐之关系的文献汗牛充栋，康、勋二人之书信往来也能在互联网上找到。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按照林肯的说法，去看这些东西就没错了。
摩登主义的这两位教父级人物最令人吃惊的区别在于，康定斯基最微不足道的作品的价格，恐怕也要超过勋伯格所有作品的演奏版税之总和。演奏家们出于义务，一直不断地排演勋伯格的作品，但从来都放在音乐会中间，永远不会作为压轴曲目——那种不和谐的声音只会把听众赶出场外。一九五一年，勋伯格在穷困中逝世，他的遗孀和三个孩子靠着他微薄的版税勉强度日。他的后代也一直贫穷，而著名美术家的继承人则享受着华服美食的富有生活。
现代艺术讲求的是意识形态——推崇现代艺术的人自己最先承认了这一点。正是意识形态的宣讲者，也就是批评家，令抽象印象派画家名声鹊起。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在《党派评论》上对波洛克的力挺。这些作品不像拉斐尔或安格尔（Ingres）的画那样，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上去就感到愉悦而存在的。它们对观者提出挑战，迫使他们思考。
为什么现代艺术的受众很愿意漫步于画廊，接受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信息，但却不乐于在音乐厅里听同一信息？这有点像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一度风行于西方知识分子之中。他们乐于站在远处赞美共产主义，但不愿意生活在共产世界。
面对一张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时，时间是由你掌握的。你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也可以试着作品头论足，如果愿意装腔作势，还可以引用一两句在看展览之前去维基百科查得的关于该艺术家的评论。听无调性音乐时（比如勋伯格），在座位上坐一刻钟简直有如在牙医的诊断椅上坐了几小时。你无处可逃。你不是站在远处欣赏抽象，而是被抽象包围。你就像一九三零年代的时髦左派知识分子一般，错误地选择了搬到莫斯科居住，而不是站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欣赏它。
现代美术家总有些赚了大钱，而抽象作曲家则无一能靠作曲度日，原因就在这里。然而，非抽象派的作曲家是有可能发财的。比如安德鲁洛依德韦伯男爵和几个电影作曲家。美国人阿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生与一九零零，卒于一九九零）的作品大多愉悦动听并带有本土色彩（如芭蕾舞剧《比利小子》和《阿帕拉挈亚之春》），他赚的钱足以让他为音乐系学生设立奖学金。维也纳的无调性作曲家阿本贝尔格（Alban Berg，生于一八八五，卒于一九三五）一九二五年以歌剧《沃采克》在欧洲一炮而红，而那是一部介于勋伯格的抽象风格与传统浪漫主义之间的作品。贝尔格的传记作者在书中记载，这部歌剧让他「过上了舒服的生活」。
交响乐团以慈善家的心态支持了抽象（也就是无调性）音乐几十年，现在它们放弃了，不再将这种音乐强加于听众，而更愿意委托那些风格更易接受的作曲家写曲子。根据最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与调性音乐的回归相应的，是「大交响乐团面临听众流失与捐款人年龄层偏高的问题。根据美国交响乐团联盟的统计，全美交响音乐会入场人数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演出季录得两千七百七十万人次，比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下降了百份之十三。」
画廊与音乐厅传递的意识形态信息是一样的，但前者人满为患，后者江河日下。这是因为你可以跟挂在墙上的东西保持安全的距离，但没法躲避那些往你耳朵里钻的东西。换句话说，你对于无调性音乐天然、生理的厌恶代表着你面对抽象艺术时真实、健康、正常的反应。只不过，这种反应在你漫步画廊时被成功地压抑住了而已。
当然，也有人是真心热爱抽象艺术。但你不是。你是个体面的正常人，没有反世界倾向。著名收藏家、广告公司老板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就是少数真心喜爱现代艺术运动的人之一。根据维基百科的记载，当达米安赫斯特在伦敦东部码头区开第一个学生展览时，「萨奇乘着一辆绿色的劳斯莱斯来到第二场，在赫斯特的首个重要的‘动物’装置《一千年》前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并随后买下了它），这件作品是一个大玻璃缸，内装一只腐烂的牛头，被无数蛆虫和苍蝇享用。」
这个「蝇王」可以算作现代主义运动的标尺。托玛斯曼在他的小说《浮士德博士》里以勋伯格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出于愤恨与魔鬼作交易的作曲家。托玛斯曼笔下的主角没有创作能力，恼怒之下，他以无调性的风格戏仿贝多芬，以此破坏听众欣赏原作的能力，从而「收回」了乐圣的作品。
许多批评家认定毕加索那幅著名的「阿维农的妓院」（《阿维农的少女》）是现代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这幅画里，毕加索戏仿了艾尔格里柯（El Greco）伟大的作品《圣约翰》（The Vision of St John）。他把《圣经》福音书中的第五封印开篇时的恐怖景象化约成妓院中的女性肉体［注一］。毕加索试图通过损坏我们对原作的欣赏力，「收回」格里柯的作品。
现代艺术家相信，只要对我们施以足够多的丑，就能够毁掉我们对美的感知能力。我以为，这就是把死动物放入玻璃缸或是甲醛中的用意所在。但我心胸开放，毕竟，这种艺术技巧或许有它的价值。如果赫斯特准备把自己泡在甲醛里展出，我会第一个付钱。
原作: spengler 译:lawrence
毕加索笔下的人物有一对斜眼、波洛克随意在画布上滴洒颜料、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甚至把猪腌渍保存——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能够欣赏这些艺术的风雅之士。我最好的朋友里也有几个现代艺术家。但是你，你和我一样，厌恶、憎恨二十世纪的那些造型艺术。
「艺术我不太懂，」你如此声称。「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不，其实你不知道。你是被吓着了，面对那些令你起鸡皮的所谓艺术品时，不得不装出享受的样子，以免显得愚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久，你已经失去自我了。别怕，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会帮你解除魔咒，助你摆脱这种不体面的境地。
首先要明白，像你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美术馆里人头攒动，大部分人私底下都讨厌那些作品，但还是要来看，现代艺术品的价格也一路攀升。波洛克的一幅滴墨绘画去年以一亿四千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对于一个从来就没学会正经画画，只是随意把颜料泼到画布上的醉汉来说，这实在是天价。
抽象艺术的教父康定斯基（生于一八六六、卒于一九四四）的作品相对廉宜，最贵的一幅价格在四千万美元以上。根据苏富比拍卖行的估计，康氏早年的普通作品，如 Weilheim-Marienplatz（四十三乘以三十三厘米），大约可以卖到四百万美元。对于没准备好欣赏抽象艺术的人来说，康定斯基是一把标尺，原因有二：一、他是现代艺术的发明人之一；二、他知道非具象艺术是一整个美学运动中的一个方面，这个运动还包括无调性音乐。康氏与抽象音乐的教父、作曲家勋伯格（生于一八七四，卒于一九五一）是朋友，也是工作伙伴。勋伯格偶尔也会画上两笔，他跟康定斯基一样，被普遍视为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一九一一年，康定斯基参加了勋伯格的一场音乐会，之后，他写信给勋伯格说：
冒昧去信，尚请见谅。阁下的音乐会令人愉悦之至。自然，你我并不相识——或许应该说，你与我的作品并不相识。大体上，我的展览机会不多，在维也纳更是只在数年前简要展出过一次（在分离大厦）。然而你我之艺术目标与思维情感模式均多有类似之处，故我自觉应致信表达共鸣。我长久思之而未确定应以何种形态呈现之境界，在您的音乐作品中得到了实现。
康定斯基说得完全正确。关于抽象绘画与无调性音乐之关系的文献汗牛充栋，康、勋二人之书信往来也能在互联网上找到。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按照林肯的说法，去看这些东西就没错了。
摩登主义的这两位教父级人物最令人吃惊的区别在于，康定斯基最微不足道的作品的价格，恐怕也要超过勋伯格所有作品的演奏版税之总和。演奏家们出于义务，一直不断地排演勋伯格的作品，但从来都放在音乐会中间，永远不会作为压轴曲目——那种不和谐的声音只会把听众赶出场外。一九五一年，勋伯格在穷困中逝世，他的遗孀和三个孩子靠着他微薄的版税勉强度日。他的后代也一直贫穷，而著名美术家的继承人则享受着华服美食的富有生活。
现代艺术讲求的是意识形态——推崇现代艺术的人自己最先承认了这一点。正是意识形态的宣讲者，也就是批评家，令抽象印象派画家名声鹊起。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在《党派评论》上对波洛克的力挺。这些作品不像拉斐尔或安格尔（Ingres）的画那样，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上去就感到愉悦而存在的。它们对观者提出挑战，迫使他们思考。
为什么现代艺术的受众很愿意漫步于画廊，接受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信息，但却不乐于在音乐厅里听同一信息？这有点像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一度风行于西方知识分子之中。他们乐于站在远处赞美共产主义，但不愿意生活在共产世界。
面对一张抽象表现主义的绘画时，时间是由你掌握的。你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也可以试着作品头论足，如果愿意装腔作势，还可以引用一两句在看展览之前去维基百科查得的关于该艺术家的评论。听无调性音乐时（比如勋伯格），在座位上坐一刻钟简直有如在牙医的诊断椅上坐了几小时。你无处可逃。你不是站在远处欣赏抽象，而是被抽象包围。你就像一九三零年代的时髦左派知识分子一般，错误地选择了搬到莫斯科居住，而不是站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欣赏它。
现代美术家总有些赚了大钱，而抽象作曲家则无一能靠作曲度日，原因就在这里。然而，非抽象派的作曲家是有可能发财的。比如安德鲁洛依德韦伯男爵和几个电影作曲家。美国人阿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生与一九零零，卒于一九九零）的作品大多愉悦动听并带有本土色彩（如芭蕾舞剧《比利小子》和《阿帕拉挈亚之春》），他赚的钱足以让他为音乐系学生设立奖学金。维也纳的无调性作曲家阿本贝尔格（Alban Berg，生于一八八五，卒于一九三五）一九二五年以歌剧《沃采克》在欧洲一炮而红，而那是一部介于勋伯格的抽象风格与传统浪漫主义之间的作品。贝尔格的传记作者在书中记载，这部歌剧让他「过上了舒服的生活」。
交响乐团以慈善家的心态支持了抽象（也就是无调性）音乐几十年，现在它们放弃了，不再将这种音乐强加于听众，而更愿意委托那些风格更易接受的作曲家写曲子。根据最近《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与调性音乐的回归相应的，是「大交响乐团面临听众流失与捐款人年龄层偏高的问题。根据美国交响乐团联盟的统计，全美交响音乐会入场人数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演出季录得两千七百七十万人次，比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年下降了百份之十三。」
画廊与音乐厅传递的意识形态信息是一样的，但前者人满为患，后者江河日下。这是因为你可以跟挂在墙上的东西保持安全的距离，但没法躲避那些往你耳朵里钻的东西。换句话说，你对于无调性音乐天然、生理的厌恶代表着你面对抽象艺术时真实、健康、正常的反应。只不过，这种反应在你漫步画廊时被成功地压抑住了而已。
当然，也有人是真心热爱抽象艺术。但你不是。你是个体面的正常人，没有反世界倾向。著名收藏家、广告公司老板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就是少数真心喜爱现代艺术运动的人之一。根据维基百科的记载，当达米安赫斯特在伦敦东部码头区开第一个学生展览时，「萨奇乘着一辆绿色的劳斯莱斯来到第二场，在赫斯特的首个重要的‘动物’装置《一千年》前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并随后买下了它），这件作品是一个大玻璃缸，内装一只腐烂的牛头，被无数蛆虫和苍蝇享用。」
这个「蝇王」可以算作现代主义运动的标尺。托玛斯曼在他的小说《浮士德博士》里以勋伯格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出于愤恨与魔鬼作交易的作曲家。托玛斯曼笔下的主角没有创作能力，恼怒之下，他以无调性的风格戏仿贝多芬，以此破坏听众欣赏原作的能力，从而「收回」了乐圣的作品。
许多批评家认定毕加索那幅著名的「阿维农的妓院」（《阿维农的少女》）是现代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这幅画里，毕加索戏仿了艾尔格里柯（El Greco）伟大的作品《圣约翰》（The Vision of St John）。他把《圣经》福音书中的第五封印开篇时的恐怖景象化约成妓院中的女性肉体［注一］。毕加索试图通过损坏我们对原作的欣赏力，「收回」格里柯的作品。
现代艺术家相信，只要对我们施以足够多的丑，就能够毁掉我们对美的感知能力。我以为，这就是把死动物放入玻璃缸或是甲醛中的用意所在。但我心胸开放，毕竟，这种艺术技巧或许有它的价值。如果赫斯特准备把自己泡在甲醛里展出，我会第一个付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