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米尔斯·贝伦森

世界上最令人爱恨交加的大型展览莫过于文献展了。我记得上一届文献展的时候，每个人都讨厌策展人卡罗琳·克里斯托夫-巴卡吉耶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整个展览都是圈内人口中的“CCB”（即策展人姓名首字母缩写）说了算。如果你不是一位“受过创伤”的艺术家，那么第13届文献展里就没有你的位置。现在大家又都恨上了今年第14届文献展的波兰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zcyk）。社交媒体上那些故意恶搞的帖子甚至跪求卡罗琳·克里斯托夫-巴卡吉耶夫赶紧回来（“我们原谅你所做的一切，请不要离开我们”云云）。卡罗琳·克里斯托夫-巴卡吉耶夫和希姆奇克有一个共同之处（除了都遭人白眼、都身为明星策展人之外）：他们都想扩大文献展的规模。自从1955年创办以来，文献展每五年在卡塞尔举办一次，但现在这个德国小城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野心了。2012年第13届文献展的时候，卡罗琳·克里斯托夫-巴卡吉耶夫就把一些展览扩大到了开罗、喀布尔、班夫这些城市。

希姆奇克打算进一步“扩张”，他把半数的团队和预算（其中还包括以“基金”为名的德国税款）都投入到了欧洲的历史古都——希腊雅典。在2010年希腊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德国政府已经为希腊这个欧元区合作伙伴提供了类似的援助。希姆奇克的动机在于利用艺术干预现实世界。“艺术家有能力引入某种不确定性或者谜团。” 希姆奇克说。他决定把文献展拖出艺术界的舒适区，将之置于欧洲经济、社会和难民危机的风暴中心。然而，这一做法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评论家们指出，策展人把这座城市的危机当作了营销的噱头，显示出十足的精英帝国主义和家长作风，简直是在表明德国人不但要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文化上殖民希腊。当然，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此次文献展的时机非常恰当，有利于帮助雅典摆脱困境。

阿玛尔·坎娃，《如此的一个早晨》

2017年，数字录像

摄影：Freddie F.

卡塞尔

1955年的首届文献展为卡塞尔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了满目苍夷，文献展在这里不断地向记忆及其重构发问，探讨重建、反思历史的可能性。本届文献展还有另一个背景，那就是雅典的境况。欧洲与土耳其达成了关于难民问题的协议，从而使雅典遭遇到了空前的难民危机，这对于本来就因为高达25%的失业率、数年的经济衰退和紧缩而深陷泥潭的希腊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毫不意外，今年文献展的主题就是“以雅典为鉴”（Learning from Athens）。

文献展要体现的是当代国际艺术界的政治和社会良知，策展人们极为重视抢占社会道德的制高点。在卡塞尔的新闻发布会上，这种重视简直近乎于纯粹的傲慢。两个小时（穿插了20分钟的小提琴演奏音乐会——不开玩笑）的新闻发布会变成了表达政治不满的表演：摧毁父权家长制、清除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余孽。经过了两个小时各种上纲上线的名词的轰炸之后，我对今年文献展的作品以及其他事项还是一无所知。文献展在卡塞尔有30多个展览空间（去过雅典的人告诉我说雅典的展览空间数量更多），我在其中之一浏览了一下墙上的文字和标注，试图找出一些（非常必要的）背景介绍，然而不幸的是，我对策展团队的意图和16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更加摸不着头脑了。大量的作品根本没有标注，即使有，上面还有不少手写的错漏订正。Instagram上就贴了许多这种不上心的文字标注。

为了寻找答案，我决定去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博物馆（Fridericianum）看一下，它是文献展传统意义上的中心。然而，希姆奇克打破了传统，邀请希腊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Contemprary Art，EMST）在这里展示其收藏，旨在“构建新的历史，同时挑战被普遍接受的历史”。这是EMST的收藏第一次在德国展出，也是第一次有如此之多的希腊艺术家参加文献展。有一些作品十分漂亮，例如巨大的编织机、显示REM图形的医用计算机（我不知道艺术家是谁，墙上没有标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不清楚）。艾蕾娜·夫斯塔迪（Eirene Efstathiou）的《周年》（Anniversary ，2010）也不错：1973年11月雅典理工大学发生了学生动乱，导致了政权的崩溃，夫斯塔迪根据当时的影像制作了36幅版画。把文献展的核心展馆交给希腊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是一次大胆的表态，希姆奇克希望借此机会讨论国际艺术界的等级体系。但是要了解此番突破与过去的关联，你还需要更多地了解一下卡塞尔和弗里德里希博物馆的历史。

“王兵回顾展”展览现场

Gloria-Kino，卡塞尔， 2017年

PHOTO:  Fred Dott

弗里德里希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由弗里德里希·冯·黑森-卡塞尔二世委托建造，并且以他的名字命名。18世纪的德国仍然各个领地的松散联合，弗里德里希二世是黑森-卡塞尔王国的开明领主。他以相当聪明的方式发展自己的领地，通过租赁雇佣军积累了大量财富。最有名的雇主就是英国，这些随时做好准备的黑森人曾经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英国作战。那是黑森王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除了训练有素的士兵之外，农民也常常背井离乡参加战争。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生，而从中获得的利益则被用于旨在提升整个社会的启蒙活动。在德国人的眼里，弗里德里希二世并不只是一个恶棍，也是推动艺术和科学发展的政治家和赞助人。在1779年，他开设了这座新古典主义的博物馆，并且允许平民入内参观（当然要付钱！），因此弗里德里希博物馆可以说是欧洲第一个公共博物馆。

在博物馆正面有一行铜字“弗里德里希博物馆”。好吧，至少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都是这样，不过现在的字是：“BEING SAFE IS SCARY”（安全是可怕的）。这是土耳其艺术家巴努·辛诺托鲁（Banu Cennetoğlu）的作品，出自雅典国立技术大学墙上的涂鸦，是在向库尔德记者、前自由战士古倍特力·埃索斯（Gurbetelli Ersöz）致敬。博物馆所在的弗里德里希广场同样以弗里德里希二世命名，是德国最大的内城广场之一。阿根廷艺术家马尔塔·迈纳士（Marta Minujín）在这里再现了雅典著名的万神庙——世界第一个民主政体的美学和政治理想的象征。她的这件作品由10万本禁书搭建而成，以此抗议限制言论自由的种种审查。文献展的每一件作品、每一个地点都在提醒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弗里德里希广场就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1933年“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运动”期间，德国纳粹就在这里烧掉了大约2000本书。

巴努·辛诺托鲁, 《BEINGSAFEISSCARY》

2017年，多种材料

PHOTO: Roman März

北城（Nordstadt）

国王广场（Königsplatz）把卡塞尔的中心与北部城区——北城（Nordstadt）连接了起来。时至今日，国王广场依然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尼日利亚出生的艺术家奥卢·奥圭贝（Olu Oguibe）在广场中心安装的巨大的混凝土方尖碑更是强调了这一点。在这座“陌生人和难民纪念碑”上，分别用阿拉伯语、英语、德语和土耳其语刻着《新约》里的一句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就像雅典一样，卡塞尔是一个以种族和财富区分移民的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东德的难民来到这个西德的城市寻求庇护；现在则是非洲和中东的难民来到这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奥卢·奥圭贝, 《陌生人与难民之纪念碑》

2017年，混凝土

PHOTO: Michael Nast

北城也是移民的聚居区，今年文献展最出彩的地方就是这里的一个老邮局，而不是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博物馆。邮局（现在叫“新新画廊” Neue Neue Galerie）不太好找，但是住在周围的热情友好的居民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入口处，西班牙艺术家丹尼尔·加西亚·安杜哈尔（Daniel García Andújar）通过他的作品《战争的破坏／特洛伊木马》（The Disasters of War/Trojan Horse，2017）对战争以及古典主义的运用和滥用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哥伦比亚艺术家比阿特里斯·冈萨雷斯（Beatriz González）的作品是一道分成两半的巨大帘子，帘子上是爱德华·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他以此抗议艺术史的欧洲中心主义。毫无疑问，最重要的作品当属“哈利特之友”（Society of Friends of Halit）与伦敦“司法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合作的项目。2006年，土耳其青年哈利特·约兹格特（Halit Yozgat）在卡塞尔北城的一家网吧里被谋杀，案件的调查仍然在进行中。“地下国社”在德国制造了一系列谋杀案，哈利特是9名遇害者之一，而这个新纳粹组织直到2011年才被发现。“司法建筑”由建筑师埃亚尔·威兹曼（Eyal Weizman）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成立，之前曾经调查过战争罪，对德国情报部门在系列谋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在经过新的一轮分析之后，他们发现有证据显示在哈利特·约兹格特被谋杀的时候，有一名德国情报部门的秘密特工就在网吧里。不过到目前为止，还不确定这条证据是不是能够被法庭采纳。这个项目体现了艺术改变历史进程的终极潜力和威力：艺术就是见证。

阿特里斯·冈萨雷斯，《运动变化的自然之帷幕》

1978年，布面丙烯

PHOTO：Mathias Völzke

亨舍尔大厅

北城还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所在地，文献展的几个行为艺术表演就安排在曾是军工厂房的亨舍尔大厅（Henschel Hallen）。年轻的加纳艺术家易卜拉欣·马哈马（Ibrahim Mahama）带来了表演《塞康第检查站1901–2030. 2016–2017》（Check Point Sekondi Loco. 1901–2030. 2016–2017），他通过对生产过程的检视探索了不同历史空间的关系和矛盾。按照文献展策展人博纳旺蒂·苏·贝拿·迪孔（Bonaventure Soh Bejeng Ndikung）的说法，艺术家的创作“通过赋予空间新的形式，打破、颠覆空间的政治，或者剥离本来的意图。”我们应该以此为框架解读易卜拉欣·马哈马用麻袋片包裹建筑的实践吗？有意思的是，策展人没有提到过哪怕一个现在的军火制造商，虽然文献展间接地从军火商那里拿到了大量资助（尽管已经有了出自卡塞尔收入税和财产税的资金）。就在六月底，一位德国的激进人士被警察带离弗里德里希广场。当时，他举出的标牌写道：“战争之城卡塞尔生产武器”，而标牌的另一面写着“文献展之城卡塞尔生产艺术”，由此抗议发源于卡塞尔的著名坦克制造商克劳斯-玛菲·威格曼 (Krauss-Maffei Wegmann)。他们输送到战场的军火所导致的冲突和难民潮也是本届文献展探讨的主要议题之一。

易卜拉欣·马哈马，《塞康第检查站1901–2030. 2016–2017》

2016–2017年，多种材料

PHOTO：Ibrahim Mahama

文献展被掩埋在了种种矛盾的下面。批评人士指责德国政府很是虚伪，为了本国的利益，不愿意调整财政政策来化解欧元区的危机。德国政府从希腊获利，文献展从雅典获利。而雅典是不是能从文献展得到好处还不得而知。第三个希腊救助计划将于2018年到期，也许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说清楚到底以雅典为鉴学到了什么，反正希腊最近表态说希望获得与德国同等的待遇——二战之后出于重建的目的，德国的债务被减免。二战中卡塞尔经历的创伤成就了文献展，如今我们希望德国的资金和第14届文献展表现出来的高标准道德能够促使希腊重振旗鼓。无论如何，迄今为止我们学到的是：记忆就是财富。

＊全文图片由文献展提供

文｜米尔斯·贝伦森

（Mirthe Berentsen）

翻译｜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