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置艺术及其美学基础——或再论装置与雕塑之别

“马奈抛弃了明暗技法，塞尚抛弃了线形透视，立体派抛弃了欧式几何空间，早期抽象派抛弃了具象。这些抛弃被记录在一系列艺术杰作中，构成现代性的判例，并受到‘最后’一次抛弃的重新审判，这就是杜尚对绘画本体的抛弃……”【1】

　　观念的自我表达

　　毫无疑问，杜尚(Marcel Duchamp)的现成品是装置艺术重要的根源之一，但对于装置艺术中的物品并不仅仅是一种现代艺术的反艺术策略，而是更加深入地成为当代观念艺术独具特色的创作手段。观念艺术的迅速蔓延造就了装置艺术在观念的表达领域内获得了一种天然的创作合法性，并通过艺术家的思索和意图，通过多种物体和组合方式，成为观念形成和表达的“场所”。如果你在展览中看到一堆垃圾，于是，你告诉你的同伴：你在展览中看到一堆垃圾——仅此而已，可能连你自己也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但你可能这样告诉你的同伴：一堆垃圾居然也可以在展览中展出！它是一件艺术品吗？多么奇妙的事！这显然已经不是在描述这堆垃圾，而已经脱离客体，构成了一种艺术评论。“大量的现代艺术，只有把它们当成一种艺术评论(即对艺术世界和传统艺术的概念的评论)时，才容易理解”【2】那么，这堆垃圾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垃圾，而已经成了一种别的什么东西。这便是观念性内涵。指称符号和指称物的双重存在使传统雕塑没有任何内含的观念便可以有目的。如，在欣赏抽象雕塑时，你可以描绘其形式和空间的美感；在观看拉奥孔后，你会描述那些动人的传说故事。但在装置艺术中指称符号和指称物消失了，你既无法描述情感，也无法描述现象，剩下的只有物体的变异和非物质化的观念。于是观念成为装置艺术赖以存在的根本。

　　在一件含有雕塑的装置艺术中，这些讨论将变得更加明确。在安东尼。卡列夫《圣物箱》中，我们看到一件名副其实的“雕塑”。它首先是一种真实、客观的物理存在——就和旁边的墙面、窗户、木板、铁钉一样。但是，它却丧失了自身原有的审美特性，无需去追问它的作者、体量、形式和内容，而被引向了一个完全客观性、物理性的事实存在和它的功能性意义。对于这件雕塑而言就是作为被观看的艺术品——作为具体、实用性物品，而非某一件特定的，具有具体文化含义的创造物。它完全类似于酒瓶架是晾干酒瓶的生活用具，并作为有着具有实用性功能的实体构成了《圣物箱》这一具体作品的有机部分，而不是这件雕塑本身就具体化为一件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某位艺术家的作品，同时也不担当《圣物箱》中任何的审美成分。

　　观念的存在迫使装置艺术脱离模仿、再现和表现的传统和形式主义的审美趣味，从客体极为有限的内部含义中出走，从而避免了成为结构主义自发和自足的文本。冲破本文樊篱之后的现成品并非由语言形式转向传统意义上的“内容”(指称物)，而是将艺术转向了社会和文化的隐喻，在艺术之外构置了一个具有时空联结性的艺术世界。同时，在现代艺术中被驱逐的人性也在这一类新的互文本中得以重新彰显。几个世纪以来的美学研究都试图去发现一个独立存在的审美领域，但在现成品艺术面前却显得不堪一击，故而，博伊斯将杜尚以后的所有艺术都视为观念性的。装置艺术的出现构成了现代艺术上的革命，即由本体论转向非本体论。“挪用”的策略在使艺术彻底物质化的同时又将物质异化，在将生活与艺术等同的时候又将它们分离。因而，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现成品作为“自在之物”的客体性质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只要它以艺术之名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就必然脱离其“原生的性质和意义”【3】，从而在不同的使用过程中被重新审视，进入观念的层面。在杜尚的发明中，尤其如此，他不但清楚地看到物体在观念层面上的意义，并有意将其放大，以艺术的名义呈现给众人。即便是在新现实主义者和波普艺术家的作品中，依然如此——物品被力图以其自身的姿态来展现，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自我呈现”成为一种新的观点，而且更加深入地进入到哲学层面。

　　但是人们也许会说既然惟有观念能造就装置艺术，那么其三维实体的价值何在？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物体的存在可有可无，那就可能造成认识上的谬误。装置艺术经由物体进入观念世界过程中“物的异化”(或“非物质化”)，并不能被定义为物质特性的丧失。如果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用语言来确定艺术品及其具体结构而不丧失任何观念成分。但这样势必使装置艺术回到极端现代艺术的终点——概念艺术，那么，艺术将在一个纯粹的符号世界中流浪。所以，这样来定义“非物质化”更为恰当：“一种有质量和时间跨度性质的特殊性质，并且我们可以通过触觉来感知它。”【4】装置艺术中的物体被异化为符号，但它们最终实现的结果是具体的，而不是唯名论似的。而且，并不因为观念的介入，我们就将“非物质化”等同于“非视觉化”。也许人们会说，现成品艺术中“视觉性”较之传统艺术要大打折扣，尤其是在艺术经验与日常经验已然无法割裂的当代艺术更是如此，但这种看法是被遮蔽的，诚如特里。 亚特金森对“较弱视觉性”的分析，“当我们在使用‘较少视觉性’这个词时，我多少有一些通常意义上的对日常可见度描述的意思。这里有比我所讨论过的更多的基础性问题。比方如，当我说一辆汽车在雾天比在晴天更不易看清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雾天看到的东西更糟糕(也就是说，我们的视觉机能运转并非不正常)。我们在雾天见到的汽车不清晰图像与我们在晴天所看到清楚的图像一样清晰。”【5】因而，装置艺术中的物品虽然是异化的，是观念的代言人。但这并不证明物体们可以缺席于艺术，可以被取消或代替，也不代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可以脱离现成品而成为一种绝对的语言或符号存在——正如科索斯(Joseph Kosuth)的“椅子”和阿内特(Arnett)的身体。恰恰相反，装置艺术所呈现观念的成立，首先就不得不依赖于物品的在场。

　　个人经验在场的呈现

　　“(装置艺术)把那种往往用于其他意图的零碎物体组合起来而构成一件艺术品的行为；也可以指称如此创造出来的作品。”【6】玛琼利。 艾略特。 柏林(Majorie Elliott Berlin)对装置艺术的这一定义揭示出它与雕塑本质性的另一区别，亦即，装置艺术首先是一种行为，其次才是一个与雕塑相似的实体性作品。在50年代中期的美国，利用现成品组合成为艺术作品的方式已经得到承认，这就是“拼合”或“装配”的手段。但是在1961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装配艺术”展览上，主持者塞茨(William C. Seitz)对装置艺术的界定是：“它们主要是装配起来的，非不是画、描、塑者雕出来的；第二，它们全部或部分组成要素，是预先形成的天然或人工材料、物体或碎片，而并不打算用艺术材料。”【7】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在对装置艺术的早期认同中，对现成物 “震惊”的认识占据了一个核心的地位，而“装配”本身及其过程性是被压抑的。而事实上，正是由于装配自身的过程性和非确定性，使得装置艺术不但成为普遍观念的寄居场所，而且成为艺术家个人之鲜活经验的呈现场所。

　　当我们将装置艺术中的“实物性”搁置起来，再回头去审视装置艺术之起源的时候， 这一点便可以明晰地显现出来。诚如，约翰森(H.W.Janson)在《艺术史》中描绘的一样，装置艺术的产生直接根植于偶发艺术和过程艺术之观念。而过程艺术之肇始者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其多篇论著中提出了现代极少主义雕塑“单一物体”(unitary object)的诟病，并力图通过新的综合物体的偶然性、非刻意性和非预先设计来重新展现艺术的活力和丰富性。甚至，当我们将装置艺术之历史回溯到杜尚的时候，也同样会发现相似之处。一方面，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杜尚的现成物看作现代主义先锋派艺术不断进化过程中的最后一次抛弃，对艺术本体的抛弃；然而，我们却忽略了其作品中那些与众不同的物品和匪夷所思的名字的具体性，也即是说，在对现代艺术史的叙述中，他对装置艺术发展更有意义的个体经验被遗漏和抛弃了。装置艺术并没有延续现代艺术的进化论逻辑，因为，对社会的见解是无穷尽的，个人经验之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科技、传播的虚拟化是绝对真实而随处可见，同时不能被虚构的。“但在这个时期，杜尚被人认可的其实并不市他思想中最出色的部分：超越艺术局限，走入自由境界。那时他被人欣赏的只不过是在被限定了的艺术格局中的现代艺术作品。他的形象充其量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现代艺术家而已……然而，他这个成熟而完整的思想却被西方人花了近四十年时间才理解。”【8】因而，装置艺术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其反抗性，甚至也不仅仅在于其观念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装配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可延展的真实的个体经验。
　　大量可复制和批量生产的日常用品，经过个人的装配，使被工业化和标准化剥离的个人经验重新在场，在一个发展了的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意义上，装置艺术成为一种具有不可拟化的真实性和批判性艺术。经验的呈现乃是一种波西米亚似的精神。日常形态的物品通过装配产生的间离化效果正是经验在场的表征——博伊斯(Joseph Beuys)的“社会雕塑”正是一种企图实现依靠每个个体经验和创造力的艺术。而现代雕塑总是处于被凝视的环境中，自身已经被固化、僵硬化、虚拟化，在博物馆中被中产阶级化，是不在场的。今天的技术发展得如此惊人，所有的雕塑都可以被复制，批量的生产，唯有个人在确定时空下的经验和感受是不可复制的。装置艺术以批量化生产的现代物品为媒介，以一种幽默的方式终止工业制造的同一性。将艺术延展至整个生活，并揭示出生活中主流意识形态与人性中自由主义的波西米亚精神之间强大的背反力，呈现出被科技、传媒等遮蔽的生活之真实性和个人的力量。同样，所谓“拾得物”(found object)，乃是由艺术家“拾得”、“发现”的，在物的背后隐藏着艺术家作为主体的个人经验。“集合艺术家关注的不是被集合的物体本身，而是物体之间的组合关系，各种物体在新的空间里所造成的统一、整体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