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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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下文字来源于《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作者吕澎、易丹。

1989年2月5日上午11点左右，也即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不久，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的肖鲁按照她与另一艺术家唐宋设计的方案，面对他们在1988年制作的装置作品《对话》，用一只左轮手枪发射了两枚子弹。《对话》（彩图158）是两个用铝合金制作的电话亭，里面分别有一男一女在打电话的等人大的照片。电话亭之间是一玻璃镜，第一枪击中玻璃镜，第二枪擦过铝合金柜边打中玻璃，两枪都没有给玻璃留下作者所想要的长条裂纹效果，仅仅留下两个并不太大的弹洞（图490、491）。两声枪响之后，肖鲁把枪交给唐宋，躲向一边，很快，唐宋被治安人员和便衣人员抓住带走，不久，一特种部队的19辆防暴车开进中国美术馆广场。在公安人员的要求下，铺在广场地上的印有展标的黑布被收起来，下午3点，展览负责人之一高铭潞宣布按有关部门通知休展。5点左右，肖鲁主动向警方投案。肖鲁和唐宋均因扰乱治安罪被处以行政拘留5天。因不清楚原因，提前3天释放。在此期间，两位艺术家向有关部门的人员解释了他们的意图：开枪仅仅是对一件艺术作品的最后完成，以实现艺术的完美。解放之后，肖鲁和唐宋回到已复展的中国美术馆，将一些烟头揉碎撒向作品《对话》前面的地面上，然后离开美术馆。

《北京青年报》2月17日报道了肖鲁和唐宋的声明：

作为（枪击案件）当事者，我们认为这是一次纯艺术的事件。我们认为艺术本身是含有艺术家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认识的，但作为艺术家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艺术本身的价值，以及用某种恰当的形式进行创作，进行认识的过程。

就艺术背景而言，《对话》已经有了完全可以理解的可能性。作品本身包含着照片、装置、行为三个基本的样式倾向，照片（电话亭里的一男一女）的形式安全可以为观众所接受，这是没有异议的。就装置而言，观众也完全有心理准备，’85思潮以来，观众已经见到各种各样的装置和现成品样式的作品，至少，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的模拟，它不会令人惊异的。也更不会像杜桑的便池那样让人不可思议，毕竟《对话》只是走出美术馆就能见到的电话亭。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展览中的行为艺术就其行为样式而言，观众早在1986年就已经有了最初的印象。而艺术家们由于对波伊于斯以及其它一些西方行为艺术的熟悉，对行为艺术这个样式的接受也是很轻松的。可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不少行为艺术或活动因为讲求过分的生活化和随意性或表演化，而削弱了行为艺术的内在本质特征：批判精神。

几年前，我们已经在中国看到了不少自残和包裹或叫自我否定的行为艺术，因为过多的重复而产生的千篇一律现象肯定是不会令人满意的。如果要保持行为艺术批判的力度，就要求艺术家找准引发行为的现实焦点，这样就有可能刺激艺术家设计的行为样式。就此而论，《对话》是中国行为艺术的一个发展。《对话》在中国拥有实验的基础，它的产生是十分自然的。

可是，行为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的艺术，它通过现实允许的一个界线在社会生活中创造一个社会事件，以展开对人们的提醒。因而，现实的状况以及对现实状况的敏感把握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对1988年下半年和1989年初社会现状况已经有了提示，而这段时间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各种问题是难以概括的。但是艺术家可以对现实采取一种直观的切入方法。他可以寻找一个点，由此激发对其它各种问题的连锁反应，如果对问题的直观切入产生了超越问题本身的反应，并且引发了一系列更多的问题，这个点的切入就是准确地，在艺术上讲也就是成功的。栗宪庭在分析《对话》时说：“在什么程度上把握准犯罪的边界需要精心设计。据作者透露，事件发生、经过和结果，大致与预计相去不太远。”在针对类似于批评家钱海源提出的那类“平民”问题时栗宪庭说：“这正是设计这次事件的前提。”这个前提也就是现实允许的一个界限。可是，正如钱海源所说的，按照枪支管理法令等规定，现实是不允许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的法令在特权面前不过是奴仆，特权的界线才是现实是否允许的界线。因此，从这一点来看，现实又是允许的了。肖鲁和唐宋提前被释放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对话》并不想作者所声明的那样是一次“纯艺术的事件”，而恰恰是一次向现实挑战的行为艺术。它没有一些批评家对行为艺术所作的那些深奥的文化规定，它仅仅是现实生活中现实允许的界限内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真实事件而已。

说到底，行为艺术是反艺术，它的每一次产生，都是对已有的文化界定的一次破坏，它的生命存在于对现有文化规范的否定之中。

《对话》的这种实质会引来如下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能使我们看到它的意义。

首先，《对话》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法律问题。《对话》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法律的无能。栗宪庭也解释说：“这个事件的艺术性还在于检测了中国法律的弹性程度。”这个事件的却起到了对法律的检测作用。但是作者在美术馆内朝着正展出的自己的作品开枪使作者对法律的检测间接化了，剩下的是枪支的来源和使用上的法律问题。这样，嘲笑法律的动机就被蒙 上一层掩饰的面纱。正因为两位作者是高级干部的子弟（肖鲁之父为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唐宋之父市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有着特殊的特权背景，才使他们具有了完成作品德可能。但是，这件作品的完成并不取决于他们两天之后获释，即使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作品不仅是成立的，而且他的实质也是不可能改变的。

《对话》有可能因它是一种一次性的行为，加上它需要的特殊条件，而不能“成为我们将来的文化取向。”（力阳）。就其事件具体的发生形式和过程来看，其它艺术家再也没有必要重复《对话》了，这是确定无疑的。需要认真考虑的是“文化取向”这个问题。

理论界对“文化取向”的讨论一直视空泛的，几乎仅仅停留在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这个含糊其辞的诠释上，这反映出了中国当前文化界的一种可悲局面。现实的问题居然没有刺激起理论家的创造性的关于现实的有明确意义的提示。艺术家对这样的理论现状有权不予顾及。《对话》本身以及作者的意图不存在一个所谓“文化取向”的问题。相反，《对话》是通过象征性的方式和形式（艺术方式和艺术形式）对不能“对话”的现实的抨击，由此深入到对文化现实的批判。《对话》旨在反文化，它的精神实质就在这里。

最后，《对话》因为是作者朝自己的作品开枪，而又可能被归于“自杀”（邵养德）。可是，无论从作品的设计，产生过程以及它引起的效果来看，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对话》与抽象艺术和包裹自己的行为艺术恰好相反，它是一种主动的初级，枪击否定的不是作品表面的物理特征，而是一个内在的事实：“对话”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作者本能地意识到一种否定的痛快，这是现实赋予的。《对话》是一个征兆：在过多的逃避主义、自杀性质的艺术批判之后，艺术家开始转向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宣泄损耗的精神能量既然没有的到应有的补偿，逃避又最终无法成功。自杀的结果并没有唤起一开始指望的善良回报，寻求精神的充盈和自足性的力量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对话》象征且体现着这样一种转折的开始。栗宪庭认为两声枪响是新潮美术的谢幕礼，需要修正的是，两声枪响是中国十年新潮艺术的退场辞。这十年的戏剧在突然出现的枪声下迅速结束，是艺术家们极不情愿但又必须承认的事实。它不是一场皆大欢喜的戏剧的顺利结束，而是一幕值得永远纪念的悲剧的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