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艺术的被动现代性

作者: 王小箭


  “不少西方朋友经常问我‘到底什么才是中国的现代性和中国的前卫？’，或者如何界定中国的当代艺术，”这是高名潞探讨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这个命题的原由。 我进入这个话题的原由是，中国艺术家问我“有没有必要让已经被西方后现代pass掉的几何抽象和形式主义拿到中国来重新登场”，pass掉的当然就不能叫前卫、现代、当代，于是我也就无法回避在中国什么艺术具有前卫、现代、当代意义的问题了，我思考的结果是，只有提出“被动现代性”的概念，才能回答这个拿来主义问题。

　　不管高名潞说的“整一的现代性”（Totality of Modernity），还是我说的“被动现代性” （passive modernity），都属于本质论命题，这是我最不愿涉足的领域，因为只要有一个例外现象，就能颠覆整个结论，不管你能拿出多少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这就是说，你只能得100分，得99分和得0分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也正是因为思维的高难度，即便错了，也属于高级学术产品。高名潞是“越是艰险越向前”的人，面对这样的难题符合他的性格，而我完全是被问题所迫做自己不情愿做的事情。


一、被动现代化与被动现代性

　　显然，现代性问题的讨论绝不仅仅是本题论问题，更不仅仅是个名词解释，而是涉及到中国艺术被西方“诱奸”以来的中国艺术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认识问题。这里的“诱奸”没有任何民族主义情绪，而只是一个尽可能贴切的断代比喻，原因是不能在给这个时期的艺术定性之前采用“现代”、“当代”之类的命名，而“诱奸”不但能恰当地指出我们在讨论哪个时期的中国艺术，而且能标明本文所强调的这一时期的中国艺术的被动性。再有就是“诱奸”与“半殖民地”和“后殖民”状态相对位比较恰当，而“强奸”则更适合彻底的“殖民地”文化。被诱惑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的先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的落后焦虑（anxiety of lagging behind）。落后焦虑一方面造成被诱奸，另一方面导致对照西方先进文化对中国母体文化的反省与批判，而这实际上是无法分开的一回事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拒绝西方文化的诱惑，我们也就等于放弃对照西方对中国文化母体进行反省和批判，于是也就只能在保持落后的同时不断地受落后焦虑的煎熬，这肯定是不符合民族振兴的愿望和目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今天还被视为正面的历史实践，就是因为我们至今都不能放弃对照西方对中国文化母体进行反省和批判，王南溟坚持（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就坚持这种反省和批判。

　　然而，但我们把西方当作自我反省的镜子，把“引进消化吸收”当作走出落后焦虑的不二选择的时候，身份焦虑（anxiety of identity）又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阴影：“文化失身”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的“第二性”。在我们不面对“第一性”的时候，这种“第二性”的屈辱感是微弱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只有我们面对“第一性”的时候，才强烈地感受到，并导致一种强烈的身份焦虑，一旦这种身份焦虑压倒了落后焦虑，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维护中国文化尊严的民族主义者，从母体文化的批判者，变成一个母体文化的守护者。从已故的徐悲鸿、林枫眠，到依然健在的吴冠中，都是从落后焦虑开始，到身份焦虑结束，从学西方开始，到回到国学结束。长期地、频繁地接触“第一性”的高名潞，很难摆脱这种留洋宿命，从“理性绘画”的倡导者和85新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到“整一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从西方方法论的倡导者，到中国方法论的倡导者，都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使他从主要感受“落后焦虑”变为主要感受“身份焦虑”。

　　我也是有留洋经历并因此切身感受过“身份焦虑”的人，在美国的时候，我最常哼唱的歌是《志愿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歌唱祖国》、《谁不说俺家乡好》，而且是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这些歌的力量。在美国，唱起“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时候，声嘶力竭，热泪盈眶的华人太多了。回国之后，我还与老朋友陈少平有过一次“谁不说俺家乡好”与“谁不说俺家乡糟”的辩论，其本质与高名潞和王南溟的辩论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公开而已。这也是我回国之后在美术界长期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沉默的过程既是一个重新熟悉国内情况的过程，也是一个把身份焦虑主导（anxiety of identity oriented）变为落后焦虑主导（anxiety of lagging behind oriented）的过程。其实，高名潞也不是没有落后焦虑，他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本身就是落后焦虑的体现，王南溟也不是没有身份焦虑，他提出的“更前卫”和“后抽象”都包含了超越西方的愿望，没有身份焦虑是用不着这样做的。如果他们两个人对调一下所处的环境，观点可能也就“对调”了。

　　应当说，落后焦虑和身份焦虑是中国人承认自己落后又不甘落后的必然心理反应，也是导致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探索强国之路的动力，因此应当叫做“两种伟大的焦虑”。这两种相互矛盾的焦虑必然导致两种相互矛盾的叙事立场、叙事方式和叙事话语，其结果必然是只要顾此就必然失彼，二者兼顾便会自相矛盾，其结果必然是任何建立批评方法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愿望都无法找到可靠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立足点。在国际因素对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影响达到无法无视的程度的今天，中国的艺术批评与艺术史叙事必然面临只要说就会错的尴尬，“两种伟大焦虑”也就变成中国批评家的“两种莫大悲哀”，而摆脱这种焦虑和悲哀的努力，就是以高名潞、黄河清、周彦为一方和以王南溟、杨卫、吴味为另一方的“内战”，而交战双方都竟然是中国后殖民状态的批判者。那么能不能找到一个交集，使叙事方式既是中国也是国际的呢？实际上，“交战”双方都在做这种努力。

　　我本来是不打算讨论这种本质论问题，也不想介入这场争论的，但面对的（几何抽象）问题也是我绕不过去了，于是想出了个“被动的现代性”（passive modernity）的假设，并以“被动的现代化”（passive modernization）作为相应的社会与历史语境，再加上一个“被动驱动”（passive drive），因为既然区别出主被动，就有一个主动驱动和被动驱动的问题，既然社会语境、现代性与驱动力都是被动的，那么中国的现代艺术也就应当称为“被动的现代艺术”（passive modern art），与之相对应并相区别的西方现代艺术则无论是现代性、驱动力还是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语境都是主动体。基于这种认识，中西现代性的核心逻辑和叙事话语应为：西方的现代化是内力驱动的现代化，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与现代性都是主动的；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西方）动的现代化，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和现代性都是被动的。这个核心逻辑暂时有两个缺项，那便是社会的现代性与艺术的现代化，也就是说，社会与艺术都有现代化量变与现代性质变。之所以不把这两项纳入核心逻辑，是因为既然是核心逻辑，选项就必须少到不能再少的程度，而省略这两项并不影响核心逻辑的完整性，而且由于逻辑的方式与史的方式的同一关系，完全可以把这两个缺项放到史的叙事中。

　　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西方的主动现代化大概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 文艺复兴：从中世纪神+精神的价值体系转入人+物质的价值体系，但这时的人是共性的人，不是个性的人。萨特在《恶心》中，通过信仰人文主义的自学者（L’Autodidacte）每次说il y a les hommes（=there is men）都卡住说不下去，来否定有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认为的整体意义的人（les homes=men）的存在（il y a=there is），也就是说，在存在主义之前，西方对人的认识都是整体的（human being），而不是个体的（individual）。

　　2、 18世纪：实现三权分立，取消贵族特权，建立民法（code既公约），实现法律保障的平权，人被成为法律承认并被法律保护的公民（citizen即“都市人），并出现public（公共、公众、公布、公开）和republic（公众国家，即“共和国”）的相应概念与行为规范。

　　3、 20世纪：意识到公共性对个体性、集体对个体、社会性对个性、理性对本能、自我（I）对本我（ego）的制约和压抑，开始提倡individualism，肯定人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人被定义为“个人”（individual）。同时发现人和肯定“个人中心主义”（self-centerism），并由此衍生出“他者”（other）理论。

　　在这个从共性的、公共性的人到个性的人的变化过程中，机器和国家机器也得到了不断的强化，而后印象派则基本上囊括了这三大变化，凡高代表个性的人，塞尚代表机械世界，高更以否定的方式代表国家机器。选择塞尚作为划时代的象征，主要在于机械是最具划时代意义的，而机械构成的非模仿性和原创性和形式构成的非模仿性与原创性又是一致的。而且西方通过自我扩而改变人类文明进程也重要是依靠生产机器和战争机器，当然还有国家机器。这种扩张在20世纪上半叶分裂出两种方式：西方阵营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和东方阵营代表的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解释），自由资本主义主要继承和发扬了塞尚和凡高的艺术，国家资本主义主要继承和发扬了塞尚和高更的艺术。塞尚之所以成为两大阵营的共项主要是因为两大阵营都是机器构成的强者，但社会主义阵营只在机器领域继承了塞尚，资本主义阵营则同时在机器和艺术领域继承了塞尚。两大阵营分别继承和发扬凡高的艺术和高更的艺术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强调人的个性，凡高则最能代表个性；社会主义阵营则是全民共建由国家主持设计的“塔西提”，高更恰恰是塔西提价值的第一倡导者，高名潞文章中提到的圣西门则是这个全社会“塔西提”化（=乌托邦化）的创始人。

　　中国以及所有非欧美国家都是的依靠西方或欧（包括东西欧）美这个外力来推动自我更新与自我拯救。应当说，迄今为止，中国经历了三次被动现代化高潮，第一次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第二次以新中国建立为标志，第三次以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为标志。这三次被动现代化的被动性分别表现为西化、苏化和再西化。第一次被动现代化包括三项努力：1、以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