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写过，人们最爱给人分类，分成三六九流，为什么呢？先分类，然后再去做判断，总比先去判断，然后再分类容易得多，这就像你去超市买东西，如果你买牙膏，肯定先找日用品，然后再从洗发水、肥皂、餐巾纸里面挑出牙膏一类，然后再决定是买国产的还是进口的，美白的还是防酸的，翻盖包装还是拧盖包装的，含二甘醇超标的还是含氟超标的，经过一番判断和计算，最后决定买下一支自己想要的。你反过来试试，肯定找不到牙膏在哪里。
对于一个人的判断，无异于买牙膏。不过现在人都越来越懒，判断越来越简单，用一些现成的词汇去往人身上套，比如你说点过火的话，那肯定就是愤青，你说点端庄的话，你就是装逼，我们用的词汇变得越来越匮乏，在标榜自己个性的时候，都正在趋向共性。一个词汇的流行，大家都抢着用。我就看不惯，所以把“太有才了”这个肯定句给屏蔽了，妈了个腿的，你不说这句话，你就不会说中国话啦？
看报纸，总希望能看到一些独辟蹊径的标题，但很少能看到，信息的大量堆积式流行，似乎让某些词句更容易反复使用，以达到流行的目的。看博客，也有这种感觉，比如，王小山在博客界复出之后，所有标题都用“内有叉叉慎入”，就像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一样，王小山的标题还没用上一百遍，就像传染病一样开始被人仿效，看得我烦了，后来凡是有此类语法结构的标题我干脆三次刷新而不入。
我的英语算不上好，顶多就是能阅读一些类似“How do you do”（你做的时候怎么做）这样的简单句式，但是在1997年，我没事翻译了大约7万字的资料，当时我以为自己的英语突飞猛进了，可是一到外企工作，发现最基本的口语都不行，我那个外国老板，跟我说话只能把话写在纸上，然后我在纸上回答，那感觉就像俩哑巴怀疑人生一样，最后不得不给我专门配一个翻译。然后我反思自己，英语水平到底如何？后来我琢磨出道道来了，原来我翻译的那些文字，都是音乐领域，词汇都是反复出现，句法语法都差不多，可是那些资料大都是评论，原来我一直在看八股文。这就是文字趋同化，因为时髦，但是忘记了文字的个性。越是在信息发达的环境，文字趋同化现象越严重。
同样，在给人分类的时候，人们也尽可能用最简单符合自己智商水平的文字去定义一个人，使其趋同化。今天有人跟我要关于我的资料，我只好上网去查，查来查去，我发现给我冠名真是五花八门，面对插在我头上的草标，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卖多少钱一斤了。对我最普遍的定义是“乐评人”，觉得分量不够，还在前面加了一个“知名”“著名”“资深”，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是“乐评人”。记得有一次电视台采访我，采访完他们问我，字幕怎么介绍你？我说就写“《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就行了，我甚至都不喜欢用“主笔”这个称谓，等节目一出来，我看见字幕上写着“资深乐评人”，我想半天，大概人家认为这是一个谈论音乐的节目，所以请来说话的人都很权威，用“资深”能唬住人，总比用“资浅”强。中国人都迷信专家，你用“《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观众会起疑心，一个记者有什么资格去说三道四？
十几年前，媒体说我是“愤怒乐评人”，言外之意，还有“温和乐评人”“太极乐评人”“含蓄乐评人”，这种说法就不专业，当然，中国不管是音乐还是乐评都是业余的，加一个“愤怒”能更加突出性格特征。这种标签实在太恶心了，于是我含恨就不再写乐评了，开始写博客。写博客也免不了被人插草标，还好，没人命名“愤怒博客”，但是一个“犬儒主义”草标游让我恶心半天，简直是草菅人命。我自己都不知道“犬儒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以为是把儒家学说当狗养的一种主义，后来琢磨一下，也对，儒家思想不就是像狗一样被历代统治者豢养至今吗，为统治者所用。后来有文化的人告诉我，这词是从古希腊传过来的，可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看到一篇报道，跟我有关，又给我头上插了一只草标，叫“电影票友”，我的头上杂草丛生，觉得也挺恶心，“票友是戏曲界的行话。其意是指会唱戏而不专业以演戏为生的爱好者。”这里面很主要的一点是“爱好者”，如果不是爱好者，就谈不到票友。我是“电影票友”，首先意味着我很喜欢电影，估计那个给我插草标的人就是用简单分类方式把我划到“票友”行列。周围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根本不喜欢电影。举一个例子，有一次饭局，老六编辑出版了一本《钻石海报收藏》，作者叫“托托”，我问作者杜嘉，你干吗起这么一个很女性化的笔名？老六很鄙视地看着我：“难道《天堂电影院》这么经典的电影你都没看过？”“听名字像是黑泽明拍的是不是？”我问。老六用六十度的斜视乜了我一眼，没理我，在老六看来，他如果认真地向我解释“托托”的来历简直是对他智商与爱好的一种侮辱。于是众人像事先串通好了一样默契，谁也不搭话，算是对我无知的一种羞辱。后来我买了好几种包装的《天堂电影院》，把它供在书架上，就是不看。
前几天，台湾作家舒国治先生来北京，我跟他吃饭，席间我提到了最近拍了一个DV，没想到舒先生来了兴致，跟我谈起了电影，这让我很尴尬，我缄口不语，因为我知道，舒先生是当年跟杨德昌一起出道的电影人，他拍过很多纪录片，我没资格跟他谈论电影。吃完饭后，我陪他去音像店里买碟，舒先生很认真，蹲在那里一张一张挑，挑了老半天，然后把我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你要看一百部经典老电影，你应该看这些。”于是把一摞DVD塞到我手里。原来他那么认真是在给我挑电影，这让我非常感动，他每拿起一部电影，都会做一番简要介绍和说明，但以我的判断，我都没什么兴趣，我也就是看007的水平。他给我挑出来的DVD，大部分都被我放了回去，心里感觉很惭愧，辜负了舒先生的一番希望。我真的对电影一点兴趣都没有，大片小片都没看过几部，我有限的几次去电影院看电影，都是陪姑娘去看的，黑灯瞎火的你又不能对人动手动脚，所以每次都是坐在那里睡觉，直到电影结束。你见过这样的电影票友吗？我真不喜欢打肿脸充胖子，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托托”跟《天堂电影院》之间有什么关系，你们也别黔无驴一样留言告诉我答案了，我也不想知道，不信你留一个试试。
早在很多年，戴方戴少爷就劝我看电影，还强行拉着我买碟，他口若悬河地炫耀他的电影知识，把每一部电影都介绍的精彩绝伦，我只好破费买下来，但回家基本不看，几天后，戴少爷还要跟我讨论观后感，我操，电影学院的老师也不过如此吧。
舒先生后来跟我谈到他写过的一篇文章：《一个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摇滚》，这让我来了兴致，我是音乐爱好者，在这方面我跟舒先生肯定有共同语言。这次拍DV，最后时长有105分钟，好多人都说太长了，你们不知道啊，我是为了把某些歌曲放完，才把时间拖那么长的，你想想，为了让一首歌把副歌放出来两遍，我让小精子在大街上走了一分多钟，这一分多钟在别人看来莫名其妙，在我看来是必需的，而且为了配合歌曲的节奏，我让小精子走得很快，那天她穿的是一步裙，高跟鞋，一走起来就是金步摇，能走快吗？但必须快，不然跟音乐的节奏就搭不上了。我这次一共用了24首歌，交了一大笔版权使用费，早就严重超支了，所以我就没钱给媒体发红包了，到现在还没有媒体记者报名参加。
我并不为自己对电影知之甚少感到耻辱，也不为此感到有什么光荣，自己是什么样，自己最清楚，反正周围有那么一帮影评人，平时听他们谈论电影就够了，比如他们说哪部电影不错，为什么不错，然后我用反向选定方式避开这些电影，去买那些他们没提到的电影，肯定是我能看下去的。
有人问崔永元，什么人能去拍电影？小崔说：“热爱。”也许你会问，你不热爱电影，干吗还兴致勃勃地鼓捣这个DV？因为我热爱周围这帮朋友，他们在生活中就像演电影一样，这比你热爱任何一部电影都能让你产生拿起摄像机去拍他们的冲动。我不是“票友”，我是“瞟友”，没事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默默看在眼里，用他们的时候就知道怎么用了。
对于一个人的判断，无异于买牙膏。不过现在人都越来越懒，判断越来越简单，用一些现成的词汇去往人身上套，比如你说点过火的话，那肯定就是愤青，你说点端庄的话，你就是装逼，我们用的词汇变得越来越匮乏，在标榜自己个性的时候，都正在趋向共性。一个词汇的流行，大家都抢着用。我就看不惯，所以把“太有才了”这个肯定句给屏蔽了，妈了个腿的，你不说这句话，你就不会说中国话啦？
看报纸，总希望能看到一些独辟蹊径的标题，但很少能看到，信息的大量堆积式流行，似乎让某些词句更容易反复使用，以达到流行的目的。看博客，也有这种感觉，比如，王小山在博客界复出之后，所有标题都用“内有叉叉慎入”，就像谎言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一样，王小山的标题还没用上一百遍，就像传染病一样开始被人仿效，看得我烦了，后来凡是有此类语法结构的标题我干脆三次刷新而不入。
我的英语算不上好，顶多就是能阅读一些类似“How do you do”（你做的时候怎么做）这样的简单句式，但是在1997年，我没事翻译了大约7万字的资料，当时我以为自己的英语突飞猛进了，可是一到外企工作，发现最基本的口语都不行，我那个外国老板，跟我说话只能把话写在纸上，然后我在纸上回答，那感觉就像俩哑巴怀疑人生一样，最后不得不给我专门配一个翻译。然后我反思自己，英语水平到底如何？后来我琢磨出道道来了，原来我翻译的那些文字，都是音乐领域，词汇都是反复出现，句法语法都差不多，可是那些资料大都是评论，原来我一直在看八股文。这就是文字趋同化，因为时髦，但是忘记了文字的个性。越是在信息发达的环境，文字趋同化现象越严重。
同样，在给人分类的时候，人们也尽可能用最简单符合自己智商水平的文字去定义一个人，使其趋同化。今天有人跟我要关于我的资料，我只好上网去查，查来查去，我发现给我冠名真是五花八门，面对插在我头上的草标，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卖多少钱一斤了。对我最普遍的定义是“乐评人”，觉得分量不够，还在前面加了一个“知名”“著名”“资深”，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是“乐评人”。记得有一次电视台采访我，采访完他们问我，字幕怎么介绍你？我说就写“《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就行了，我甚至都不喜欢用“主笔”这个称谓，等节目一出来，我看见字幕上写着“资深乐评人”，我想半天，大概人家认为这是一个谈论音乐的节目，所以请来说话的人都很权威，用“资深”能唬住人，总比用“资浅”强。中国人都迷信专家，你用“《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观众会起疑心，一个记者有什么资格去说三道四？
十几年前，媒体说我是“愤怒乐评人”，言外之意，还有“温和乐评人”“太极乐评人”“含蓄乐评人”，这种说法就不专业，当然，中国不管是音乐还是乐评都是业余的，加一个“愤怒”能更加突出性格特征。这种标签实在太恶心了，于是我含恨就不再写乐评了，开始写博客。写博客也免不了被人插草标，还好，没人命名“愤怒博客”，但是一个“犬儒主义”草标游让我恶心半天，简直是草菅人命。我自己都不知道“犬儒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一直以为是把儒家学说当狗养的一种主义，后来琢磨一下，也对，儒家思想不就是像狗一样被历代统治者豢养至今吗，为统治者所用。后来有文化的人告诉我，这词是从古希腊传过来的，可是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看到一篇报道，跟我有关，又给我头上插了一只草标，叫“电影票友”，我的头上杂草丛生，觉得也挺恶心，“票友是戏曲界的行话。其意是指会唱戏而不专业以演戏为生的爱好者。”这里面很主要的一点是“爱好者”，如果不是爱好者，就谈不到票友。我是“电影票友”，首先意味着我很喜欢电影，估计那个给我插草标的人就是用简单分类方式把我划到“票友”行列。周围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根本不喜欢电影。举一个例子，有一次饭局，老六编辑出版了一本《钻石海报收藏》，作者叫“托托”，我问作者杜嘉，你干吗起这么一个很女性化的笔名？老六很鄙视地看着我：“难道《天堂电影院》这么经典的电影你都没看过？”“听名字像是黑泽明拍的是不是？”我问。老六用六十度的斜视乜了我一眼，没理我，在老六看来，他如果认真地向我解释“托托”的来历简直是对他智商与爱好的一种侮辱。于是众人像事先串通好了一样默契，谁也不搭话，算是对我无知的一种羞辱。后来我买了好几种包装的《天堂电影院》，把它供在书架上，就是不看。
前几天，台湾作家舒国治先生来北京，我跟他吃饭，席间我提到了最近拍了一个DV，没想到舒先生来了兴致，跟我谈起了电影，这让我很尴尬，我缄口不语，因为我知道，舒先生是当年跟杨德昌一起出道的电影人，他拍过很多纪录片，我没资格跟他谈论电影。吃完饭后，我陪他去音像店里买碟，舒先生很认真，蹲在那里一张一张挑，挑了老半天，然后把我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你要看一百部经典老电影，你应该看这些。”于是把一摞DVD塞到我手里。原来他那么认真是在给我挑电影，这让我非常感动，他每拿起一部电影，都会做一番简要介绍和说明，但以我的判断，我都没什么兴趣，我也就是看007的水平。他给我挑出来的DVD，大部分都被我放了回去，心里感觉很惭愧，辜负了舒先生的一番希望。我真的对电影一点兴趣都没有，大片小片都没看过几部，我有限的几次去电影院看电影，都是陪姑娘去看的，黑灯瞎火的你又不能对人动手动脚，所以每次都是坐在那里睡觉，直到电影结束。你见过这样的电影票友吗？我真不喜欢打肿脸充胖子，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托托”跟《天堂电影院》之间有什么关系，你们也别黔无驴一样留言告诉我答案了，我也不想知道，不信你留一个试试。
早在很多年，戴方戴少爷就劝我看电影，还强行拉着我买碟，他口若悬河地炫耀他的电影知识，把每一部电影都介绍的精彩绝伦，我只好破费买下来，但回家基本不看，几天后，戴少爷还要跟我讨论观后感，我操，电影学院的老师也不过如此吧。
舒先生后来跟我谈到他写过的一篇文章：《一个七十年代青年回看摇滚》，这让我来了兴致，我是音乐爱好者，在这方面我跟舒先生肯定有共同语言。这次拍DV，最后时长有105分钟，好多人都说太长了，你们不知道啊，我是为了把某些歌曲放完，才把时间拖那么长的，你想想，为了让一首歌把副歌放出来两遍，我让小精子在大街上走了一分多钟，这一分多钟在别人看来莫名其妙，在我看来是必需的，而且为了配合歌曲的节奏，我让小精子走得很快，那天她穿的是一步裙，高跟鞋，一走起来就是金步摇，能走快吗？但必须快，不然跟音乐的节奏就搭不上了。我这次一共用了24首歌，交了一大笔版权使用费，早就严重超支了，所以我就没钱给媒体发红包了，到现在还没有媒体记者报名参加。
我并不为自己对电影知之甚少感到耻辱，也不为此感到有什么光荣，自己是什么样，自己最清楚，反正周围有那么一帮影评人，平时听他们谈论电影就够了，比如他们说哪部电影不错，为什么不错，然后我用反向选定方式避开这些电影，去买那些他们没提到的电影，肯定是我能看下去的。
有人问崔永元，什么人能去拍电影？小崔说：“热爱。”也许你会问，你不热爱电影，干吗还兴致勃勃地鼓捣这个DV？因为我热爱周围这帮朋友，他们在生活中就像演电影一样，这比你热爱任何一部电影都能让你产生拿起摄像机去拍他们的冲动。我不是“票友”，我是“瞟友”，没事把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默默看在眼里，用他们的时候就知道怎么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