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暴风骤雨

审查的文化

社会主义是一个优越的社会。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艺术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在资本主义黑暗的旧世界，也许存在过一些需要艺术的人。但是每一天都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艺术今日还能否幸存?艺术的存在仰赖于人类的创造和购买。经济与艺术并肩同行。国家并未对艺术做出任何承诺，仅仅时不时地购买艺术。然而，高级艺术的威望或许就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艺术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人类学上定论的“艺术于人类是本质性的存在”未能辐射那些社会机构。艺术品无非只是商品的一种。艺术的幸存，取决于富有之士的心血来潮。石油价格的大幅下挫亦可能影响到对美的投资。

社会主义需要艺术。国家机器、经济发展和当权者都需要艺术。社会主义国家承诺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以换取拥护其统治的忠心。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是一种昂贵的装饰；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则是一副必需的行头。

这相当了不起!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遗憾。他们说，不是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必要的，只有那些有利于加强社会融合的艺术才有其存在价值。这些评论家目光短浅。他们并不理解社会主义的营垒里，那被官方冠以“艺术解放”的运动的实质。他们仅仅看到此种意识形态盲目反艺术的性质，而不能理解其对艺术家无可抗拒的吸引力。然而，极权社会主义在审美领域意义深远的发展，实与资本主义企业精神十分契合。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和评论家口中“自由”的概念一样，都源于自由市场。所有他们批判的对象，都可以在资本主义企业最纯粹的形式中找到：如若足够强大，它可谓国家社会主义的雏形前身。

企业里的艺术家

资本主义企业的围墙之外，有一个理想的自由市场。在那里，人们享有全然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每个人都各行其是，可以成为不受审查牵绊的骄傲独立的艺术家。然而，围墙里面却是另一番天地。公司里的员工必须应付社会主义的微观缩影。员工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定——当然除工作权以外。他们不能越出墙外，也不可以在厂子里随意溜达，不能随便说话、写字、组织活动。在企业文化里，对与错交由公司利益决定；而公司的利益，则由公司的法人和管理者说了算。员工可以热爱他的工作，但不能自由发挥，除非他的想法事先得到了上级批准，他才可以有所作为。他的技术不能服务自身，只能作为公司赚钱的工具。他和其他员工之间的关系，严格说来也算不上私交。依据专业技能，员工们被分为不同的级别。如果工作不称职，公司就会解雇他。只要还有别的公司肯录用他，被解雇也无所谓。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主动辞职。

这种(大为简化的)极权与国家社会主义相比，有什么区别吗?只有一点确为不同：这里有其他公司的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乃是一家独大。

假设你任职的公司从事艺术品交易。董事会授意老板，寻求自由独立的艺术。大街上的任何一人，只要他的作品有销路，整个公司都会为他忙活。没人会干预他的创作。如果他的艺术自由受到限制，他可以威胁离开公司投奔新主，他也可以选择成为个体户。

现在来看看这位自由艺术家。公司要求他为老板画一幅肖像，或创作一尊象征企业理想的雕塑，或在电视上为公司作宣传。艺术品的交易业已完成。他挣的钱并非红利，而是他服从管理的酬劳。“创作自由”经历了微妙的变化：艺术家及其理念，与公司利益愈相一致，他所享有的创作自由就愈多。他已然变身为御用艺术家——公司御用。

以上这一切与社会主义有何区别?唯一的不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家可以自由辞职，另谋高就。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家只能在国企及其分支机构的艺术部门找到饭碗。所有艺术家都是“国家”这问公司的雇员，而他们的同事(该公司其他部门或其他分支机构的雇员)则是他们的受众。

御用艺术家与自由艺术家、御用艺术与自由艺术问的区别一下子消失了。艺术家幸存与否的不确定性终结了。工资按时发放，租金已缴，三餐现成，安乐窝也给盖好。可惜，他们的创作自由也不复存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收获颇丰：作为国家的雇员，他们受到特殊的关照。他们的职位分等级，但无竞争：他们受控于国家权力机关，作为交换，他们同时获得了对受众一定程度上的控制。面对审美的棘手问题，公司不再保持中立。

国家社会主义的运营相当于一家大公司。它的纪律和它的自由，好比公司员工面对的纪律和自由。进一步说，倘若你去想象公司文化限制内，可实现的最大限度的“工业民主”，那么你会在现代集权社会主义社会中，找到几近完美的自由楷模。

是否审查制度保证了福克斯电影公司雇员拍摄出了符合公司利益的影片?是否制片厂的内部关系也需审查?是否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妥协和适当的自我纠正都可称作审查?是否公司录用专家时的基本考量——自觉的纪律、自发的鉴别和献身精神——都算作不自由?说到底，难道没有人发现自由只是必要的酬劳?

答案是肯定抑或否定，这无关紧要。我们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这种形式的审查，比那些消极的、对个人自由的外在限制要有效得多。国家代表了社会主义的超级垄断，沐浴在它温暖的羊水中——是雇员无法抗拒的诱惑。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再有其他业主存在。

两种文化的虚构

社会是国家的财产。艺术是社会的产品。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及政治热忱的部分，导向了艺术的国有化。每一位艺术家都是国家的雇员。所有的艺术都是御用的艺术。国家经济一跃到达垄断的顶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是全部资本的唯一所有者，是全体劳动力的唯一雇佣者。国家亦是知识的捍卫者和感情的监督者。

唯有经济独立，我们才能摆脱这种境况。政府高官甚至鼓励我们去这样做。党内文艺领域的实权高官捷尔吉，在1983年12月的一次发言中，对全国文化政策大会的与会代表们讲：“那些不被共同关心，没有艺术前途，以及不利于文化繁荣的艺术实验。应该由艺术家们白掏腰包去干!”可我们还惦记着增加外部资助。没错，我们可以试着用别的方式谋生，然后用业余时间来“做我们喜欢的事”。可要把作品传播给普罗大众，就必须获得国家文化机构的支持。非御用的艺术没有生存空间。

有时候我倒是希望回归那种老式的、直截了当的审查。老式审查的再度出现，至少可以证明艺术家还有可能保持自主和特立独行。可所有的报章杂志、所有的电影制片厂、所有的剧院、所有的画廊，全都是国家财产。艺术家又只能从国家财政那儿领到工资单。对于大多数艺术家而言，他们的创作离不开他们拥有的荣耀和影响力。也正是上述二者，安抚了艺术家的衷心、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自豪感。

那些相信审查官朱笔一挥廓出的官方文化高于一切的人们，无疑假设了两种文化的存在：御用文化之外，还有一种秘密的文化——创作者遵照艺术“永恒的天性”创造出大胆的作品。这种虚构蕴含了某种“真相”或“真实”。由此而论，文化本质上的内核还是自由。

清白的文化与国家社会主义的专横相抗衡。后者为了驯化文化，不惜践踏艺术家，扭曲艺术作品。如此说来，是审查把“自由艺术”变成了“御用艺术”。两种文化不断斗争，势不两立。

可惜，上述观点实为自欺欺人的乐观。将传统审查套用到当代社会主义艺术家身上的假设并不成立。我们必须痛苦地接受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化是自动自发的。当然，任何人都有权给艺术家的调适过程贴上审查的标签。诚然，审查偶尔也会很粗暴——不过被禁的小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数量可以忽略不计。蹊跷的是，我们的作品得以发表恰是源于此种干预。当然，如果没有我们的同意，审查者无权将我们的投稿加以改造。

当我试图寻找一个类比，来描述这种更为微妙也更为复杂的审查(艺术创作坊里时常发生的自我调整和妥协的过程)时，我忽然想到了报纸——编辑表达的正是这家报纸的集体意见。编辑部甚至可以要求最有名的专栏作家进行修改：这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事。同样的妥协过程也发生在一种文化里——艺术家必须为整个社会说话。谁会压迫《人道报》的作者?读着《人道报》成长起来的文明社会，并不承认两种文化的并存。

审查——自由一种

我们被比恐怖更牢靠的枷锁栓绑在一个由“进步”和“需要”构成的社会。我还算一个享有公开表达自己思想特权的人。不同于那些党阀。我是唯一一个能够自由评价生活的复杂性，同时又能在规训里游刃有余的个体。尤为可贵的是，我可以是主观的；可我毕竟是混艺术圈的，圈内人只应表达许可范畴内的主观意见。不用说，我遭到了限制。我身陷的困境，可以简单描述为被一圈带刺的铁网包围。可我不是古拉格监狱里沉默的囚犯。

我为何还没触红线?因为我还没被逼到死角。禁令在集权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于它在多元社会。在此处找寻禁令打破的泛泛不成文的许可，乃是于事无补。恰恰相反，在这里，禁令不但没有摧垮自由，反而催生了自由。它为追求自由的人们，提供了标准化的本能满足。至于艺术家，他们必须在发言或默许，充实人生或苟且偷生，隐退或集中营间做出选择。

我并非愤世嫉俗。摆在我面前的选项不是“诚实的艺术”或“虚伪的艺术”，甚至不是“好的艺术”或“坏的艺术”，而是“艺术”或者“非艺术”。我的专业特权对于我的选择而言，充其量不过是职业军人的持枪证。艺术对于我而言，比维持艺术独立的神话更重要。如此说来，我不是受害者。我真真正正属于这一代人。早在国家社会主义问世以前，科学家们就懂得享受组织带来的特权乐趣、安全感及影响力。而我不过是这些科学家们天然的子嗣。

从未有过如此暴虐的帝国，连同艺术创造的趣味一并抹杀。国家社会主义也未能抹杀这种相对的自由。这再次证明，相对的自由足以维持艺术的存在。即便服务于。五年规划”，我们的口号还是不计代价进行创新。

包括艺术家在内的单一社会的建造者，一度相信唯有军事纪律才能保持忠诚。时间和事实自然而然会导向解决之道：雇佣。

我在思考艺术家乖乖合作的内在需求。大型机构的雇员，在不知不觉中为这种内在渴望所牵引。一个雇员越是不可替代，就有越多人受其决策和想法的左右。这位雇员也就愈加热情地认同公司目标。毋庸置疑，他希望对这些目标拥有发言权。如果他要享受这份自由，他就必须尊重游戏规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这个巨擘没有竞争对手。雇员辞职意味着其职业生涯落下帷幕——告别唯一的自由。

审查——愤怒一种

我们越觉得同化是自然的，我们就越难对创作中遭遇的“琐碎审查”感到愤恨。毕竟，艺术家要代表社会，就必须接受社会对他的检阅。创作中，我们分分钟都明了自己生产的仅是零部件。只有通过了国家的组装检验，这些艺术作品才能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质量把关永远是关键，有瑕疵的部分绝不能呈现给公众。谨慎的工人和机警的管理者通力合作，顾全大局。

调适实属正常，但这个过程却可能引发焦虑。当艺术家遇到水平不如自己的人代表社会对他进行监督时，他的自尊心可能会受伤。“去斯大林化”之后，艺术家们和经济学家们一样，要求出台新的合作体系，担当更大的责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艺术不再为国家社会主义服务，或不再为其接受。我们并不反对政治家们保有对国有经济的操控和对文化的引导，但他们必须从落后的极权主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他们必须容许新兴官僚中产阶级(国有化的产物)实现自我。

在那些政治领袖没被此类要求吓破胆的地方(这相当可怕，比如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领导危机后的动乱)，国家的干预相对减弱了一些。由工作组和成功艺术家参与制定的指导方针，取代了上级颁发的日常指示。合作代替了独裁。权利缓解了隔阂。如今在美术、电影和剧院的董事会里，艺术家占据了多数席位。知名作家被任命为文学期刊和出版社的负责人；人们期待他们如业主般强势地管理这些部门。

一种新型的社会契约应运而生。野蛮的国家恐怖主义已经过时。新的共识满足了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它令国家干预沦为象征。大棒换成了胡萝卜。控制程度并未削弱，文化生产者并不孤立，这便也符合国家的利益。渎职、懈怠或腐败都会导致干预的发生，诚如大公司里股东的干预一样。

少许领域(诸如电影制片厂、出版社等)不得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怪诞的是，老式的市场审查成为了国家控制艺术的一种手段。这在如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创作机构占据了垄断地位，艺术家沦为雇员。

这导致了审查监督的腐化。审查日渐堕落成人际关系和个人偏见织就的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达成最终共识的环节变得愈发精细。这与我们工作的性质有关——我们的工作并非受制于宗教信条，而是为世俗伦理所左右。审查带来的压力不亚于高考，其令人愤慨的程度亦不逊于雇员们冲撞公司无休止的清规戒律。我们的老板们既不恶也不傻：公司利益最大化才是王道。

如果政治家们没有胆量提拔那些艺术界名流做顾问，麻烦就会不断。当新生代的理想被斯大林式的老一套挫败时，他们会感到沮丧。即便是有限的外部干预(比如消极的传统审查)都属过分，大概这些会使艺术家警觉其自我审查。何不将供应商与零售商间的关系，转化成和谐的伙伴关系呢?艺术圈少数的异议，可能会重新点燃自由主义者的不满——当然，它会凭专业分工的名义，以国家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

这种“斗争”，类似于一个老派监狱看守与一个拥有发达审美的人文社会改革者之间的争论。后者希望用专业设计师设计的手铐来代替锈蚀的铁链。监狱看守不能理解。改革者烦恼万分，他宣称狱卒不该干涉手铐的事，不用说，谁都会更喜欢不锈钢的手铐：好看又好用。

“我的工作我最清楚。”这是社会主义专家典型的抱怨。他们组成一支坚定顽固的游说团，来对付那些头脑简单的维护国家统一的人(虽说他们自己也还没有放弃拥护统一)。艺术家作为最敏感的灵魂，为何与这些偶尔棘手的“反对派”如此相异?

我是这个“游说团”的发言人。正是“游说团”使得极权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御用文化空前“多彩”，作家们更显“独立”。我将努力不忘那充满诱惑的真正“进步”——那是众多希望的根基。我同样不能忘记，自己之所以无力拒绝政府，是与先前文明的差距使然。

我的愤怒只是我希望得到关注的努力，我辞职的威胁也不过是喊空话而已。我对他们的成功敲诈到头来也以失败告罄。最终，我只得做出一个不可能的决定：我要实现自己不存在的自主权。我将冲撞我们文明中的经济、法律、政治、道德规范；我宣布放弃安全、成功和人们的尊重。可我仍无立足之地。这样的下场证明了这些手段的无效。

进步的审查

自主权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想法，就像到月球上去燃放篝火一样。在西方人看来，在东方似乎唯有暴力能阻止独立文化运动，也唯有勇敢之人才有胆量不顺从不屈服。拥有如此胆识的男女寥寥无几。然而镇压的减少却被视作逐步迈向一个更勇敢的文化。

这些不过是游客的乐观罢了。作为东道主的作家向游客透露道，他如今出版的这些东西，要是放在过去根本无法见天日。这巨大的进步在游客看来万分鼓舞。好好活着，并且写出父亲不敢写的东西，这确实很棒。然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我们能够摆脱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垄断。它不似一件衣服，倒是更像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生长在一起。这不会拉大我们与国家的心理距离，相反，我们对中央组织生活的熟悉度增加了。国家减少了禁令，却没有解除我们的镣铐，它只是将恼人的栅栏搬插到我们的自尊心上。它宣布放弃恐怖的鞭子，但仍相当巧妙地圈牧黎民百姓。我们的合作既是自愿的，也是非自愿的。

如今和斯大林恐怖时期一样，我们对于作家的考核来自于对其字句的考量——尽管这二者问可能有所出入。明智的选择并非没有。这是衡量员工成熟与否的关键。只存在“作家”与“非作家”，不存在各种各样的作家。编辑部依据他们的决定做出筛选。艺术作品乃是最恰当的判断根据。

职业作家深知一旦拥有了发言权，责任随之而来。他的写作必须既优美又实用：作家之为作家，乃是对二者的兼顾。若把这种兼顾看作简单的自我要求，那就大错特错。我必须胸怀国家；我必须学会献上我的全部殷勤；我必须在其位谋其事。国家需要这批特权专家既专业又成熟。一定存在对艺术家更为宽容的文明，但哪里能找到艺术家与国家如此这般的和平共处?

没人为我写书，为我画像，为我拍电影；节奏由我控制，文化设备无需申请，由我支配，听候调遣。我没有任务指标或截稿期限。我所有的工作规范只有一条：作品必须符合御用文化。

很久以前，艺术家们在快乐或愚昧的惊吓中，等待下达加速完成五年计划的一连串指标。如今，每个艺术家都是一名文化小吏。我们准备好自己的创新，竞标官方审美。在我们眼中，国家代表的规则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游说团组成的活动网络。我们跟它玩，我们知道如何利用它，我们将盟友和敌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中。今日之“审查”，乃是在审慎和包容的精神下行事。它不再无法无天。国家仁慈，艺术家也努力不去寻衅滋事。上级的宽厚与下级的温顺两相匹配。

当我们遇到不必要的限制时，我们甚至当着老板的面说：“我真不明白，明明是可以发表的，为什么不给通过?”遇到那些不够格的上司，我们甚至会公然表示愤怒。我们抢在下一套指导方针下达前改造自己。这并非一厢情愿。如今，国家社会主义的共识，乃是建立在专家、批评家、规划师、艺术家共同妥协的结果之上。

改进后的审查制度，不再要求我们提供完美社会的愿景或思想忠诚的证明。它仅仅需要我们真诚的参与。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维护社会团结。其容忍虽说不是无限，但也相当之大。其范畴不再以专制法令划界，而是取决于合作者头脑的灵活性。它的口号是：“只要你不反对我们，就跟我们是一路人。”这像一条空心麻袋，任凭艺术家往里填什么都不会将它撑破。

游客不明白，放宽条例可以加深同化。进步的审查无非是艺术家的自我约束。

社会主义文明之新基础

如此看来，“进步的审查”乃是大势所趋，尽管有时也会出现异议的微光与压抑的回音。

虽说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决策权，然而，当这些审查机构慢慢被庞大的艺术工厂所吸收；当它们陷入投资谈判，及创作坊领导、艺术讲师、批评家、电影发行商间的纷争时，独立的审查机构开始衰败。审查演变成为文化本身。

今天，我们不是分别在“创作”和“审查”两个部门工作。“媒介”和“信息”已合并为同一概念。天赋又一次成为了神圣的礼物，神秘的创作再度不受干扰。我们像在指定土壤里播种规定种子的园丁，还满心期待创造出奇迹。任何文化都是依靠自我复制得以延续。只有作为局外人，我们才能认清文化作为监狱的隐喻。

资本主义文化自由基于这样一个共识：市场需求乃是不可回避、无可争议的前提。艺术家可以表达仇恨，甚至攻击市场，只要他有销路就万事大吉。

这里，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财政扮演着和资本主义市场同样的角色。它是我们的文明对艺术进行压制或激励的基础，坚实且不可侵犯。社会主义艺术家同样承受着经济压力，只不过这种压力来自于政府。在这里，“许可”取代了“消费”。艺术为了生存，唯有承认其所在的系统——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两种文化皆依靠威压达成共识。然而，共识的内容却大相径庭。计划经济不同于市场经济，它不是那温顺的圣牛。它无法容忍轻蔑。不过，它倒是越来越容易接受批评和不同的意见，只要这些意见不挑战党的统治和艺术家的雇员身份。文人相轻，互相拆台。艺术家丧失了他们在市场经济中的独立自主，但却获得了其他特权作为补偿。

“昨日之自由不同于今日之自由，”社会主义文化政客满足地叹息道，“自由无法从一个文明传递到另一个文明。它不能支配价值。在每一个文明里，自由都以新的形态重生。只有那些无法顺利过渡的不幸者，才会幻想出更好或更坏的文明；文明没有好坏，只有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