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后窗 葛怡婷
在著名的纪录片《铁西区》之后，不少人希望通过王兵的影像去发掘当代中国一些被遮蔽的历史，从中读取某种人文关怀和社会价值。王兵并不想把自己框定在某个社会角色上：“我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也没有这样的愿望。在艺术创造里面，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呈现人生存的痕迹。但是我也有义务控制自己的欲望。”他只想用摄像机完成一个自然的、相对真实的呈现。
2012年，在第69届威尼斯电影节上，王兵凭纪录片《三姐妹》获得地平线单元奖
王兵代表作《疯爱》、《三姊妹》与《无名者》海报
早8点到晚11点，是人一天中最清醒的时间，也是湖州织里镇一个生产童装的家庭作坊里十几名工人的工作时间。导演王兵用一台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了工人们一天的生活与劳作，名为《15小时》。
正在进行中的本届卡塞尔文献展上，王兵是唯一受邀参展的中国艺术家，考虑到展览观众的流动性，他创作了影像装置《15小时》，观众可以自由地进入，选择待上一天、几小时，或是几分钟，与影像里的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
《15小时》挑战专注力。大部分镜头是单一的室内场景，偶尔会转向走廊。小作坊里十几台缝纫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工人们几乎不交流，不停地重复劳动，画面经常凝固在某一个工人身上，这一秒和下一秒没有太多区别，只是动作的循环、重复。看久了，会产生出门透口气的渴望。对于这些工人来说，这是被长时间忍受的生活，是已经被习惯了的周而复始的劳作，他们尽可能保持固定的姿势，希望单位时间内做出更多的衣服、裤子，获得更丰厚的报酬。
王兵告诉记者，他想呈现一段未经修饰的原始的时间，在生活的并行中，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某一个房间里，有一部分人如此生活：“他们不是新闻事件，而是一个日常。日常的东西都是被媒体、被人的注意力所忽略的。”
5月，南京四方当代美术馆集中放映了包括《15小时》在内的四部王兵作品。《三姊妹》153分钟，《疯爱》227分钟。《无名者》短一些，一个半小时，影片中从始至终只有一个旷野生存的拾荒者，所有人都等到字幕放映完毕才起身走动。
有一位观众坚持从早晨8点到晚上11点看完《15小时》，映后谈的时候，他说：“我想陪他们一天，看看他们是怎么熬过这一天的，我一直盯着那个片子不想放掉。这样一个群体被挤压到海底，大家看到不停地动作，是一个机械动作，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是一种条件的反射，强大的压力把他们压到海底。”
生活的循环
2014年，王兵在云南结识了几个准备去浙江打工的年轻人，他们说不清楚具体要去哪里，王兵决定和他们一同坐火车去看看，到了杭州之后拿到汽车票，才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湖州织里。
织里有着庞大的童装加工产业，全国百分之八十的童装都在这里生产。镇上有一万八千个家庭作坊，两间房就是一个小作坊，一家挨着一家，一条街贴着一条街，大约居住着三十万人。人们可以通过借贷和赊账的方式经营小工厂，筹到二三十万元的资金就可以立刻开工，这里不缺工人，也不缺设备。工人大多来自安徽、江西等长江流域的省份。这让以中原、东北、西南为主要生活区域的王兵感到新鲜，他决定留下来拍些什么。
让王兵最惊叹的地方在于这里的人特别勤劳：“不管年少的、年老的都特别拼命，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中间一直在干活，我们北方人做不到。真让我们去这样工作，可能就不干了。”
《15小时》 截图
织里像一个巨大的一体式工厂，有着完整的生产销售的产业链，又因为家庭作坊的模式，它的拍摄条件很自由。“你跟人之间可以很亲近。去哪家都方便，那儿的老板都是普通人，和工人没有多大区别，他们一样辛苦。”
工人的工作强度比《15小时》中所呈现的还要大，每天工作15小时，每周工作七天，只有一天晚上六点以后能够休息。每年的春节和六七月份放假，由于时间短暂，他们也不能做其他的事，通常赋闲在家，全年的收入基本来自织里。他们按件计费，每个人都拼命工作，妻子会在旁边督促丈夫：“你赶紧做，做得太慢啦!”
一个动作敏捷的年轻人做简单的打底裤，一天可以做六百条，做工的时候几乎看不到手部具体的动作，一瞬间就完成了所有步骤。他和机器的配合已经变得自然流畅，整个人常年都保持着紧张的状态。
“作为一个人，九个月没有私密的生活，哪怕是吃饭休息的一小时，还要做一些手工活。”王兵和记者算了一笔账，工人一年平均收入在五万块钱左右，动作快的年轻人可以做到八万五。这里的收入上看上去还不错，但很辛苦。
“这个时代实际上是经济在管理人，靠钱来控制人，而不是权力。”王兵理解那种全身心的投入：“经济让你毫不犹豫地付出所有。人们从偏僻的地方来到同一个地方谋生，经济把所有人都纳入这个体系，为这个体系所消耗，自动地进入到生活的循环。”
织里制衣工人的工作强度比《15小时》中所呈现还要大
拍摄《15小时》之前，王兵在织里生活了两年，和很多人成为互相蹭饭的朋友，他对这里的生产流程了如指掌，两年多积累了两千多小时的素材，完成了去年在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获奖的纪录片《苦钱》。准备拍《15小时》的前一天，王兵给其中一位老板打电话，问他是否能进行一整天的拍摄，老板很爽快地答应了。
拍摄中，有一位年轻的工人问他：“为什么要拍，拍这些有意义吗?”王兵只有选择不去回答。“对他来说，媒体上呈现的应该是新闻，是社会上比较特别的人，他觉得自己太普通了，没有值得别人注意的地方，在他的信息世界里，他认为自己是不重要的，但恰恰他是我想要拍的人。”
被遮蔽的人
《15小时》并非王兵第一次拍摄工人群体。1999年到2001年间，王兵用一台租来的DV，记录了老工业基地沈阳铁西区走向衰落的过程，三百小时的素材最终形成长达九个小时的影像，名为《铁西区》，分成《工厂》《艳粉街》《铁路》三个部分。影片从铁路开始，也从铁路终结。
火车缓慢而沉重地驶过颓败的街道、积雪覆盖的荒地，观众被带入一个工业文明的废墟。工人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被浪潮卷起，抛向了边缘和虚无。王兵记录下他们在滚滚浓烟和蒸汽中的劳作，无所事事的日常生活，在澡堂里私密的聊天、裸露，车间里的拌嘴和斗殴，记录他们脸上无可奈何又消极乐观的表情。它第一次向人们近乎完整地呈现时代中普通人的生存。
这也并非他第一次关注被忽略的群体，十多年来，他拍过云南偏僻村庄的留守儿童，遭受苦难的老人，还有黑夜中拥抱慰藉的精神病患、旷野中独自生存的拾荒者……他本人也长期游走于主流视野之外。王兵不介意自己的作品以盗版的方式流传，这也是它们与观众相遇的为数不多的途径。B站上《铁西区》全集的播放量达到了2.4万次。在这个年轻人聚集的视频社区，有人发弹幕聊起了自己的父辈，年幼懵懂时周遭的剧变，以及工厂子弟共同的历史记忆。当人们试图重构那片土地上的历史轮廓，《铁西区》或许是离真实最近的影像。
《铁西区》剧照
王兵有一种把自己的存在感降低到近乎隐形的能力。他不像一个手持摄像机的导演，更像是游荡在某个群体中的无名氏。摄影机有时候仿佛不存在了，简化成空气中的一双眼睛。它能够捕捉到人们最自然、最真实的状态，因为彼此无间隙的熟悉，被拍摄者通常对他的镜头毫无戒备。王兵把这种能力运用在此后几乎所有作品当中，你看不到任何激烈的表达和倾诉，没有故作深沉的语言，或是某种含义的上升，一切都是最真实、最诚恳的呈现。
他从来不在自己的电影里露面，也几乎不出声音，不和拍摄对象攀谈和对话。“我怎么有资格不断地和别人进行讨论，那种讨论有时候会变得很幼稚、滑稽。人家好好的，你看就够了，你能把他看得很清楚。如果你坐在那里夸夸其谈，你知道你的摄影机在干什么吗?你根本不知道。”
《铁西区》之后，不少人希望通过王兵的影像去发掘当代中国一些被遮蔽的历史，从中读取某种人文关怀和社会价值。王兵并不想把自己框定在某个社会角色上：“我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也没有这样的愿望。在艺术创造里面，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呈现人生存的痕迹。但是我也有义务控制自己的欲望。”
王兵14岁工作，在设计研究院十年，考上鲁迅美术学院之后，他厌倦了单位生活，决定不再为任何一个单位工作：“我不可能每天坐在那里白活一辈子，总要做点事情。我不想成为社会当中的某个角色，所以我忽略了我自己。”
“拍纪录片是我能做的事情。”王兵告诉第一财经，用摄影机去拍人物，拍不同的地方，进而获得在陌生环境里生活的可能性。二十多年间，他游荡在不同的土地上，从东北到西北，从西南来到东南，用两年时间建立一种生活，建立与人的关系，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建立新的关系：“我没有被定在某个位置上必须做一件事，我还能保持我的自由。”
王兵不会刻意寻找拍摄对象，许多影片的拍摄都是忽然碰上的：“看到了，就想拍了。”
平视的目光
去织里之前，王兵在云南拍摄了《三姊妹》《疯爱》《德昂》。去云南是因为读到一本乡土小说《神史》，作者孙世祥在2001年就去世了。2009年，王兵打算去云南拜祭这位早逝的作家，他对云南一无所知，尤其是滇东北，当他真正踏上那片土地，发现和想象中的云南完全是两个世界：“没有一个地区的山有这样的气势。气势磅礴。从四川盆地一跃而起，有时候我们在那开车，直上一千米，上到昭通是两千米。”
孙世祥把自己的坟地建在3500米的高处，三姊妹的家就在下面的一个村庄洗羊塘村。回程的路上，王兵偶然遇到了这三个孩子，他至今难忘第一次见到她们时心里涌起的那种强烈的感觉：“那天刚下过雨，天气放晴，两个小妹妹就趴在泥地里面玩。姐姐英英就在旁边，才七八岁，就要照顾更小的小孩。你看到的时候就有说不出的感觉。她的眼神很单纯，又带着期盼，那种强烈的感觉我一直记着。”一年后，王兵就去云南拍她们了。
《三姊妹》中的三姊妹没有母亲，父亲外出打工，她们不上学，每天放牛牧羊，干农活，相依为命
三姊妹没有母亲，父亲外出打工，她们不上学，每天放牛牧羊，干农活，捡羊粪，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艰难。王兵每次去都住在她们的二伯母家里，她们的家实在没有可以住的地方。影片中途，父亲把两个妹妹带走了。英英一个人坐在家徒四壁的房间里，一个人烤着土豆，呵着气，一个人吃，难以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孤独。屋子里是阴暗的，整个村庄空空荡荡，很多人外出，很多房子塌掉。王兵没有去消费苦难，而是以尊重的、安静的目光去交换一种珍贵的温暖。
影片临近结尾的时候，二妹忽然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这是王兵没有想到的。“她们就很自然地唱，我们就很自然地拍了。”剪辑的时候王兵犹豫再三，他不希望过于激烈地表达，希望尽可能平静地叙事，但当他仔细看这段影像的时候，还是决定放进去。
“老二在唱，妹妹就去咬她的腿，姐姐就说你不要咬我嘛，老二的那种笑容特别天真，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单纯的笑容，这首歌很多地方很烂俗。但是在这个地方是姐妹之间的嬉戏。特别单纯。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这是一个很苦涩的故事。但是这个笑容出现在这里，特别美。”
常有人评价他的电影总是关注边缘人，但他并没有觉得那些有什么特别，这和他一直以来的生活一样普通。小时候他生活在贫瘠的村庄，长大以后去了城市上学，这么多年来他对所有拍摄的环境和人物都不陌生。在每一段生活中，都和影像中的人共同生活过。“我的母亲现在还在农村，那些村庄我都去过。”
三姊妹 电影截图
“我不会想去表达过多的含义。尽量地让这些东西变得少，少比较单纯，一个人真实地在生活当中的时候，他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王兵希望自己能够保持简单。“当我选择电影的时候，我对电影的看法也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在电影里面制造故事、加强故事，什么叫好看?没有什么好看不好看。一个自然的、相对真实的呈现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人对世界的一个认知，我一直遵守这个原则。”
就像在《无名者》中，一个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人，选择离群索居的生活，王兵就这样平等地记录他的生存状态，他就坐在旷野，一个人待着吃锅里的东西，剔除了猎奇的成分。“我们人也就是动物。只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文明，建立了生活的秩序、需求和要求。但我们还是一个动物。我看到他夜晚坐在野地里，一个人很自然，大地是他栖息的地方，就这么正常。你会看到一个裸露的人，不被物质包围下的人。但是他也没有丢失一个人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