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坊将在七月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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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天花板 2017-04-06 21:56:12

来源:燃点 文:Ann


文 / Ann

译 / Jacqueline Liu



“好景不常在”,上海市光复路235号(近乌镇路桥)2016年11月11日到2016年12月10日


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最为迷人之处在于无论处于何种文化背景,读者都最终会问一个问题——哈扎尔人去了哪里?而了解更多语境的读者会展开更具创造性的发问——这是否与塞尔维亚存在隐喻关联?对于优秀作者而言,引出问题,显而易见,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艺术策展人,作为展览的作者,面对当下社会迷宫般的情境,又当如何发问呢?

奶粉Zhou,《喂咖仆逼特》,丙烯、喷漆于墙面,约1140(高)x 960(宽)cm,2016


比利安娜在上海双年展期间推出的群展“好景不常在”,没有带来任何的意外。正如她一直以来坚持的机构批判方向及工作方法,新一批尚未被当前主流艺术系统接受认可的年轻艺术家鱼贯登场。展览以一种原生态方式呈现,相关事宜及最后的画册都交由艺术家自行完成,强调了自治、交流、实验的合作态度,这亦是对2009 年策展人发起的“Mommy Project”(奶妈项目)的某种延续和隔空对话,以及自嘲和调侃后的再回应。


但不可否认,这也像极了一个长期田野调查项目的阶段性汇报,作品的罗列因缺乏整合与深度挖掘而显得松散随意。表面的多样性、正确性都因异质性的缺失而显得自我重复。比利安娜在长期的田野调查式的工作中,似乎忽略了一点,暗流汹涌的中国社会当下,其复杂性、矛盾性、多样性可谓前所未有,并彼此胶着,不再是泾渭分明。当代艺术生态也随之发生转变,远非十年前那般单一匮乏。由于跨文化、跨学科的紧密交流、譬如上海双年展理论剧场板块中那些大量与表演、戏剧、科学尤其是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关联链接的作品,以及无法忽视的媒体艺术、网络艺术、生物艺术等等的崛起,加之整个社会层面资本权利的重组,传统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的两极性对立已遭到挑战,当下的现状应该承认,各种边界在不断消弭、重建、再破除的运动中,不断偶发与生成新的变量,导致艺术不断超越原有界限,有力地撞击着原有的话语机构,今天的生态系统,早已是相互渗透,而非简单对立的局面。

朱建林,《成就》,装置,《好景不常在》展览现场,2016(鸣谢:艺术家和比利安娜)

杨圆圆,《在沉船上》,2013,进行中项目


正是在这种边界不断扩展的过程中,艺术家自我组织的能力在长期与机构、系统、资本的斡旋或是压制中得到空前爆发,他们建立非盈利空间、编辑出版物,或是组织展览甚至利用公众号,总之借助各种途径传播他们的思考及观念,活跃且颇有成效。譬如北京的箭厂空间、望远镜空间,武汉的扬子江论坛、广州的观察社、黄边站,以及上海的上午空间、激烈空间等等。此次展览中来自广州的艺术家林奥劼便是极典型的一例,从他最早与艺术家合作的“双色球”艺术小组,再到“观察社”空间的参与及运作,到去年与胡向前等人创办的广州画廊,参展作品”好朋友“以及“一个理想的艺术机构”,都从个人经验和生活日常入手,表达了其对于生活与艺术、权力与机构的幽默见解;而冯伟敬出品的“冯火月刊”、朱建林的“成就”也同样在微观层面带给我们鲜活生动的地方语境;与激烈空间共同成长的唐潮带来了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摄影”,通过将其个人影像创作与地方刑警的工作链接生成,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平滑面。


上述这些非盈利空间以及此次参展的部分作品,都共同体现出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思想对当代艺术生产所带来的影响。其中重要的游牧思想是对于权力、主体、理性三大现代性政治组成部分最为彻底的解构式批判,针对社会的变化现状把脉问诊,并逐一开出药方。德勒兹用其非理性的、不失浪漫的、具煽动性的理论表现出强烈的反中心、反总体、反组织、反权威化的抵抗精神,传统的“树状”

刘野夫,《小拉尔夫》,视频,2015,(左);《浮点》,单通道高清视频装置,2015,(右)

展厅三楼,李爽与钟嘉玲作品


思维被极富创造性的“根茎”思维取代,艺术家纷纷用生成逃逸线的方式躲避无所不在的编码,并形成网状式、四通八达的态势伸展蔓延。游牧思想以及相应的少数、块茎、平滑面、身份政治等关键概念,用它的无规则、无中心、开放性、偶发性等等彻底打破了宏大叙事的逻辑和秩序,并激发艺术家们在各自的实践中,在解构与建构并行不悖的动态中,生成出各自聚焦于日常微观的作品。


对于东南亚、中国尤其是上海而言,比利安娜的独特性不言而喻,她曾经是一位典型的“少数主义者”,并在长期的独立与疏离姿态中,通过策展的个体实践与“他者”视角,为当时单一匮乏的生态及时提供了一条通往打开全新通道的路径。她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表演及现场的策展项目,都极大挑战和建构出一种全新的观看与参与体验,譬如她最近在上海明园当代美术馆进行的《把一切交给你》,再一次刷新了观众对于“身体性”、“现场性”、“时间性”的认知。而2013年她与广州时代美术馆合作的《退一步、进两步》展览,她的工作方法与视角维度也都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正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差异”生成出比利安娜的 “逃逸线”,并成功的“渗透”进这些机构系统中。然而,生成不是一劳永逸,也不可能是已然形成的事物,也无法被定型,德勒兹提倡一种源于自身的差异,所谓生成就是生成差异。而生成少数主义也正是走向真正多元的新通道。比利安娜应当坚持自己的“少数”政治,并和中国当代艺术生态形成一种有机自然的共生关系—— “双重生成”。


作为文化“他者”身份出现的比利安娜,长期聚焦于东南亚当代艺术发展的调查梳理工作,以策应她强调坚持的机构批判命题。然而,今天的她如果还是仅仅满足于“交流大使”身份(当然,策展人可以是),继续挪用和批判性地再权力化于外部的欧美中心话语,而不是用创造性的策展理念和行动参与到当下艺术流变的过程中,那么,她将面临很大的挑战。事实是,当代艺术在寻求转变之际对于链接、生成的迫切性,远胜于简单的交流与呈现。对于第三世界文化的观察研究者而言,如果一直被单纯的机构批判所固化,那么无疑会如古巴著名策展人赫拉尔多莫斯克拉所言,“对当代艺术系统本身的批判都只能起到推进系统权立的作用。”如此一来,她/他自身便会成为对于整个艺术系统发生作用的有力构成。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他们精辟的精神分裂分析中,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和方案:“寻找你的黑洞和你的白墙,了解它们,了解你的面孔,你只能以这种方式来瓦解它们,你只能以此种方式来勾勒你的逃逸线。”献给所有参展艺术家以及策展人比丽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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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居于上海,长期从事艺术策展以及文化研究、批评写作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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