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李宏宇

《空山异客》有着迷人的环形故事结构，也有着超现实的因果逻辑。（剧组供图/图）

一个男孩拍完十场戏之后就再也找不到，钱当然也没法要回来。他们只好另找了一个挺有天分的孩子，重拍那些戏，拍了几天，这个男孩又问：能借我点钱吗？

18岁的湖南女孩姚红贵第一次坐飞机旅行，她的目的地是德国柏林。2017年2月12日，她主演的第二部电影《笨鸟》在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首映。《笨鸟》是在湖南益阳安化县的梅城镇拍的，这个十二万人口、四面环山的小镇是姚红贵的家乡，也是导演黄骥的家乡。

黄骥是八零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从一开始创作，她就回到了老家，一部剧情短片两部剧情长片，都在那里完成。下一部长片也一样——它将和《鸡蛋和石头》《笨鸟》一起，构成黄骥的“农村妇女三部曲”。

杨恒的新片《空山异客》在柏林电影节入围全景单元。杨恒的所有电影作品也都在老家完成，2003年他决定拍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槟榔》，就从北京回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府吉首，然后他结束了北京的飘零。吉首和周边的几个县成为他取之不竭的外景宝库，为数不多的演员也都在当地找。《槟榔》的男主角梁宇、田力是杨恒从一所中学找来的初中生，梁宇再次主演了《空山异客》，现在他已经是建筑业里一个包工头。

对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观看《空山异客》和《笨鸟》都需要看字幕——这两种湖南方言实在有点难懂。

它们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电影里没有城市的身影。国产商业电影里很难看到这样的故事，只有这些低成本的作者电影，把目光投向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现实。

小镇上只有老人和少年

动手拍《笨鸟》之前，导演黄骥有三年没拍电影，因为她生了女儿。“我自己是留守儿童长大的，所以我觉得孩子出生以后一定要亲自陪着她长大。”黄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笨鸟》的故事发生在当下，但讲述的是近二十年前黄骥自己的身心经历。少女林森快要高考，生活里却到处是困惑：父母长年在广东谋生，她一直住外公家，三个表弟也都是留守儿童，成天顽皮吵闹。班上几个女生常常霸凌她，她偷了其中一个女生的手机送给女友。她认识了同校的男生、派出所所长的儿子大威，她对性好奇，却不知到底怎样跟男性相处。多年未归的母亲回了家，忙着跟亲戚借钱，她发现林森有些异样，掰开她的腿检查她的下身。

“我高中的时候，我妈妈有八年都没有回家。偶尔一次回家也是像片子里林森的妈妈那样，就是回来借钱，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没有时间去做情感方面的交流，更不可能有爱的表达。”33岁的黄骥说，她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不超过十年。

“我得了‘皮肤饥渴症’，假使能拥抱温暖睡觉，与异性做爱又何妨？我被视为问题少女，其实只因久缺父母爱抚。然而我又如何能阻止异性对我的欲望？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经历，也是许多留守儿童的经历。”在首部剧情长片《鸡蛋和石头》的导演阐述中，黄骥曾这样写。

黄骥从来不惮于向外人讲述自己少年时失败的初次性经历。就像影片里的林森和大威的第一次，两个人无知笨拙，又不愿在对方面前显得无知，就都变成态度生硬。男孩不开心，女孩就觉得是自己的错。成年后她仍然对此无法释怀，这成为她创作电影的驱动力。她把这些成长挫折归因于留守儿童的情感缺失——母亲不在身边，没有拥抱，没有爱和依靠，渐渐地失去了向他人表达情感的能力。

电影里林森的外公，就由黄骥的爷爷“扮演”。电影在老家拍了六个月，拍摄到了后期，爷爷突然沉迷于镇上的一种养生讲座，很快花不小的价钱买回来两台净水器，要送给黄骥一台。

“老人们还是有一点钱的，但是小镇上没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花钱。”黄骥说，中国很多的小镇都是一样的格局，超市、手机店、网吧是核心商业构成。除了超市，老年人就没什么消费场所。“那些骗子公司就会对他们特别亲密，干爹、干妈地叫着，每次会送他们各种各样的小礼物，在情感上去取得这些老人的信任。”子女远离给留守老人也带来情感空洞，图利者趁虚而入。爷爷花高价买了很普通的净水器，黄骥想劝他去退掉，怎么说也没用。她把这一段也拍进了电影。

扮演林森的姚红贵是新一代的留守儿童。两岁左右她的父母就外出工作，她一直跟爷爷奶奶生活，后来也跟外公外婆生活了一段时间。她不善于通过言语或者行为去表达自己的感情，特别不习惯跟人发生身体接触，因为在记忆里，基本上没有人抱过她。她记得小时候爸爸有一次从外地打工回来，趴在地上给她当马骑，“这是他们最亲密的接触了。”黄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林森在学校里的戏，就在黄骥的母校拍摄。黄骥找了一些高中生来演戏，谈好戏拍完了支付报酬，没几天就有孩子来找他们借钱，其实就是预支片酬。一个男孩拍完十场戏之后就再也找不到，钱当然也没法要回来。他们只好另找了一个挺有天分的孩子，重拍那些戏，拍了几天，这个男孩又问：能借我点钱吗？

黄骥只能慢慢试着接受和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去给他们指导，他们得到的各种提示，可能都是来自网络。”手机是新一代留守儿童生活里极为重要的内容，“通过手机他们觉得自己知道了很多东西，同世界保持了某种虚幻的联系。”黄骥说，自己少年时想要离开小地方，去外边的世界，现在的孩子反而不太有这种劲头。“自己去闯的话，还需要跟外面的世界和那个世界里的人去碰撞、冲突，对他们来说挺累的。”

柏林电影节的映后谈，有的观众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孩子不能跟着父母去他们工作的地方读书。黄骥给他们解释，自己这个故事并不是要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某种意义上，这些父母去城市里工作，也是逃避家庭的拖累，获得自由……

姚红贵13岁时演了黄骥第一部长片《鸡蛋和石头》，拍《笨鸟》时她高三，现在她在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念大一，专业是影视表演。“开始的时候我的父母非常不想我念这个，他们觉得这个行当对一个女孩子来讲太不稳定了。”姚红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不是五年前跟着黄骥拍了电影，自己应该会和梅城镇的大多数女同学一样，在三类本科或专科学校学医护，“或者没上大学，在工厂打工。”她说。她的爷爷年事渐高，之前在广东打工的父母已经回到家乡照顾爷爷。

2月17日，《笨鸟》获得了新生代单元青少年电影组国际评委会特别提名。

《笨鸟》的女主演姚红贵（右一），现在在湖南某学院读影视表演专业。如果不是五年前跟黄骥拍了电影，她应该会和大多数女同学一样在学医护。（剧组供图/图）

拍艺术片，还没饿死

老六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从过去的兄弟那里听到故人的种种下落，他也见到过去的恋人，她从南方短暂地回来，即将再回南方，嫁给一个有钱的老男人。兄弟干的是刀口舔血的营生，老六遇到急事要用钱时，他卖掉了自己。老六拿着钱恍惚地走进荒野，又走到了他这趟旅途的起点。

《空山异客》有着迷人的环形故事结构，也有着超现实的因果逻辑。回到故乡的老六如同一个游魂，努力地想要寻找某种真切的记忆，然而所见之处尽是荒凉的废墟。“我也是从外面回去的，这可能是有一点因素，但不全是我的生活。”杨恒说，“但是我身边，我也知道好多人他就是那么生活，在外面晃荡了几年，然后又回去，回去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当初出去也没有太清楚的目的，可能就是挣钱。但是做什么事挣钱？可能抢劫挣钱，他就去干这事了。”

《空山异客》是标准的艺术电影，缓慢的长镜头，极少的对白；大量的留白和细节的隐喻，对艺术片爱好者而言可以反复玩味，对普通院线片观众则恐怕是莫名其妙。因此杨恒始终坚持极低成本的拍摄方式。

2006年他的长片处女作《槟榔》用3万块钱拍完，在釜山国际电影节获得新浪潮奖，奖金就几乎覆盖了成本。上一部长片《那片湖水》是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Hubert Bals基金获得两万欧元的资助，他又拼凑了一些，总共用二十多万拍完。因为基金资助不求回报，他的电影没有回收压力。

电影制作人杨城担任影片监制，为《空山异客》找到了机构投资，资金比以往宽裕，杨恒才头一次用上Alexa数字摄影机拍摄——过去他用的至多是广播级的高清摄像机，第一次用上跟组的剪辑人员和软件，第一次为电影节做了数字拷贝。“前期看素材，就感觉比过去好很多。“杨恒说。

低成本带来创作的极大自由，但以低成本的方式持续创作下去，并不容易。“大家对新导演比较宽容，比如《槟榔》在影像质量上有很明显的缺陷，但是别人可以忽略它。”杨恒说，“但是假如你第二个、第三个还是在低成本上去维持，你可以保持那个水准，但很难去进步。大的电影节会有技术质量上的要求，也就是成本的要求，你达不到的时候，别人也许会喜欢你的电影，但是你去更大电影节的可能性就比较弱。”

42岁的杨恒已经是树立起个人风格的作者导演，保持着每两三年拍一部电影的速度。真正的拍摄期通常只有二十来天，在剧本创作和后期之外，更多的时间花在找投资上。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电影资助力度收缩，不过近几年国内电影市场的繁荣某种意义上也惠及艺术电影作者。“一般来说新成立的电影公司还不会介入大型的项目，会愿意投这种类型的电影，希望能去电影节，做响品牌。”杨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我其实真不知道我平时是怎么混的，这么多年还没饿死。”杨恒笑着自嘲。在吉首老家，大家都不太明白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十几年前演《槟榔》的两个初中生，田力后来开过几年出租车，现在在某个单位给领导开车，梁宇已是建筑工地上的小包工头，都是更清晰确切的存在方式。

“我还是更喜欢拍自己的东西，”杨恒说，“假如是为了去挣钱，或者为了拍大投资，很早的时候我就有机会。那会儿没去做，到这个年纪再去，就有点不值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