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的风声:2016年华宇青年奖
发起人:artforum精选  回复数:0   浏览数:186   最后更新:2016/12/27 17:24:19 by artforum精选
[楼主] 毛边本 2016-12-27 17:24:19

来源:凤凰艺术 文:高士明


12月21日,“2016第三世界行动计划”暨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启动筹备大会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水岸山居会议室开幕。开幕式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发表重要致辞,会议由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主持。


此次会议,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亚际书院邀请来自世界各地近40位学者与思想家共聚杭州,旨在重新探究“第三世界”文化的思想演进与变化,并从这些演化中发展出多异的思想模式与知识系统,进而在全球新语境中为“亚非拉”找到重新奠基的土壤。


作为“2016第三世界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启动,与同期推出的“亚非拉现代思想文丛”出版计划,和为纪念萨姆·莫约与陈映真而举行的“后万隆时代的第三世界方案”纪念会,将与亚非拉重要学术思想刊物和社会研究机构展开实质性的联结,并就“一带一路”与全球化新模式、中国在非洲等议题展开讨论,共同为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构建课题库与未来工作规划。


“亚非拉艺术研究院”是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与思想机构,旨在为亚非拉思想界创造新的互动空间,寻找新的知识方式,克服殖民、战争与冷战在区域内造成的沟通障碍与思想困境,推动在知识生产层次上的连带与合作。其工作内容涉及数字典藏、研究、教学、会议、展演、翻译、出版等。


接下来,“凤凰艺术”为您带来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的开幕致辞全文——《“后万隆”时代的愿景与方案。


我们得在自己身上重新发掘出感情与智性,发掘出感受-理解-行动的能量,继而重新找回自我表达和自我改变的力量。这是“第三种力量”,促使我们去发明一种新的历史-技术哲学,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和新的生命政治,一种贯穿群我、打通身心的新的知行之学。

                                                   ——高士明



“后万隆”时代的愿景与方案

亚非拉艺术文化研究院启动筹备大会上的主旨讲演

——高士明



第一部分

▲ “2016第三世界行动计划”暨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启动筹备大会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水岸山居会议室开幕开幕式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发表重要致辞


2006年1月18日,“多中心世界社会论坛”开幕的前夜,一大群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家在巴马科集会,纪念万隆会议五十周年。此后,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巴马科倡议》,主旨是催生一个民众的、多元和多极的历史主体,超越南北方对立,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规则与价值观,于多样性中建构共同性。

又十年过去了,情况怎么样了呢?

▲ 会议现场


“多中心世界社会论坛”上,塞米尔-阿明等人已经明确意识到——万隆精神已经不可避免地失效了。在北方各国,左右翼围绕经济自由主义达成共识,用美国式的低强度的、简化版的民主取代了社会民主。而南方各国的政府则心甘情愿地放弃社会民主进程去听命于新自由主义,结果是,或者回到民粹主义道路,或者效力于帝国主义,无论哪种,都只能使民主失信于民。


去年我们举办了“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论坛,我因此认识了在座的许多朋友。在那次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我专门提出:老的国际主义不够用了,代表十九世纪团结精神的国际歌,现在只是在酒酣耳热之后或者在卡拉OK的包房中唱起。“万隆精神”也已经被全球资本的生产/消费体系耗散殆尽,民众在国与国的利益之争中,在全球市场的供需关系中被割裂,他们被转化成竞争者和敌人。人民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双重结构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战史的纠缠交织中分断与离散,在全球化的生产消费网络中不断分配与整合——人民的命运,正如艺术家陈界仁所言,是“全球监禁,在地流放”

▲ 会议由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主持,图为高士明发表开幕致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万隆之后,在21世纪的新形势下,难道只有“发展”和依照利益计算出的“共赢”,才能把我们重新团结起来吗?阿明所幻想的“第五国际”,那种新团结的依据与内核会是什么?


启动“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万隆书院”,我们有意识地旧事重提——重提亚非拉,重提第三世界,简单地说,就是要揪住不放,历史不能轻易错过。这个还未充分展开就已经被宣判失败的计划,是二十世纪未完成的历史、被错过的历史。在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交织互换的历史现场的背后,是殖民-后殖民、冷战-后冷战、帝国与帝国主义同时并存、彼此交织的历史结构和动力场域;而作为历史的动能和势能,尽管经过各种变异、覆盖和替换,“万隆/亚非拉/第三世界”在今天依然标识着我们日常生活和现实政治的根基,那不是琐屑而抽象的,而是具体地落实在社会现实火热的脉络连接之中:在巴马科与贝鲁特之间,金沙萨与开罗之间,或许,也在义乌、马德里与雅典之间,或者德里、墨西哥城与上海之间……。


重提万隆和第三世界,不只是希望在当前这个复杂的结构场域中,重新生产出关于“第三世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连接性知识的生产,重新生产出新的“第三世界”。我的意思是说,第三世界从来不现成,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博弈中,它随时闭合,方生方死,需要被无数次地重新开启,无数次地重新发明。对我来说,在这种反复的发明中,会出现一种转变之可能,就是去年我的总结发言中提到的——从“第三世界”到“第三种力量”。为了接续去年的思考,使我们接下去的讨论往前推进,请允许我做一番回顾。


▲ 会议现场


第一种力量,是技术、资本和那些构造出singular universality的企业及其金融王国,象微软、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以及国际版权体系等等。它们装扮成中立的、普世的甚至是自然的,因而是真正无远弗届的跨越边界的力量;它们支撑、主导并宰制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感知经验和感性结构。


这种力量是20世纪70年代与90年代资本主义重构的结果,也就是所谓的金融资本主义和资讯资本主义。

▲ 会议现场,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张颂仁主持会议


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信息经济、信息资本主义与全球性的社会不平等、两极化和社会排斥是纠结发展的。金融资本主义和资讯资本主义所造就的,是Manuel Castells所说的“第四世界”——不再是第三世界、也不再分“南北东西”,信息、财富和权利的网络把各地民众都连接整合在一起,地缘政治也在这个网络中被重组了。“第四世界”指的不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在这里被剥削都成为某种利益甚至权利),而是被忽视、被排除于全球网络之外的民众与社会。


四十年以来,技术-财富-信息-权利的网络已经建立起一种总体性全球治理,统治与压迫的形式与主题改变了,变得更加隐形。全球网络隐形了,统治和压迫我们的机器隐形了,我们不是在与某个外在于我们的“中心”斗争,不是要与束缚、禁锢着我们的那堵幻想中的围墙较劲,我们再也找不到明确的敌人。脸书、谷歌、阿里巴巴这些公司和社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它们所构造起的全球治理装置没有外部,它们无限地消隐于社会,公司已经成功地装扮成社会本身。压迫和剥削隐于我们自身,消融入我们身处其中并且乐在其中的日常生活,迫使我们作出选择——要么心甘情愿地让渡出自己的自由,要么必须与我们的自身性,我们的情感与欲望机制做斗争

▲ 会议现场,著名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Partha Chatterjee发言


第二种力量,是由知识界生产出的智性反思的力量。那些汗牛充栋的批判思想和社会理论,尤其是1968年前后,从“文革”和“越战”这两个亚洲事件所激发的全球性社会运动中孕生出的批判性左翼,包括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左翼话语、左翼知识和运动。


五十年前,两个亚洲事件——文革和越战——撬动了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想象,也改变了1968年以来的文化、思想和政治进程。但是其冲击在西方语境中发展出的,却是一系列新社会运动的“修修补补”。1968年西方那些关于“解放”的宣称,竟然跟后来的新自由主义相安无事(Iniva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我看来是第三世界失败的典型表征)。此处有许多问题需要追问:为什么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运动要左派却不要社会主义?为什么当年宣称的社会革命变成了各种NGO式的社会工作?为什么社会运动绕过了最重要的对社会政体的批判,转而给现行体制“打补丁”?为什么冷战之后,1968所生产出的斗争性的社会意识如此轻易地被整编入资本主义的景观治理?


就东亚而论,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各地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在知识界,有人或许会幻想将所有这些在地抗争连接起来,成为共同的斗争或者为了共同性(the common)的斗争。然而我们看到,在复杂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动力机制中,这些社会运动的诉求与指向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在我看来,这几年的社会运动并不是向着自由和解放进步,反而导向重新意识形态化,甚至导致了日常生活的政治化。那些以“文明社会”、“市民社会”名义作出的种种宣称,带来的往往是一个片面的政治社会,族群分裂、同志反目、斗争频仍,公共性表面打开实则冻结,表现为形异实同,同而不共,众而不公


近年来,基于西方激进哲学的知识左翼的危机已然表露无疑,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纽约,在台湾还是在香港,知识左翼在日益复杂的现实政治中日益失语或者失据,在最新的一轮轮“形左实右”的社会运动中,他们被轻易地收编,又被无情地抛弃。简言之,知识左翼在现实政治中是没有用的,因为帝国同时是左中右。


▲ 会议现场,著名社会科学博士Daniel Alejandro MATO发言


那么,什么是第三种力量呢?


在国家体制的政治操作,以及学术界、知识界的观念操作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正是我所说的“第三种力量”得以生长的土壤;因为它的复杂,也因为它的平凡,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中还远未现身。就目前来说,现身的还只是民众无名的身体。


21世纪初各地民众的“占领”运动与1968的运动全然不同,1968是文化人的社会运动,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而新世纪出现的历次“占领”的主体,则是被社会排斥的人群,是无名的多数,是被全球网络牺牲的众人。他们没有组织,因为没有计划,他们忍无可忍,却不知道去向何方,不知道该做什么?生活已经是“温水煮青蛙”,他们不得不爆发,他们为爆发而爆发。这就是新世纪以来四处“占领”的人群的写照,不同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运主体或1960年代的学运主体,他们预先被原子化了,他们甚至称不上集体。他们来到大街上、聚集到广场上,只是为了一种展示。哪怕这种展示产生了明确的政治/社会后果,如所谓“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称之为“革命”只是显示出我们语言的贫乏!),都只是一种非意图的副产品。集结的意义就是集结和展示本身,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我存在。正如已逝的伊朗导演阿巴斯的一首诗所说:“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我在这里。”

▲ 会议现场,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Monica Bruckmann发言

▲ 会议现场


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去召唤出这第三种力量,甚至还无法恰当地描述这种力量。我想到,韩国的白乐晴先生多年来坚持的“第三世界”,正是这种力量的源泉。他指出:我们讨论“第三世界”,并不是要把世界一分为三,相反,是要把分离成各个阵营、不同层级的世界,在民众生活的意义上重新统合为一。为此,我们就必须暂时搁置既有的话语和知识,扎根各个世界(无论第一还是第三)的民众生活和现实经验,从不同区域的民众生活、现实感觉以及社会意识的连结中,去发掘出一种新的知行合一的力量,第三种力量。


万隆会议之后六十年,我们再次出发。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打通1950年代以来形成的多种“体制”,接续起那些被错过的、未完成的历史计划,那些“第三种力量”的潜在历史。通过这“打通”和“接续”,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这股自上个世纪遗传下来的历史之势能,这无名的诸众在场的力量,这被错过的、未实现的历史主体的力量。要真正理解这种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去“打通”和“接续”,从十月革命到万隆,从文化革命到花朵革命,从1968直到今天,在这百年来的生活史、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进程中,我们要为复杂、矛盾而多变的20世纪补写一份宣言!


第二部分

▲ 会议现场


记得在2012年亚洲思想界大会上,Jomo Kwame Sundaram的讲演标题是——“帝国主义存活无恙,但依然在进化中”。我很认同这个标题所传达的信息。经过漫长的二十世纪的演进,资本主义已历经几次迭代,呈现出新的升级版本和运作形态,简单地说就是——从剥削发展到剥夺,从压迫变成替换,从占有转为支配。


资本主义所代表的不止是意识形态-治理技术、而且还是生活方式-知识方式;从软体到硬体,从coding到governing,它宰制着不同区域民众的日常生活,渗透入社会肌体和生命政治,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习惯与梦想方式、欲望结构和情感结构。在最近的三十年中,资本经由生产关系对人之劳动价值的“剥削”,已经转化为生命政治层面上对人之能动性的“剥夺”。技术全球化+跨国资本构造起全球性的占有和支配,我们每个人的现实处境都是“全球监禁,在地流放”。这种情况下,所谓“解放”不再是从禁锢与宰制中挣脱出来,也不再是惯常的反压迫和反控制。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个自由的外部,大卫-哈维所说的资本的“空间再生产”、熊比特说的“创造性破坏”,已然建构起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这种新形式的统治中,权力的领土逻辑和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完美合一,帝国主义与帝国同时并存。

▲ 会议现场,中国台湾中研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朱云汉发言


在这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争夺的不再是占有权,而是支配权。生命政治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压迫,而是替换。从压迫到替换,就是用假肢替换并废除你的器官——不是你缺失才做了假肢,相反正是这假肢把你变成残废。我强烈地感觉到——当代艺术、民间艺术、各种学科化知识以及大学建制本身,恰恰是我们当代人政治、伦理、感性的假肢,是现代性的代价。


全球资本的创新统治不再需要通过压迫和榨取,因为主宰者已然隐身,我们再也找不到可以反抗的敌人。在这新统治中,起作用的是消费主义政治的替换的逻辑:你要社会革命,就给你替换为社会运动;你要社会主义,就给你替换为知识左派;你要的生活发展的自由,被替换为自由市场的自由;你要媒体自由,却得到自媒体;你召唤民众的集结与现身,获得的只是社交媒体的朋友圈;你本来应该是文化的生产者,却很自然地变成了消费者;你想成为战士,却只是成为了演员……

▲ 会议现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赫伯特·雷曼政府管理教授Mahmood Mamdani发表演讲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界与艺术界如何联手克服这一新统治的剥夺和替换?我并不相信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所说的——彻底地无产者化可能产生解放的潜能。我们必须学会真正去面对无数人的现实经验与命运。因为我们无一例外,都是些被日常生活的生产和消费耗尽并替换的身体,被琐碎的日常生活磨平、击败了的个人。我们得在自己身上重新发掘出感情与智性,发掘出感受-理解-行动的能量,继而重新找回自我表达和自我改变的力量。这是“第三种力量”,促使我们去发明一种新的历史-技术哲学,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和新的生命政治,一种贯穿群我、打通身心的新的知行之学。

▲ 会议现场,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国际研究敦胡先翁主席JOMO Kwame Sundaram发言


同仁们,人类进入21世纪已经16年了。从911,到全面“反恐”,从次贷危机到占领华尔街,从“太阳花”和“雨伞”等各种或左或右的“占领”,到伊斯兰国再到所谓“阿拉伯之春”,从“愤怒者”到“黑夜站立”,从欧洲移民潮到英国脱欧,从斯诺登事件到最近的特朗普当选……,通过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我强烈地意识到,21世纪已经逐步奠基,新世纪的“意境”已经初露端倪。然而。我们对此意境却还没有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媒介更新了,社会治理与社会运动的方式改变了,民众集结的方式改变了,散布和接受信息的端口改变了,民主、民粹甚至政治本身的意义也改变了。改变已经发生,改变的力量已经浮现,可是,我们准备好了吗?


以上这些,是我最近一年中常常想到的,我期待着通过诸位同仁的思考和论辩,更重要的是通过未来的长期合作,可以尝试着去思考这些改变,去理解这个正在自我奠基中的世纪。出于以上这些思考,我们为这个研究院增加了一个很矛盾的体制外命名——BandungSchool:Another World Project——“万隆”的现实性(或者相反)和“异世界”的非现实性(或者相反)所构成的张力正是其中关键所在

▲ 会议现场,全体嘉宾合影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能够聚集各地知识界同仁共同分享思想运动经验,同时就研究院的愿景设定、问题意识、组织框架、运作方式提出宝贵意见。作为艺术工作者,我更期待着我们可以联动思想界、艺术界的多方力量,在“讯息-景观-资本”的多重现实中为我们的感受力拓展出一片新的田野,为我们的创造力开辟出一个新的战略空间。在这片新的田野和空间中,让“万隆精神”得以重新发明,让“第三世界”在当下的新现实中重新奠基,并生长出“异世界”的花朵。


关于作者

▲ 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高士明


高士明,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已出版的学术书籍包括:《视觉的思想》(2002)、《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与地缘政治视觉报告》(2003)、《与后殖民说再见》(2009)、《巡回排演》(2010)、《胡志明小道》(2010)、《一切致命的事物都难以言说》(2011)、《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2012)、《后殖民知识状况:亚洲现代思想读本》(2012)、《进程》(2013)、《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2014)、《三个艺术世界:中国现代史中的一百件艺术物》(2015)以及人间思想集刊和丛书等。


关于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

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与思想机构,旨在为亚非拉思想界创造新的互动空间,寻找新的知识方式,克服殖民、战争与冷战在区域内造成的沟通障碍与思想困境,推动在知识生产层次上的连带与合作。


活动信息

“2016第三世界行动计划”暨亚非拉文化艺术研究院启动筹备大会

时间:2016年12月21日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 象山校区水岸山居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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