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把事物分为“自在之物”和“现象”，从而划分了一个认识的界限。我们通过眼、耳、鼻、舌、身、意，通过感性、知性、理性，可以为现象立法，但是自在之物我们进不去，不能通过它们来认知。这就给世界留下了神秘主义的通道。

可以说，东方智慧的体验就是从这个部分开始的。

为什么通过这种体验，就能真正的进入事物内部呢？因为这种体验是向内的，自己也是这个世界的客观存在，他又是认识主体，所以我们进入自在之物的唯一可能就是进入自己。进入自己不能用理性思维，因为那还是主客二分的，还是把自己当客体，就还仅是到达现象，跟认识其他事物一样。

东方智慧的儒、释、道，包括西方后来的存在主义，都有一个类似“我心即宇宙”的命题，大意就是这么回事。

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当“境界”提升了，就能体悟到这个认识主体的“心”与认识客体的“心”是一致的。如，阳明心学中的“心即理”“心外无理”“汝未来看花时，此花与汝同寂，汝来看花，花与你同时明白起来，可见此花不在你心外。”慧能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等等。

量子物理证明了波粒二相性的存在，距离证实物质的空性又进了一步，如果科学沿着这个方向走向极致，那么，对这个本质上并不存在的物质世界的真实体验，就只能用禅宗的方法，去如实证悟空性。由此，东方“境界论”才与西方“本体论”达成一致，才使境界不仅仅沦为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或古典式玄学的谈资。

可是，禅宗究竟觉悟的社会化部分，恰恰也是它最易被败坏、扭曲、庸俗化的地方……

“我心即宇宙”并不是容易的，是更加困难的一种高度。它的一个前提是万事万物在究竟处都是通达的，而这个通达绝不会在欲望的层面显现，即不体现在感官和知识的层面，恰是在所有这些虚假意欲被摒弃和超越了之后，才能到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境界。

然而，当它不显示在这个高超层面，却不断被话语消费，打着“顿悟”“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这种唯我论的说头在现象中为一己之私欲争斗，那么，从社会总体的利益分配规则出发就会出现很多麻烦。禅宗是不讲理的，因为其目的是觉悟，觉悟是超越了现象的，这就首先要摒弃世俗的名利权色。其败坏之处，正是在凡俗层面打着“不择手段”的旗号冒充智慧，这种所谓的变通，其实就是在为自己不和乎秩序和不合乎公共利益的获取做托词，成为愚者耍无赖还特有理的借口。

电视剧新版《三国》里曹操终于被塑造成了一个超级无赖，一群怂货又无限追捧，这是庸众、群氓对有权位的无赖的谄媚，对败坏了的东方智慧的认同。以此为基础搭建起的“实干”，不过是以武断的态度去实践一种隐含着的败坏，使东方智慧滑落为“权术”的代名词。

当然，按照禅宗的思维，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只能以你的方式进入你自己，也不能随意猜度别人，哪怕它看起来是不义的。因为，他在你看来的败坏处，也许是出于其他方式的修行，或修行成功后的特殊入世之法，用以解决特殊问题。这也就是禅宗最无厘头的地方，也是它不能也不应该被直接社会化的地方。

禅宗作为一种传统，讲究以心传心，讲究变通，但一定要知道，其目的是究竟觉悟，是要通达到自在之物的。

在另一个维度，西方的启蒙思想则是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观念基础之上的凡俗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