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维特根斯坦》剧照

哲学与文学、艺术不同之处，是它的工作本身就是要把真理直接揭示出来。文学或艺术及一切的现实创造，无不是在形式上下功夫，因而必然会受限于其所处时代，不断发展、进化、改头换面，这也是它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哲学也讲究形式，比如要揭示出思想的形式。罗素说哲学亦是受限于时代，是社会性的产物，这是正确的。但哲人的终极目标，绝不仅仅是要揭示形式，反映时代这么简单，哲学那几近荒唐的野心是要追求真理的。

聪明的人相信，真理是永远把握不到的，这是正确的懒惰。非常正确，非常油滑，也非常平凡。反之，不断向着未知前进的人，总会遭受庸众的嘲讽，因为“探索”几乎是“失败”的同义词，顺应则必然安全、舒适。

哲学经典可以不断重温，是因为它或是通往本质的那条道路。文艺身处现象界，过去的经典可以参看，从中寻找到一些普遍感觉，但更可以不看经典，艺术那动物凶猛的变化使“过去的”几乎等同于“作废的”，一部现代艺术史足以证明，艺术上的创造可以山崩地裂。因为，艺术毕竟是形式，过去的形式不能要求未来的形式在结构上受制于它！

我在繁杂的哲学原典中选择了三部经典，并认为它们是能够代表不同层面与不同思维之最高点的哲学著作。三部经典分别来自印度、中国与西方，原典语言为梵文（印度人）、中文（汉人）、德文（日耳曼人），三部经典都非常的薄，却是可以反复研读的。即，释加牟尼的《金刚经》，李耳的《老子》，维特跟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金刚经》是印度式的，是属于彼岸的；《老子》是中国式的，是属于人间的；《逻辑哲学论》是西方式的，是属于外星的……

《金刚经》从头至尾都在讲终极问题，它是反向追溯的典范。现实中，我们每次发力，无不是感觉器官和思维能力的用功。那么，其受限处，也就是感官与思维的顶点。印度人一定是沿着意志的道路走了很久，同时又有着高超的悟性，于是，佛陀选择了反向用力，即取消眼、耳、鼻、舌、身、意的作为，既不是“这样”，也不是“不是这样”，然后你能“怎样”？还能怎样，无非就是一场空。《金刚经》的终点和新的起点都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沿着矛盾运动着的世界向上追索，就会发现这一切本是无从解开的。《金刚经》无疑是给出了一个终极的预设，它在矛盾中超越了一切辩证的矛盾，在变化中超越了一切现象的变化。它是属于本体论的，告诉你世界的本体是什么。它也有认识论，有思辨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一种人生观，因为知道了宇宙与生命的真相，于是符合它的用心才是正确的。要“心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因为“凡有所相皆是虚妄”。印度人思辨性很强，佛教有因明学的逻辑训练，可以通过正确的推导，告诉你通往真理的一般原理。但印度人又不沉迷于逻辑，因为知道思维的有限性，于是将更大的能量用于实修。佛教对于中国人而言是舶来品，如后来的民主、科学一样，刚进来时都引起过轩然大波，这要归功于理论的强大。中国本土的道教学说理论不行，于是佛教一踏入中原，其势头便压倒了道教，道教于是拼命的向佛教学习理论建设。“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非常悲观的，没有悲剧意识的民族是难以真正具有穿透力的。希腊人和印度人有这样的悲剧意识，并乐于传达悲观主义的精神，这是很伟大的。

《老子》是指向人间的，李耳也有彻悟，但同时又是老道的、精于世俗的。如果佛陀是一定要到达彼岸，庄周是彻底的出世超脱，二者都带有某种悲观的痛楚，那么整部《老子》给人的感觉就是高超的智慧和极端的绝情。作者一定经历过很多事情，伤过很多次心，且生而就有形而上学的天赋，善于将感受到的具体问题抽离出原理，但又看不出他对永恒彼岸的直觉与向往，于是冷漠的用玄学语言做出精粹的文字描述，随即转身离去。用佛教的轮回说比拟，李耳还身在六道，但境界已是类似天道，摆出向下俯视芸芸众生的姿态。他告诉人们，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没有确定的事物和语言，都在纷纷的相互转化。若懂得了这个规律，你想要什么，就要释放出不想要的信号，你想变得强大，就先要装得弱小，如果你不想在强大到顶峰的时候被自然规律削掉，就要尽可能的让自己一直处于下风。柔弱是非常好的，因为从更有远见的视角看，主动的弱小比在强大中爆炸来得长久而划算。这很像是一个力学的游戏。外一句，中国人对自然的理解并不像西方那样用牛顿力学的机械原理去解释，再像西方某些史学家一样，将这种机械原理的物理学意识带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之中，而是反过来用人性化的感悟去理解自然，将自然与社会融为一体。这种“不分”的思想，使中国没有科学思维，也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人治状态，从上到下养成了论资排辈、迷信权威，却不追求确定真理的独特意识。《老子》大量内容指向世间政治，这表明了李耳思想中的凡俗性。《老子》的辩证法，在西方的辩证法看来是只有循环而没有进步的，但若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在循环中进步也许只是局部的错觉。《老子》是中国典籍中为数不多的涉及形而上学的重要著作，因而可以说它是中国哲学中最接近哲学本质的经典。

在西哲史上，维特跟斯坦是个出类拔萃的天才，它受到在早年自诩为天才但一文不名的叔本华的影响，而叔本华又是受到康德的严重影响。因此，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倾向，无疑与这两个人有关系。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的，即用语言逻辑的方式思考问题，用符号的思辨为事物找出同质性，使它们符合思维的规律。之所以说维特根斯坦是个天才，从作品而言，无非源于三点：一是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思维推向了最顶峰，并反过头来质疑理性乃至科学本身，提出对神秘未知的敬畏，这条路是康德、叔本华，甚至部分古希腊先哲曾走过的；二是他做到这一切，并不是如康德那样在孤独与痛苦中穷尽一生去思考一个问题，最后写出厚厚的大部头著作，而是用他数学家半路从事哲学的思想，以轻巧的数学式写作将理性主义哲学终结掉的；三是他在后期开辟出了日常语言的新哲学天地，亦有其建构性的一面。我之所以称《逻辑哲学论》是外星的，是因为他将人的某一个特有的方面推向了极端，就是纯粹的思维，这个东西是地球中的其他生命所不具有的，人类称呼它为理性，而理性的极致就是数学，用数学这种极其单一的思维方式去解决哲学问题，乃至使《逻辑哲学论》的结尾部分引申至那不可说的人生意义、审美等高超领域，这难道不像是某个外星生物在审视和敬畏着人类物种吗？维氏在这部书中的经典桥段是，凡是可以说的就都能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理性与科学的终点是外星思维能达到的界限，界限之外是人类热乎乎的生命和宇宙空洞洞的本质。如果释加牟尼在涅盘的彼岸，李耳在六道里的天道，那么，不妨可以将维特根斯坦比作思想上的阿修罗。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代表了整个西方式思维的制高点，同时，它的著作又那么的古灵精怪。它在西方哲学的终点之处，连接上了印度思维的起点，大大的划了一个人类感知世界的闭环。

这三部非常薄的经典，浓缩了不同文明版图中最优质的思想，不断地回溯它们，绝不是要在形式与制度上复辟，而是强调作为一个现代人亦要存有对本体界的感悟之心，乃至对茫茫未知的敬畏之感。在本体上学习古人，在形式的创造上叛逆古人。在终极问题上向后看，在其他一切问题上向前看。生命的体悟可与任何时代的精粹思想相合，文学、艺术乃至社会制度必须不断批判、创新、改革。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不会仅仅停留于《金刚经》的一般叙事与诵念之中，读《老子》的时候才不会被它的愚民政策所误，也不会成为《逻辑哲学论》思维导图下的符号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