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摄影――杨延康的视觉信仰



看到杨延康的照片时，我沉默了。


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吧，我去深圳《现代摄影》编辑部，和主编李媚商谈一些稿子的事。当时杨延康在那工作，但并不做摄影。他不太说话，脸上总有一种简单的微笑。其时我并没有和他深谈过，交往也是浅浅的，总感觉到他在干活，做这做那，忙着。


后来，我去《现代摄影》时，见他越来越少了。显然，他在干别的活。再后来，干脆就见不到他了。问李媚，才知道他去拍照了。他要当一名摄影工作者。


《现代摄影》成就了好几个摄影家，现在都很知名。我说的并不是那些在《现代摄影》上发表作品和文章、也就是说通过《现代摄影》出了名的人们，而是那些在这家注定要留名摄影史的期刊里工作的人员，他们开始时并不是作为摄影家调来的，而是别的原因，然后，干着干着，就干起摄影来了。再然后，摄影出名了，于是就离开了《现代摄影》，成了名符其实的影像工作者。


韩垒刚调来时是做版面设计的，做得相当出色，让《现代摄影》有了一个独特的平面形式。后来他拍照去了。现在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韩垒曾经是个平面设计家。


杨延康也是这样，刚来时是做发行的，也间杂着做些广告和印刷之类贴补杂志的经济活。做着做着，就迷上了摄影，去拍照了。而且一拍就不能自已，从西北农村拍到南方沿海的麻疯村，再拍到黄土高原上的天主教信仰。


后来还有一个亚牛（很多人叫他亚牛，反而不知道他的真名了。他叫陈庆军），在上海学设计，毕业后来《现代摄影》做设计，后来也去拍照了。现在亚牛是《南方都市报》驻深圳记者站的摄影记者。


我大约从八十年代中就开始为《现代摄影》写稿，并逐渐帮着做些编辑上的事。我强烈地感受到，《现代摄影》在李媚时代，总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魅力，有一股奇特的气味，让那些在杂志社工作的人渐渐的不那么安心，渐渐的也去拍照了。韩垒声称自己是为了摄影才愿意来《现代摄影》做版式设计工作的，所以他很快就不安心呆在案头了。阿牛也有这种状况。


我没有和杨延康聊过他从事摄影的动机。反正，他在《现代摄影》这个环境中呆久了，每天都嗅到了影像的气味，呼吸着飘散在编辑部里的奇特清香，然后就去投身摄影了。


杨延康一拿起相机就加入到纪实的队伍，这说明他没有任何唯美的负担。对他来说，寻找一种纯粹的影像感可能更重要。他希望镜头有一种穿透力，而这种穿透力显然来自对象，而不是来自个人的幻想。所以，杨延康一开始就对底层的生活感兴趣。


但是，直到某一天，他和几个朋友来到了广东沿海的麻疯村，我想他才找到了真正的感觉。他所目睹的对象告诉他，什么叫生存，什么叫生命，什么叫忍耐。显然，是现实的力量而不是别的什么，让杨延康的镜头变得尖锐了，让他在影像中找到了一种表达尊严的黑白形式。像阿勃丝那样，杨延康在可怜的麻疯病人的日常生活中，在那些陪伴着苦难人群的护理人员的表情与动作中，找到了人类尊严的普遍意义。


麻疯病人们不为人知的生活常态揭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信仰。人们的尊严是靠信仰来建立的，否则很难想象他们能战胜生命的脆弱。人们之所以没有被击垮，就是因为他们通过信仰获得了永恒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抛弃苦难而达到平静。所以，当杨延康在西北贫穷的农村看到宗教的力量时，他的心灵再一次被震撼了。


他发现摄影不是拍照那么简单。摄影是一种体验，对尊严的体验，对信仰的体验。


随之而来的对乡村天主教生存状态的影像考察，让杨延康完成了一个根本的转换，把影像从视觉层面转换到了信仰层面，让视觉成了信仰的载体。于是，拍摄对于杨延康而言，就成了传达信仰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式，拍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种信仰行为。信仰与拍摄合为一体，体验就升华为对人类生存的宗教性感悟。


    我之所以对杨延康的影像产生了沉默感，并不是说我无话可说，而是相反，我从他的影像中，发现了比语言更重要的价值。当我明白杨延康的视觉与信仰的转换关系时，我觉得许多评价成为多余，除了体验，我们真的无须再说什么。面对信仰，面对由信仰而产生的体验，我们在沉默之中，所得到的，肯定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述的。

    相信杨延康也会同意我的这个判断。

作品简介:　　亚洲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　　1289年，意大利神父约翰?孟高维诺把罗马天主教传入中国以来，有关他的故事一直在延续。　　地域辽阔的中国，约80%的教民生活在农村，农村的生活条件、自然环境都相对的贫困和恶劣。陕西的乡村是教友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选择这里进行拍摄工作，是因为我熟悉这块土地，热爱黄河流域上勤劳善良的乡民们。信仰之人，有比物质更为重要的东西——精神信仰，我报道的乡民们，用心灵祈愿来战胜克服人为的、自然的困难，他们用情感去体会“神贫有福之人”，用身躯去筑建一条通往天国之道路。新世纪的第一个12月,陕北已经十分清冷，在陕西北部乡间的教堂里，刘文林神甫和修女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把带来的衣服都穿上了，还觉得冷。可是，当人们都聚集到教堂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有的人都在与我打招呼，我也与所有的人拉家常聊天，心里充满了幸福和自在。在这里，不会有多余的想法，只有这些陕北人实实在在的心。这里虽然贫困，但这里有爱，有尊重。　　来做弥撒的孔家沟教友接我去他们村。十几个人坐上颠簸的拖拉机跑了20多里山路，阴面的坡梁上还残存着未化的积雪，前面是无尽的黄土，无尽的沟沟梁梁。孔家沟一百多号人口中，有十几位教友。晚上，我和刘神甫住在王玉富家里，王玉富的母亲瘫痪在床已经有几年了，她希望天主能治愈她的病。刘神甫耐心地比喻来比喻去给老人家讲道理，告诉她疾病还是要靠吃药来治疗。可是老人家就是不明白，既然天主是万能的，造天地万物，为什么就是不能治好她的病?　　月亮从梁坡升起以后，月光洒在窑洞前小院里。刘神甫一遍一遍地教大家唱着圣歌。　　有一次我和刘神甫约好，步行十几公里到高跃乡去看望一位教友。黄土高坡上，翻不尽的山梁，脚下仿佛有走不完的黄土。汗在厚厚的毛衣里变得冰凉。眼前只有单调的黄色的土地与蓝色的天空相接，大地上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生机，让这漫长的路途愈发乏味。　　3个小时以后，看见高跃乡。强烈的阳光下老乡们在收获玉米。61岁的琴老太太是这里唯一的教友，并且中断了很长时间的信仰，刘神甫就是专门为她而来的。　　刘神甫是我认识天主教这么多年来最敬重的神甫，他在自己管辖的教区工作已经很忙了，完全没有必要为一个中断信仰几十年的老人而那么辛苦。　　记得在一个旧教堂里看到过一句话：困难越多，它所产生的祝福也越多。刘神甫就是面对着种种困难，在贫瘠的教区里为广大教友们传播着信仰和祝福。　　2002年夏天，小麦就要收割，我接到陕北的电话：刘文林神甫在一次传教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我的心变得暗淡了，曾经我跟着刘神甫在黄土高坡上走过多少村庄，在沙漠深处的农家小院里，在同一个炕上度过多少个夜晚，我深深知道百姓对他的爱戴。　　在陕北，我参加过不止一次的葬礼，但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如此让人心碎的葬礼。教堂里，刘文林静静地躺着，微笑着像睡着了一样。伤心的教友们悲痛欲绝，如同送别自己的亲人。　　36岁，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他把十几年的青春都用在去献身去理解他的信仰，在神学院读书，然后是服务于他的生活的大地，安抚和慰藉那些无助的人们。　　我模糊的视线穿过小教堂的小窗，向远方飞去，寻觅什么？我在问自己。　作者介绍：杨延康,自由摄影师，法国VU图片社签约摄影师。

时间 在那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