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世界

“莫斯科不再相信谁的眼泪，

她也不会再相信谁，

曾经英俊的少年，

他的年华已不再”

▲1991 年的莫斯科肖像

▲2011 年的莫斯科肖像

ArtWorld：请问《莫斯科计划》最初是如何展开的？1991 年以前你们去过莫斯科吗？

Alessandro Albert：1990 年，我们在一次喝咖啡的畅聊时决定要一起做个作品。对于拍照这件事，我们总是充满激情，而不将之看作一项“工作”。最初，我们的计划是去印度拍摄女人的肖像，我们甚至想好了在作品完成后的计划——去法兰克福的图书节，寻觅一家出版社并将作品出版。两个年轻人兴冲冲地办了签证，甚至订好了机票。结果几天以后俄罗斯发生了政变，我们意识到这个事件的重要性，立刻决定改变计划，前往莫斯科。然而对于两件作品的构思是一致的：在重要的历史节点来到特定的城市，并在街头拍摄普通人的肖像。拍摄完成后，在 1991 年 10 月，我们按照原计划来到了法兰克福图书节，并遇到了 Peliti & Associati，这之后我们出版了画册《街道的面孔》（Volti di passaggio）。

ArtWorld：你们是如何与拍摄对象沟通的？是否遇到过什么麻烦？

Alessandro Albert：我们在市中心选择一条繁忙的街道，将 4×5 画幅的相机支在三脚架上，1991 年的时候很少有俄罗斯人会讲英语，而我们也不懂俄语，因此我们在身旁立了一个牌子，上面用俄语写着：“我们是意大利人，希望给俄罗斯人拍肖像。我们并不收取任何费用。”最后一条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时候人们会以为我们拍照是收费的。总的来讲，与当地人通过手势进行沟通并没有太大困难。偶尔我们也会被警察问话，然而，在 1991 年，警察大多也是好奇而友善的，最终他们也希望能获得一张肖像。而在 2011 年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警察来找我们并不是想被拍照，而是意图将我们赶离这条街道。

ArtWorld：对比这三次相隔十年的拍摄，人们与你们的沟通方式是否有明显的差异？

Alessandro Albert：在 1991 年的时候，给人们拍照是非常容易的。在拍摄的第一天，除了负片拍摄以外我们还携带了一台宝丽来相机，在拍完肖像后我们会将宝丽来拍的版本送给模特。人们为此受宠若惊，他们回家换上衣服，邀请自己的家人一同回来还想再拍第二张。不到一个小时，等待被拍的人们竟然排起了长队。最终我们不得不假装相机有了故障而临阵脱逃。在这之后我们决定不再赠送宝丽来照片了……然而在 2001 和 2011 年，情况变得不再相同。人们变得更加谨慎，我们试图与行人对话，而他们甚至都不会停下来看我们一眼，就像在每一个大城市中一样……不过非常幸运的是，2011 年有一位俄罗斯摄影师协助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倘若我们直接对人们说英语，也许根本不会有人愿意停下脚步。在 1991 年，有大约 80% 的人会同意被拍；而在 2011 年，只有大约 20% 的人会同意。1991 年的时候，人们很迫切地想对整个世界展示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眼中，似乎通过我们就可以达成这个愿望，他们不停地说着俄语，哪怕我们无法听懂他们所言为何。对于我们两个来说，1991 年的经验是极为美妙且难忘的，那一年我 26 岁，保罗 24 岁。

ArtWorld：在 2011 年的莫斯科，你是否还能感受到任何年轻人与历史之间的联结？

Alessandro Albert：年轻人似乎对过去普遍没什么兴趣，他们也对此难以理解。而老一代人则普遍不喜欢“新”俄罗斯。最有趣的是，当我们在 2001 年将 1991 年的照片给人们看时，他们说：“哎呀，1991 年的我们看起来怎么这么难过。”；而在 2011 年，当我们把同样的照片给人们看时，他们说：“哎呀，1991 年的我们看起来是如此快乐。”

ArtWorld：在 20 年里，你们的工作方式以及对于作品的理解是否发生了改变？

Alessandro Albert：自 1991-2001 的 10 年里，我们各自对于摄影的理解都发生了很大改变，然而当我们一起工作时，我们依旧保持着 Albert&Verzone 的风格。不过，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 2001 年我们拍的照片整体都不太精彩。自 2001 至2011 的十年里，摄影技术本身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在 2011 年，我们首次尝试使用数码中画幅相机。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由于毋需考虑底片的成本，我们可以尽情拍摄大量的素材。每一次拍摄我们都是在莫斯科停留两周的时间。

▲1991 年的工作现场

▲2011 年的工作现场

ArtWorld：在你个人看来，这些照片所体现出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转变是什么？

Alessandro Albert：一切都改变了，莫斯科看起来仿佛一个新的城市，而我们两个也都老了。人们在拍照时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此的影响是极大的，人们学会了如何摆 pose，对于自己的形象更加有所意识，并知道如何在两次按键后就可以向整个世界展示一张照片。杂志对此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 1991 年的莫斯科是没有任何时尚杂志的，而在 2011 年，很多人都能自然地摆出像模特一样的 pose。当然，服装本身的改变也是很明显的。在 1991 年你不会看到人们穿着“奇奇怪怪”又花里胡哨的衣服。在我们的印象中，1991 年的莫斯科是以黑白为主体的，几乎没有什么色彩。

然而作为摄影师，我们或许不是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者。观看者往往能拥有更清晰的判断。我们也经常会从观众的评价中获得新的启示。

ArtWorld：请问 Albert&Verzone 的合作是从何时、如何展开合作的？

Alessandro Albert：我们在 16 岁左右就相识了。我知道保罗的妈妈也是一位摄影师，在一次派对上我主动找他聊了起来。我们在摄影师的喜好上非常相似。此后我们开始经常会面，交流对彼此作品的想法。可以说我们俩是一起成长为职业摄影师的，从一同在暗房做冲洗，到开始接受媒体的拍摄委托。我们就好像那些在年轻时混在一块儿玩乐队的年轻人，多年后终于混成了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乐队。一起工作时的我们总是充满欢笑，彼此间幽默的嘲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并且，每次合作时总会产生点小差错，而如果没有这些插曲的话，也不会有最终的好作品。

如今，我们更多是在分别进行各自的工作，我刚完成了一组拍摄死人肖像的作品，保罗正在进行一组关于全球变暖的摄影项目。多年来我们始终是挚友，今年夏天还一起去了希腊度假。

文章来源：ArtWorld

图片提供：Albert&Verzone

采访：杨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