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冯梦波，《毛冠鹿》，2012，黑白照片，102x68x5cm.
武汉这座城市对于标本体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几乎半个中国的博物馆或科研机构所藏标本皆出自于位于武汉的标本世家——唐氏家族之手。这种渊源也为艺术家冯梦波为上海自然博物馆拍摄的“私人博物馆”系列在武汉的展出平添了某种特殊意味。2010年9月17日正午,艺术家冯梦波第一次来到旧址位于延安东路260号的上海自然博物馆，自此,他将这里视为只属于他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并在两年时间内，为这间博物馆拍摄了一组照片，该系列作品于2012年首次在沪申画廊亮相。艺术家对于“私人博物馆”丰富细节的把控，在今天依然透露出浓重的个人情愫。展览于武汉鼎韵艺术沙龙展出至10月18日。
“私人博物馆”的项目历时两年，陆续去拍摄了四次，每次相隔半年时间。其间一直在反复修改、观看这些照片。项目开始的十分偶然。2010年时，我在上海和沪申画廊合作名为“西游记”的展览。在好友卢悦的提议下，我们到上海自然博物馆参观，当时博物馆里空无一人，看起来像是被人遗忘了。一去到那里我就特别喜欢——我理想中的一切都在那里：小时候的影子、时代的沧桑烙印…老的博物馆一般都有制作精良的图录，而上海自然博物馆则一直不被重视，甚至没有一本图录或馆刊，当时我就特别想为它做一本“老派”的图录，它将不去特意“述说”，或者在艺术层面表达什么，就是规规矩矩的一张张照片，“老实”地去拍摄和记录——最早时，我就是想完成这样一件事情，而最好的表达媒介就是照片了。
如同我早期的“私人照相簿”项目，起初只是整理我自家的档案，并没有当成艺术作品来制作。但进行到一半时，我觉得应该展示给更多人看——一家人的生活把好几代人事情都说清楚了。“私人博物馆”的题目亦非是无意义的，和“私人照相簿”有一定的延续性：上海自然博物馆是几代人的博物馆，也是我自己的私人博物馆。我和这间博物馆特别亲密，似乎这里的一切都是由我一手打造、亲手制作的。我热爱的不仅仅是动物标本，包括整个建筑、展柜、家具、景箱的制作、美术字体…其中的含义非常丰富，是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美学完整的呈现和保存。而这间略显“落寞”、“冷清”的老博物馆之于我，并没有任何伤感的情愫。回望历史，遭到毁灭的东西太多了，即使这间小小的博物馆无法保留，我也看过、书写过和拍摄过它了。这间博物馆本身就是过时的东西，注定落寞。后来因为怀旧风的一时兴起，让它在行将搬迁前的最后一年重新热闹起来，但那时已经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私人博物馆”的拍摄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不存在随机的抓拍。拍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打光，而是利用上海自然博物馆里本身的自然光线。这栋老楼的光线非常丰富，从各个方向照射进来，时刻都在变化。开始时，我认为这些光线是一种“干扰”——有时玻璃柜上的反光过于强烈，致使展柜里的东西几不可见。后来我发现，这些反光恰是重要的东西，不但不应回避它，反而要更好的将之表现出来。这间博物馆比较小，展柜之间的距离很近，光线来回反射。这样便多了一层或好几层东西。当我拍照时，我自己的影子总是映在展柜玻璃上。有时我还故意把自己的身影搁在里面，造成一些明暗和层次感。
如果谈到杉本博司在纽约自然博物馆的摄影项目，我想，他基于美学趣味的考量更多一些，在对摄影的认识上显得更加传统和古典。他的镜头前没有玻璃，没有反光，特别纯净；而在我的作品中，“干扰”的元素却特别多。对我而言，这间自然博物馆是我所喜爱的，假如要我也在纽约自然博物馆里拍照，即使给予我非常好的拍摄条件，我也没有太浓厚的兴趣，因为那间博物馆之于我产生不了任何意义。但上海自然博物馆则不同，作为同代中国人的博物馆，其间的所想所叙都可以激起共鸣，尤其是历经一定的年代之后，它的意味愈显丰富和复杂。我不是一个摄影艺术家，我的初衷也不是做摄影作品。选择照片作为创作的媒介，只是因为它合适。我想做的是记录在自然博物馆里行动的轨迹。
这次在武汉的展览，相比第一次展出而言，在地理空间中，上海自然博物馆与沪申画廊更加靠近。而在武汉，我事先并不太了解展览空间，只知道是一栋富有历史积淀的小楼。来到武汉后，我对展厅的感觉却很好，这些照片与空间的气质特别贴切，好像照片就是属于这里的。我早就知道武汉唐氏家族（标本世家）的故事，这次在武汉，有幸看到堆放在万林艺术博物馆地下库房里的标本。上海自然博物馆里的标本和景箱都是“生长”在博物馆里的，里面的布置指涉博物馆的整体设计和功能性，特别完整。而武汉的标本馆已经不复存在了，标本和景箱随意地堆放在库房里，好像是从“家”里被赶出来了。如果拍摄武汉的标本库房，将会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项目非常不一样，不会是“私人博物馆”系列的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