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库

胡同的故事

李占洋

2015年7月20日

说起北京的胡同，并不陌生，还有两次去胡同的经历：一次是去拜访老栗，他住在后海的烟袋斜街胡同(编的名字，他住的胡同真实名字我忘记了）。一次是去杏仁胡同(编的名字，真实名字我忘记了），到发廊找小姐。

找老栗

拜访老栗是在99年的夏天，是我在中央美院进修时最后写论文阶段。那时我已经完成了当年一些毕业创作，比如像“大丽都”、“打麻将”、“吃火锅”、‘警察打摊贩”等等现实性主题作品。做创作还比较得心应手，可写论文就难了，从来没写过文章，我有些想法想表达，就是不知如何把它变成文字，于是缠着带我们毕业创作的隋建国老师，一遍一遍地给他看。写的太不像文章了，有时他看着看着就会笑出声来。一段时间后，我的论文似乎有了起色，可我当时是个对当代艺术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没有太多知识背景，没法儿写好。

有一天老隋对我说：“你去找找老栗吧，也许他会对你论文有帮助”。

“老栗是谁？”我茫然地问。

“老栗是谁你都不知道？太无知了”。

他那表情，俨然是说：法国人不知拿破仑，美国人不知华盛顿。“老栗是搞理论的，当时领导了85新潮的艺术运动。他对当代艺术很有见术。你可以拜访拜访他，让他给你讲讲”。

几天后，老隋给我一个电话号，说已经跟老栗说好了，让我给他打电话。可左打没人接，右打没人接，打了好几天终于老栗接电话了，约好后天下午到后海烟袋斜街胡同的他家找他。

坐公交到了他给我说定的那站下车，往前走过一座桥，前面是块儿不大的空地，一棵大树，杨柳轻摆，空地后面便是一排排的胡同。夏天的午后空无一人，连个问路的都没有，到底哪一户是老栗家呢？那年代也没手机，转了一圈我不知怎么办。这时对面走过一个花白胡子的小老头，我连忙上前问：“大叔，你知道栗宪庭家在哪吗？”

“我就是”

啊！我顿感失望，老隋说得如此厉害的人怎么长这模样儿，小个，肿眼泡，眉毛浅淡，胡子拉碴。穿一件裸臂黄褐色汗衫，走起路来，挺着身板，两支八字脚迅速地往前移动，活像一个地头的老农民。跟我想象的老栗相距甚远。这时他又问我,“你就是隋建国介绍来的那个学生吧？”

“是”

“等我一会，我去买盒烟。”

买烟回来他带我去了第二条胡同的第三家(现在也记不清到底是第几家了)。他家就是老北京普通胡同的那种平房。一进门有个不到十平米的门厅，一个很小的条案上面供着一张黑白老照片，一个全家福。我还以为是老栗祖上的家人，后来仔细看，却是张艺谋拍的电影“菊豆”的演员集体合影照，我不知道老栗为什么挂这张照片在这么重要的位置。门厅左边开门便进他的客厅，这客厅是一个不大的长方形，放着一排带拐角的旧沙发，一张很小的茶几。坐下来，我把我作品照片给他看，说明来意。他看后对我说：“有点像民间艺术”。

我争辩道：“我是纯正的学院艺术”。

他似乎看出我误会他在贬低我，就说：“我只是说有点儿像民间艺术倾向”。

接着我们就聊起来，从艺术聊到当前社会。我说：“我的雕塑就是要揭露、表现我所看到的社会现实。”

老栗说：“文人是很无力的，鲁迅说过，孙传芳大炮一响，文人们就都吓跑了。”我问他鲁迅文章写的怎么样？他说那是杂文大家，很好。

“那外国的呢？普鲁斯特怎么样？”那段时间流行“追忆似水年华”，我也买了本儿看了几页，就在老栗面前卖弄道。

“能看懂普鲁斯特的人得有一定水准了，能看懂、看完他书的人应该不多。”

我哑然失语，确实只看了几页，因为他书的情节过于平淡，形容词太多，便看不下去了。一阵沉默后，我问老栗现在做什么？他说他做一个艳俗艺术展，其中有两个艺术家做“屎”的。我有些听不懂，“屎”怎么能做成艺术呢？后来在画册上看到，那件做“屎”的作品是拿黄色的丝绸里面塞满软的填充物，缝成一坨大便的形状，作品尺寸很大，并不显得恶心。

这时进来几个人，老栗忙笑着起身让座，并跟我介绍说：“这是张晓刚，这是陈文波，这是某某（我忘了姓名）。”又跟他们说：“他也是你们学校出来的，叫李占洋”。

小波看了我一眼，点下头儿，转身和老粟聊起来。晓刚问我是那个系的，我说是雕塑系的，他见我话语少，便也转向了老栗。这时，小波开玩笑似地对大家说：“老栗现在是坐台小姐，接待八方来客。”晓刚说：“老栗是闭门反思，古语有“吾每日三省吾身”，老栗是这样说的吧？”老栗笑而不答。

这时又进来几个人，有一个艺术家中等个儿，大胡子，眼睛极小。老栗又起身给大家介绍。大家寒暄坐下，我忙缩到沙发拐角处斜倚着。大胡子马上串了过来，沙发上立刻挤得满满的。大家谈笑风声，老栗极少说话，只微笑着抽烟。

这时又进来一位长发青年，背着画夹子，进来跟谁也没打招呼。老栗似乎有些不满意，对他说：“你又是不打电话就来，再来要先打个电话。”那人直直地看着老栗，竟不脸红一下。他看沙发上人已坐满，便把画夹放下，席地而坐。

此时的屋里已十分拥挤，烟雾缭绕。我跟谁都不认识，插不上话，顿觉无聊，便起身告辞道：“老栗，看你太忙，改日再来。”

他说：“我倒不忙，你要忙你先走。”

我心想，这还不忙？啥才叫忙？那长发青年见我从沙发上起身，便一个箭步抢过来，坚定的坐在我的位置上。

以后我又去了几次，但每次去都是一大堆的人。去他家也不能早，因为老栗中午才起来，更不能晚，因为只一会儿功夫便陆续串进来许多人来。有些后来的只有站着，没位置坐，根本讨论不了我要问的问题。来的人也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大家有时唇枪舌剑、争论不休，有时又打情骂俏、春意盎然。一次，一位出名男艺术家跟一位大乳房的女艺术家斗起嘴来，开始还不分上下，但后来明显男的占了上风。那架势，大有用嘴就把女艺术家最后的内裤剥掉之势。女艺术家被这张利嘴挑拨得体无完肤，便带着哭音对老栗说：“老栗，你也不说说他，太过分了”。

老栗这时才笑着说：“我看他是喜欢你了。”

一次到老栗家，乘人还没上来，便抓紧时间给老栗看我的论文。我说我想写“情感”与“技术”在艺术中的关系，以“收租院”为例进行分析。他皱着眉看了一会儿，说：“我最近写了篇文章，你拿回去先看看吧。”说着进了里屋，不一会儿拿出来五六页的A4纸，打满了他的文字。那篇文章叫“五四美术革命批判”。

我拿回去，却如天书一般，看着极费力。一次老隋问我：“老栗指导你论文了吗？”

我说：“没有，但他给我一篇他写的文章，叫“五四美术革命批判”。”

老隋说：“我知道那篇，刚看过，你看懂了吗？”

我回答：“没看懂。”

他大声说：“没看懂就背，背下来，就懂了。”

我还以为他开玩笑，但看他严肃的神情不像开玩笑，于是我便把老栗的文章放在兜里，走哪背哪，三周以后竟全能全部背诵下来了。

艺术家李占洋

发廊小姐

如果说老栗家在后海的这一端，那程允贤老先生的工作室就坐落在后海的那一端。

我在程先生工作室呆了半年多，每周五下午下课便坐公交去鼓楼大街附近的杏仁胡同。他的工作室就在杏仁胡同街面的第一家，室内高大宽敞，器宇轩昂。程先生在这里做了很多伟人像。我去是给他当助手，把他过去在各地完成的伟人像缩成一米二、三高的小尺寸，将来做程先生博物馆专用。

有一次，晚饭后散步沿后海河边往南走，不出两、三公里，眼前一块小平地，周围都是老胡同，中间有颗大柳树，好眼熟，仔细一看，这不老栗家吗？想进去，但我没跟他约，太唐突，又一想，他屋子里永远一堆人，都不认识，就算了。走这一圈，我才知道老栗这儿和程先生工作室这么近。

转身往回走，西边的彩霞压低了许多，天，渐渐暗了下来。

这时一位旅法艺术家划船到岸边，挽着一位漂亮女生的手迈上了梯坎。他见我似曾相识，好像哪个展览会上经人介绍过的，便低下了头，从我身边大踏步走过，丢下的那个漂亮女生不禁迈着碎步大声叫道：“等等我。”那旅法艺术家眉头愈发紧锁起来，脸上横生出许多皱纹。

再往前走，天更暗了，河心荡来一叶小舟，船上响起了邓丽君的歌：

“你的身影，你的歌声，

永远永远，记在心中。

今夜已消失，分别再难相逢······”

最引人瞩目的是那船上一对青年男女，边划船边往水里放纸船。每个纸叠的船上都立有一支低矮的蜡烛，一路走来，河里便成一线的烛光，很是浪漫。纸船长时间浸泡在水里会被慢慢打湿，于是一盏蜡烛随着纸船的沉没也滑入水中灭了，可远处小船上的女子又放下新的一盏，如此绵延不断。我想，小船越划越远，到那波心荡漾的水中央，说不定便做起亲奶子、摸屁股的事儿来，那也许也是有的。想到这里，我眼前仿佛骤然生动起来，那些黄色A片的镜头都发生在渐渐远去的小船上。

午饭后程先生要睡一个多小时午觉。他午餐简单，中午只吃一个烧饼一杯清水，我说：“程先生吃得太简单了。”

他笑了笑：“我有时吃得很简单，有时吃得很复杂。上次菲季国王来，请他吃饭，一顿花了两万多呢。”

我不禁张大嘴巴，那年月两万多可不是个小的数儿。他午睡时我们也回房间休歇一会儿，但睡不着，便出来往杏仁胡同巷子里逛逛。走过三条胡同便又是一条较宽的马路。路边吃摊、小卖部、裁缝店一应俱全。胡同中间，是一家发廊，那高高的台阶上开了半扇门，分明写着“小米发廊”四个红字。我眼前一亮，快步上了台阶。进来见到一位漂亮的小姐坐在里面，说漂亮不准确，是落伍的时髦、加上乡气的都市化，蓬松的刘海下一张红润的发着光的圆脸，一对狐狸细眼颇为动人。个子不高，丰满白皙，穿一件褶皱低胸紧身沙衫，露出两只滚圆的胳膊和三角形的白色的后背。她见我进来忙叫我坐下，问我理发吗？

出来乍到，不敢造次，就先理个发吧。于是我们边理发边攀谈起来。小姐比较随和，口音是东北的，因为我是东北人，更觉亲切。言来语往、话里话外就多了些挑逗之意。

“妹子哪天请你出去玩？有空吗？”

“去哪里玩啊？近处的我可都去过。”她边修剪鬓角边说。

这不经意的一句话使我心中电光瞥过似的，忽尔明彻，可又斜眼不敢逼视，周身的血都升到头上来。这明明告诉我，可以约她旅行、而且可以约她去远处旅行，去远处肯定当天回不来，住在旅地，是很容易干出男盗女娼的勾当来的。我立刻回答。“行、行，哪天？”

她抿嘴一笑：“大哥你急什么呀，这两天人手少，脱不开身，老板得给我放假我们就去玩······你要多照顾我生意哟，理完了发洗个头吧，按一下头部穴位？”

“多长时间？”

“三十分钟”

“多少钱？”

“二十五”

“按吧、按吧”我反正不想走。

这张躺椅磁铁般地吸住我，她柔软的胖手和着肥皂泡在我头皮上揉来蹭去，如草窝里的兔子钻来钻去。身体也忽近忽远，搔得我春心荡漾，心头痒痒的。当她的光腿贴近我垂下的手臂时，我不经意地碰了一下，真软啊！心慌意乱。看她没多少反应，五个指头便在她小腿上轻轻一掐，还是没反应，稍思片刻，即而反剪着手，往上大胆地摸上来，竟摸到触之欲裂的、如圆规画出的极圆的大腿根部了。她脸一红，顺手打了我的手一下，佯怒道：“大哥太不正经了。”

我坏笑：“妹子，哪有正井（经），正井（经）在轱辘把底下呢。”就这样，我俩打情骂俏地在这儿呆了一个多小时，给了五十元钱，留了我的叩机号。

虽然初师未捷，但已建立了良好关系，以后常来，没不成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心”。可回程先生工作室，一做雕塑才知道眼镜忘到发廊了。一下午没眼镜不舒服，稍离远点，一片模糊，看不清细节。下了班，赶紧到杏仁胡同的后三条街小米发廊取眼镜。可到了那儿，门关着，我敲了敲没人开，就扒到门上的玻璃往里看，眼镜就放在离门不远的橙子上。心越发急躁，便用力推拉门、敲玻璃。也不怎么那么寸劲，门上的玻璃 “哗啦” 一下子碎了，差点扎到我的手。这下可慌了，我突然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时那发廊小妹冷着脸，端着刚买来的便当站在我身后。她开了门，我立刻向她解释，刚才不是故意的。她并不搭话，冷若冰霜，抓起座机电话给人打。只几分钟功夫，窜上来一条大汉，这大汉足有一米八出头，黑铁塔似的。他目露凶光，问怎么回事儿？此时的小妹，再不是我意淫到温柔之乡里的那个柔情似水的骚狐狸，突然变脸道：“三哥，就是这小子，他把咱家玻璃砸了，他中午来洗头还调戏我，摸我屁股。”

大汉怒目圆睁，一边骂着上来就给我一个大嘴巴，我头一低，他手贴我头皮扫过去，我头皮火辣辣的。我赶紧说：“三哥，误会，三哥误会。”

“谁他妈是你三哥，小逼崽子，敢到我这耍流氓，我消死你。”

说着又一把掌，我往后一仰，他手指贴我鼻尖扫过去了。我顺势抱住他蒲扇似的大手，心说，这要挨个正着非把眼睛打封喉不解。听他也说东北话，而且就是我老家话，立刻说：“大哥是东北的吧？”

“嗯呐，怎的吧？”

“我也是东北的。”

“你东北哪圪垯的？”

“长春兴隆山的”

“啊？兴隆山的呀，离我不远，我是卡伦的。”

我一听卡伦的，那儿就离我家十几里地呀，马上问：“卡伦王二埋汰，大哥认识不？”

“你说是王长彪王二埋汰吗？”

“是，正是。”

“那是我叔伯表弟，你咋认识他？”

“他是我初中同学呀，我俩关系最好”。

“嗨呀，那你咋不早说，原来都是一家人。”忙喊“小米，去给这兄弟倒杯茶。”

那小妹斜着眼抠指甲，大汉怒道：“操你妈的，听见没？”

我赶紧说：“三哥，不用客气，三哥客气。刚才来取眼镜，没人，一急，敲门把玻璃敲碎了，我马上赔，你说多少钱吧！”

大汉一瞪眼：“说啥话呢，都是家乡人，这算什么。以后有事找我，叫我黑三就行。”大汉是个爽利的人。这时发廊小妹把茶墩在櫈上，背脸收拾东西去了。我端起来抿了抿，勉强跟大汉唠几句家常，其实卡伦除了王二埋汰我并不认识其他人。

一场虚惊，是王二埋汰救了我呀，不然我非挨顿胖揍不可。这女人说变脸也太快了，所以古话说得好：最毒不过妇人心，真准，以后可别沾花惹草了，担待不起呀。功夫不大，我起身告辞。大汉拍着我的肩说，以后有事找他，我连声道谢，边退了出来。第二天一早就找人量了玻璃尺寸，划了、装上，心里才算平静下来。

下午，我叩机响了，一看是新号，便找公用电话回了。一听声音，是那发廊小姐，心里顿时一紧，悔不该当初给她留我叩机号。此时她又恢复了柔媚之腔，嗲声嗲气地问候几句，我忙客气地问：“小妹，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三哥找你，六点钟过来一趟。”

啊？不会又要打我吧。一想也不能啊，玻璃也安上了，乡亲也认了，怎么还纠缠不休哇？我心里犯嘀咕。下了班怀着忐忑的心去了杏仁胡同后三条街，一进小米发廊，黑三起身迎了上来：“兄弟挺讲究哇，今天就把我这儿玻璃给安上了。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今天三哥高兴，咱哥俩喝点儿酒去”。那小妹极圆的脸上也绽出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我虽心有余悸，又不好拨黑三面子，只好挂着笑脸跟他去了。我们过了桥，在宋庆龄故居旁边一家老北京百年小吃店坐定，三哥要了许多菜。我立刻跑到旁边小卖部买了两包中华烟塞到三哥兜里，他客气了一下，也就收了。是夜，我俩推杯换盏，喝的酩酊大醉。

文章来源：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