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陈奕名

坐在宋庄的工作室里，史金淞叼着雪茄，窗外的庭院里一派中式园林的景象，假山、翠竹、水塘、曲径通幽，用一块有限的空间腾挪出别样风景。细看之下，太湖石和假山、小桥都是用拆迁废弃的砖瓦和预制板搭建而成，连史金淞眼前一块颇有古意的茶台，也是砖混结构的废料。“姹紫嫣红都这般，付与断井颓垣……”他喜欢昆曲中的浅吟低唱，而眼前的景观，恰是他将断井残垣翻转成姹紫嫣红的实验。史金淞将这种实验精神带到了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从受邀参加肯尼亚国家馆、饱受争议、策划项目“我的馆”，到达现场后被通知肯尼亚馆被撤销，于是他就地“起义”。一场充满魔幻色彩的威尼斯之旅，也让史金淞知识分子立场的第三条路，清晰起来。

展览开幕现场

魔幻的威尼斯之旅

　　史金淞工作室里摆着几个大玻璃球，那是他准备这次威尼斯“创造身份”展览的秘密武器：“我”的馆。他将500个玻璃球作为一个个展示空间，邀请艺术家联合参展，而且为了扩大规模，他还把这个项目放到了自己的网站上。天知道什么样的作品会出现在那些玻璃球里，对史金淞来说，在威尼斯“干一票”最重要。不过，几天之后，当他到达威尼斯的时候，肯尼亚宣布国家馆退出威尼斯双年展，于是曾经甚嚣尘上关于中国人进驻肯尼亚馆的争议终于有了结果，一场纠葛之后，肯尼亚的国旗从场地里撤出，史金淞反复强调的“魔幻时代”继续上演着自己的逻辑，于是他写到，“就在这里——‘独立’——每一个人——在威尼斯独立的双年展——威尼斯独立双年展!对!就这样!”抱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史金淞第一时间做出自己的选择：

　　“每一个人，独立的’起义’!”

　　史金淞将自己送往威尼斯的项目命名为“我的馆”，也是他个人系列项目“淞艺博”的第八站，他坚持认为，自己与威尼斯不是从属关系，“我”、“每一个人”，他以这种独立身份恪守着某种立场，于是在关于中国人进驻威尼斯肯尼亚馆的争论中，显得格外超然。史金淞设计的“我”的馆，比篮球略大，一个个中空玻璃球，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开口，用于作品的进出。组织者告诉他给他十立方米的空间，他让助手算了一下，可以摆500个这样的球，于是向公众征集作品，将合适的作品摆放在球里带往威尼斯，可是他还觉得不过瘾，于是专门制作了一个网站，让更多人的作品加入进来。

史金淞作品

　　于是，他的玻璃球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作品，有的将警灯拆下来装上电池，在玻璃球里不停地闪烁鸣叫;有的带了一个小型投影仪，把自己的影像作品投在墙上，“这是他合理利用空间，我不会干涉。”史金淞说到，玻璃球里甚至还有指责这次中国人进驻肯尼亚馆的标语，史金淞也乐得让各种声音出现在威尼斯。认购进行得非常踊跃，小玻璃球一个900元，大的1300。“然后有联合参展证书，正副本都有，我给他印。”

　　接到联合策展人丁雪峰的电话邀请时，史金淞还是第一次接触这位策展人，赞助机构也是第一次听说，当弄清楚他们正在邀请中国艺术家在威尼斯肯尼亚国家馆做一场展览的时候，史金淞欣然答应下来。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正是中国艺术家参展威尼斯的高潮，一时间引发很大讨论。那时候，史金淞正在兴高采烈地做着“拍卖双年展”，“我心里还想着，怎么没人邀请我，一直想找机会干点搅和的事。”结果到今年，接到邀请的史金淞终于决定，“干一票”!

仰望权力的时候一切都成了表演

　　“很长时间我的状态在反观念、反威尼斯，不是指威尼斯、而是双年展制度，当策展人已经变成一种集权的方式，把权力交给这个人，虽然他的产生过程或许是合法的，但当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选择全世界艺术的时候，很多艺术家都变成他的菜，像一个调色盘。很长时间大家都在抵制这种方式，尤其伴随全球化的过程，大资本的力量也开始进入，那边(巴塞尔)博览会和这边的双年展总是一前一后，这边双年展上马上要红的人，在那边展位上就安排好了。当一切已经变成权力系统的时候，这个东西已经变得很扯了。”

　　史金淞不希望仰望权力，同时也没有刻意拒绝权力系统，而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达成合作关系。“你会发觉过去的权力系统在今天变得愈发荒诞不堪了。”他特地查了一下肯尼亚国家馆的情况，发现肯尼亚国家馆是由一个欧洲裔肯尼亚籍的艺术家申请的，“最早申办肯尼亚国家馆那个哥们儿是开旅馆的，开旅馆相对肯尼亚就算是地产大亨了。这个哥们取得授权他就去申办，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靠谱，资本家可以买，国家机器可以买，个人为什么不可以买?”

　　“让魔幻变得更魔幻。”这成为史金淞的动力。于是在这套权力系统之外开一个口子，成为史金淞的表达方式，“主流的系统里，我们做这样一个桥梁，我作为独立的个人帮另外的个人转述一下。”史金淞开始公开征集玻璃球的认购，“每个上面都有签名、参展的作品，买这个球可以自己往里边放作品，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卖的钱除了成本都捐给基金会。我自己要推动独立性的，譬如艺术家驻留计划、支撑独立艺术家，只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肯定要牺牲，大家互相抱团取暖。”

　　一个人，这是史金淞时常出现的表述，充分呈现每一个个体，成为他的诉求，从最初的拍卖双年展到一个人的艺博会，他巧妙地与自己心中的权力系统不断周旋。“2012年底有一天喝酒，大家觉得双年展挺无聊，一个个跟傻X一样往那儿涌。商量着几个人做展览吧，在全国做几百个双年展，于是很认真地分工，后来我分了三个，我打算回老家找几个哥们：长坂坡双年展，回武汉再纠集那边的哥们做几个。结果，生活的戏剧性远远大于戏剧本身，当我回到武汉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刚回去就有四个双年展找我来帮他们组织，比我想得还多，晕了。”

　　事实比想象更荒诞，史金淞不得不找另一个出口，“拍卖双年展”，“对我来讲当代艺术拿来拍卖更像是一个赌场，而不是真正用价格反映价值的事情，当然这个东西在我们魔幻的时代也很正常。拍卖在这个时代已经是艺术了，现在目前的这种不可预计性，它的实验性，已经和现在的艺术完全是一回事。”史金淞的想法得到了泓盛拍卖的支持，于是一场火热的“拍卖双年展”在2013年出现了。但是“展览之后形成了很多新的一些模式，但我们打破不是要建立模式，而是要回到一个生动的状态，结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系统。当你仰望权力的时候一切都变成了表演。”

　　于是，史金淞转向了更加个人的表达方式，“一个人的艺博会”。

　　当时有个媒体人想去军械库博览会，因为供职的媒体无法提供差旅费用，于是开始对她的微信冠名权等等进行众筹认购，史金淞买下了胸牌，“别人说这个有什么用，我说做博览会。当时带着五个艺术家的作品挂在胸牌上，每天展一个，视频的，开始从拍双过渡到做’一个人的博览会’，这个博览会是个人的状态，只要有任何展出的空间、时间，我都接受，不管是什么样的，接受之后我一定会针对这个方式给他一个回应。”从军械库开始，凤凰艺都、上海大学、湖北美院……史金淞运用各种公共空间，以独立的身份开始自己的“艺博会”，“不管你是什么机构，像我们这次即使是威尼斯双年展也是我个人系统的一站，而不是我一个人来参与，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第八站’。”在他看来，要通过一切机会摆脱某种机构和体系的束缚，“但是我们不是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完全拒绝这个世界的合作，只是不愿意从属这个既定的魔幻现实，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我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立体整合。”

精英的？大众的？

　　“我从菩萨道式的精英主义，转向罗汉修行的个人主义。”史金淞自我总结道，“在一个权力系统中找到规则太容易了。”他指指我身后的一座雕塑，那是他第一次参加全国美展就获得银奖的作品。迅速学习并适应规则，再跳出这个系统，在这样的循环中，史金淞找到一条自己的通道。

　　这种对于规则和系统的复杂情结似乎源于自己的父亲，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父亲曾给自己的家乡长坂坡做了一个巨大的赵云雕塑。不同的是，这个雕塑不是以往横刀立马的形象，而是怀抱婴儿，拖着长枪，一人一马都低垂着头，“老人家对战争是有反思的。”他说，在雕像下边，还留下几个字，“痴迷幼主累英雄”。“虽然是很好的英雄，结果因为仰望权力，为了一个小孩杀进杀出。那个雕塑后来被他们拆了。”

　　年少的史金淞也显出自己叛逆的一面，初中还没毕业，就拉起工程队承包各种雕塑工程，帮着武汉画院做雕塑，还参加了“85”，“有一次在傅中望那儿玩儿，他刚毕业，他说你应该对人生做一个设计。我说上学多傻X的一件事，一帮傻X教一帮小傻X。现在想来，作为一个人，你跟这个社会打交道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你说人家傻X的时候是否验证一下人家傻X在哪儿，你是逃避考学校的机制还是真的是认识到他的傻X性呢?当时年轻气盛，心想上学多简单的一件事情，正好有一个契机回去重新念高中。”重新捡起书本，第一年文化课差7分，“第二年一下刹车刹不住，分数线超了90分。”

　　“92年的时候跟老隋一起参加杭州雕塑展，大学的时候参加全国美展，毕业后觉得整个体制跟考试制度一样，特别容易被计算出来：你的材料要新、立意要绝，当代艺术要让自己更生动地活着。”

　　于是，史金淞在语言学上开始尝试，用哈雷做了一件特别酷的“拖拉机”——哈克龙，至今还在哈雷的网站上被膜拜;用砍掉的树拼成风景;在798的卓越空间偷偷打了一口深达100米的井，还从玉矿里找来一块玉做成井口，“当时都是做身体不自觉的感觉，”直到2008年的个展“琰”，一个岫岩玉制成的人头，在机械的牵引下不时的沉重的撞在砖墙上，一段巨大的梧桐树木炭像香烟一样慢慢燃烧，一段扭曲的的钢管被烧得通红，发出呼啸的声音。这个个展却引起了史金淞的反思，“那个时候你会惊异地发现脱离一个现实的时候，你从某种程度上你的立场在消失，你不再是一个对当代有着直面的态度，你的方法回到了一个学究书案上，走向语言学的边缘，这个时候我会发现自己的立场是有问题的。”

昆曲、灰、个人主义

　　在那个时期，史金淞将自己的兴趣转向了昆曲。在自己废墟构成的“园林”中，从断井残垣到姹紫嫣红的倒装，又仿佛是一场旧时文人的穿越，他在其中有板有眼地吟唱着昆曲《游园惊梦》，“原来~~~~”两个字基本上唱了差不多半分钟，“很强壮、很high的东西占主流的时候，我只能用最绵软的方式品味日常里看不见的那一点，这个时候会发觉平时看不见的日常经过研磨之后，另一个生命系统被拖出来了。昆曲最重要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如何去研磨自己日常的时光，从而唤醒我们平庸和腐朽的生活之下的生动。”

　　他请教过建筑师，苏州园林在功能上是昆曲的舞台，亭台楼阁是为了昆曲的移情换景，水面是扩音器，观者就跟着歌者在园中穿梭。这是特别典型的文人立场，史金淞把这种园林当做宋王朝灭亡时的文人精神家园，在价值观崩塌之后，文人要么选择拥抱新的权力，要么选择对抗，而这种是第三种道路，“外在的社会变得魔幻起来，你不知道怎么去做的时候，唯一能够找到一个可能是往内走。”

　　这种向内走，让史金淞在2011年做了一个新作展，当时因为身体原因，史金淞一度失去了嗅觉，“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候渴望闻到哪怕是臭不可闻的东西，我看到公共厕所地上那么脏，那么恶心，我一直努力地回想我以前的记忆，他的味道。”在这种个人体验的触发下，他创作了《过去》，“用我们拆掉的房子，打成了一个捆，堵住那个门，进去的时候就形成一个障碍。进去几乎在前几分钟什么都看不见，依稀在里边走到那边去，后边有一个走廊，是不是走廊走到那边去的时候什么都看得见了，只需要一点点时间，放慢自己的脚步，做身体体验自己，因为空气中有那么大一捆各种各样的木材，各种各样透着人气被拆掉的废料，都能感觉到。讨论关于个人自觉、回到一个非知识的身体、独立的最简单的个人状态，当时做这个之后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太过于象征性。”

　　于是，史金淞的新项目再次回到了昆曲，邀请了一位昆曲的名角，让她的手脚拴在丝线上，定滑轮的另一端牵着桃花的树枝。浅吟低唱一举一动，树与人在一种微妙的关系中联系起来，那位名角即兴演出，水磨腔缓缓而来，另一侧的桃树随着举手投足也不停地变换，“水磨腔最重要的是以消磨日常的方式来抵抗。”这种温和的个人主义，成为史金淞最有力的武器。

　　这种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或许是贯穿史金淞近期作品的一根线。更直接的是他做的有关“灰度”的项目，那时他在台北的一个作品，“不可预知的戏剧现场”，起源于他在台北看到艋胛的移民区，移民离开后空屋里剩下很多完好的生活用品，他对这些用品进行一次考据，之后，“把这些东西还原到生活场景，展场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把这些场景摆起来，每个地方都有探头，有很多显示屏，把锤子挂在外边，人进来的时候，我就给他们领一个暴动证。”于是一群衣着光鲜的观众，在参观展览之前领到一个暴动证，发一套防护服，“从仪式上来说刚进来的身份已经消失掉了，走到这个时候面对一面墙上面挂着各种各样的锤子，这样领一把锤子，当你拿着锤子合影、留念的时候已经进入准暴动状态。再进去第一个厅，所有里边有的物品通过显示屏是能看到的，但是我每次让他们进去五个人或者是六个人，我装导演。坐在高梯子上叫号。能看到里边物件的来历、故事，他们慢慢看，慢慢想。”在这种暗示和规则约束下，一场真正的暴动开始了，观众在规定的时间内，肆意砸着里边的陈设，有一位女士砸得过瘾，不得不让志愿者上前阻止。

　　因为当地法律的约束，这些东西不能被带走，史金淞就把这些放到铸造厂融化，“形成了沱沱，最后叫’飘移的园林’。”而焚烧之后的灰，被史金淞命名为“台北灰”，用这个灰度，他做了一块颜料，“做完之后会发觉完全是我个人对台北的印象，抽象成一块颜色。”从这个意向出发，他开始征集“灰色”，曾梵志的烟灰，媒体记者证焚烧之后的灰色，各种各样的灰色汇集起来，做成一组颜料，每个颜料背后是一个人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我想回到内心的状态，实践独立的个人情感。再用数理化的方式复制色相、色度，我们用另外的材料替代之后形成一个产品，这个’产品’一旦带着它的故事和信息进入到人的习惯和生活中，必然带着这样的情绪和故事去参与。”

雾里行车的第三条路

　　走出体制后，“我们换一种方式，市场更粗暴的方式进来之后，当时的炒作等等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变得那么简单，不管是来自西方的权力系统还是本土的市场系统，市场都让你觉得它的游戏比你想得更简单，权力的逻辑更清晰。结果，过去你想像中的东西消散了。”

　　“我们的工作不是做选择题，而是给出更多的解题的可能性，艺术家在我们生活中更像一个顽童或者是一个好奇者，存在价值在于帮你打开解题提供可能性，就是一种契机。这是善还是恶，我们的工作是说为什么是善，为什么是恶?有没有善恶之间的第三条路?所以我经常说在知识、权力的缝隙之间找到另外的可能性，提供新的知识的生产契机，而不是生产新的知识。

　　“就像我们做这个球一样，是比较荒诞的一个东西，你给了我空间，我没办法让你取消这个馆，我站在那儿看也是无动于衷的事情，任何意义没有。从建设性的角度给了我十个立方，我变成五百个人，变成更多的人，这样的时候事实上他的整个状态变成一种积极的作用，我们也在唤醒每个参与者的直觉，为什么他们是艺术家?这个艺术家的身份谁给的?哪个权力给他的?为什么我们不是?这种潜在的台词也在说更多的人追问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也可以参加，我们怎么是艺术家，事实上你怎么不是艺术家呢?”

　　史金淞说，他不愿意拥抱权力系统，但对于完全对立，又怀着一种恐惧。园林内的水磨腔，到拍卖双年展，再到威尼斯的独自上路，史金淞以知识分子的方式探寻着第三条路。他提起有一次晚上开车遇到大雾，开着雾灯小心地行驶着，女儿突然说，“爸爸你左打一下，爸爸你右打一下。”他猛然发现，雾中行驶的尾车形成了一条长龙，跟着一个小女孩的意志忽左忽右，“到这个时候，后面的人是幸福的，既然选择前面，就得走下去，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去承担，所以我叫’一个人的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