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理想国

这是近一个月前，陈传兴和陈丹青在单向空间的节选。主页君当时在现场，沙龙前半段，陈丹青“你讲讲你，不要讲我”，陈传兴“夜还长，不急”；后半段，两位放开谈，最后阮义忠老师发言挺让人感叹，“如果今天不能出现在这里头，我可能会难过很多天。”

陈丹青：我的英文没有好到可以读那些大量的英语的摄影文献，所以我在纽约我的摄影启蒙老师就是阮义忠先生。二十年后，大陆很多摄影人告诉我，阮先生也是大陆从九十年代以来绝大部分严肃摄影家的启蒙老师，他们称他教父。他是最早用中文把世界世界摄影大师的对话、经历、作品用中文版做出来，所以我在纽约看到以后，我做了一个决定：1995年，我有一个机会，到台北去办展览，我自作主张按照杂志的地址我上门口找阮先生，我就直接跑到他的房间，我说我是从纽约来的，我非常谢谢你，就是大陆的说法就是套近乎。

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个人我不知道到哪里找他，也没有勇气想找他，就是这位陈传兴先生，因为我在阮先生的书里面看到他和陈先生的对话，看到他的照片。我一看这个人是个人精，是个读书的精，他说的话一句是一句。阮先生都对他那么尊敬，要跟他对话，我不知道他在台北清华，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二十年前我跟阮先生就认识了，他们奇怪的看着我不知道我是谁，请我吃一顿饭，送给我很多摄影杂志。

2000年我回国以后，忽然奇迹一样，有一天陈传兴先生出现了。怎么会出现呢？我忘记了。一晃也15年了。我当时很傻，问我说你有没有其他什么高人可以介绍请来？我当时给了他一个名单，第一个就是陈传兴，我说你们把台北清华陈传兴教授请过来，我当时开了一门课，叫做关于观看，我不想教画画。但是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做观看，我说把陈传兴请来。

后来我知道清华请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现在说到大学要很谨慎，搞不好要抹黑中国。反正后来这个事没成，但是我跟陈传兴先生面对面坐在一起了。15年过去，我们见过若干面。但今天我非常惊讶，只是刚才在旁边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40多年前的作品，就是大家刚才看的。

我很感动，他从1975年到现在整整40年，他才来展览，在座肯定也不少有野心的艺术家，第一件事就是快点展览自己的作品，这有一个人40年不展览。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我的老师木心先生一辈子在中国没有展过一张画，死掉，我弄纪念馆挂起来，我才意识到他的画从来没有在中国挂起来，第一次，但是他已经不知道了。这对我们是一个启示，就是什么要叫一件事情。

陈传兴：在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有非常多的跟随这些大师的弟子，陆陆续续的，跳楼的跳楼、自杀的自杀，疯狂的疯狂。因为一整个时代，1968年代法国、巴黎的知识精英，他们受授于尼采、海德格等所信奉的非常虚无、前卫的东西。当面对他们的老师、前辈一个一个这样死亡，疯狂等等之后，他们又找不到新的典范，在思想论述上走不出去，很多人就是陆陆续续寻找自我解脱的方式。

我不晓得国内有没有翻译叫做南方的海德格，他在尼斯教学，他选择游泳游泳就没有再游回来。还有一个西达的伴侣，也非常重要的，我不讲名字了，在1989还是1990年就跳楼了，还有好多好多。各位知道德勒兹的晚年是怎么过世的，这是非常诡异的事，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别的，我只是说，书本上文字的这些知识只是水面的一层，风吹过去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波纹，你可能中国的东风吹了，日本的东风吹了，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可是水面下到底是什么？那可能是老师补讲，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我说老天眷顾，那段时间欧洲到台湾的很少，美国更少，我们那个时间拿到学位、回到台湾没有超过五个手指头，只有三个。

陈丹青：相信在座很多有留学过的年轻人，现在出国回来比我们那会儿要多得多，但是有一种经验不太能够沟通了，那时中国还是第三世界，80年代出去的人，90年代上半出去的人跟今天出去的人心态非常不一样。

陈传兴：丹青兄讲出当时他碰到很多台湾画家，因为台湾画家很多都是1960年代到了巴黎，然后到纽约，准备在纽约打出一片天下。可是奋斗几十年，最多就是在一些画廊里面出现。现在讲到要点，他们凭借在美国落籍，成为世界的艺术家，那中国特别是这十来年，随着大国崛起，轻轻松松的，你路上抓一下，在北京可以抓到好多艺术家，都开过个展，在当年所有台湾艺术家来说，他们几十年做梦都不敢想。

陈丹青：你接触的台湾80后、90后他们留学比你们那代也比较多吧？普遍的情况怎么样？

陈传兴：是蛮多的，但是基本上所谓那种突破界限，我那种莽撞的，比较傻眼的就没有。进入温顺的年代，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时代的风气。我不知道国内什么样子。    

陈丹青：在座有没有留学的，正在留学或者已经留学回来的？有没有？你愿意交流一下吗？

读者：我是学音乐和戏剧的。我觉得在80后、90后留学大潮人当中，我也是在法国，所以我觉得心态是不一样的，跟整个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我们的国家的在国际上的地位都是有不一样的影响的。所以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比较丰富之后，我觉得我们80、90后在思想上会却失很多的东西，一些情怀，更多是一种泛精英主义的东西，有味道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多。而且我们出去之后我们觉得真正会接触到世界或者我们觉得在这个当中会有一点闭塞。但是我们这种心态和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出去之后，其实会有一定的不一样的感受，尤其和我的台湾同学、日本同学的心态都是不一样的，对于西方的东西，对于东方东西的理解，我觉得我们思想断层还是挺大的，尤其是从小的教育上。  

陈丹青：能不能具体一点，是你不一样还是大陆出去的这些80后、90后都有一个情况？

读者：或多或少吧。我们对待艺术或者文化这一方面，我觉得不是那么单纯和简单，总是会搀杂一些生活、经济、未来的职场的束缚。

陈丹青：留学生都有生存的问题。

读者：我认识很多人现在也留在巴黎，年龄不小了，一直想做大龄的文艺青年，在那边拿着法国的政府的补贴在那边生活，那是挺可贵的。但是拥有这样情怀和精神的人很少，我也选择回来。

陈丹青：画笔不是这样的，我可以几十年画不出一幅画，但是我不好意思挂在我崇敬的人面前，但是摄影可以，真的可以，电影也可以。电影某个片断，某几分钟，真的可以有一种经典，但其他部分一塌糊涂。影像是可以无穷谈下去了，手工绘画不一定做得到。

最后回到观看，为什么是你在那里观看，咱们就20出头，你有的照片是1975年左右拍的，我老是在说，我们还在考大学，还在考硕士，觉得好像还有一个未来我才能拍作品。我主张艺术家在10几岁到20几岁，你最重要的作品还没有出来，你基本上完了，没有大器晚成这件事情。大器晚成一定是早会的，而且早就在做了，你才叫做晚成。我们假定你18岁高中毕业进了大学，你到博士才可以是一个角色，但你可以去做艺术家了，不扯电的事情吗？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很好奇，后来你不拍了。

陈传兴：我总共有五个展览。每隔两年之后，我用比较简单，用编年的方式。下一个展览是我离开台湾在国外，大概1976到1982、1983，我1986回到台湾。第二个展览叫未来系列，主要就是欧洲、巴黎、美国，也是全部是黑白的。第三次展览全部是彩色的，从1970年代从我在台湾，甚至1980、1990年代，全是彩色的，有的是幻灯片，有的是彩色底片，全部是彩色的。第四个展览全部是拍立得的。一直到最后我还在用拍立得在拍，SS70这些不用讲，都有。第五个展览我就回到我自己自身，回到我的家庭，因为我比较晚结婚，我1998年才结婚，我46、47岁才结婚。

最后一个展览就是要拍我的家人，从我结婚，小孩出生的那一刻，算起来五个展览办完就10年。我最大的小孩现在17岁。当最后一个展览的时候他27岁，我想他应该会有一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随便啦，我两个都是男孩子，现在他们是有选择权的。所以这个就是家庭照，包括我跟家人，整个小孩整个成长，我的内人从30来岁，现在变成一个50岁，最后到60，然后我自己也老了，70了，这样了。我最后一个展览，我有我的家人了。

为什么要等40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展览？我曾经这样回答，这是一个结束的年代，数码几乎可以宣称这是我们的王国，这是一个非常急迫的年代，而且还有一个理由，我很怕我走了以后，我的小孩可能把我的东西倒掉。还有现在薇薇安·迈尔的状态，我想不要，做的时候还没有薇薇安·迈尔，薇薇安·迈尔是这两年才开始。

阮义忠：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陈传兴是一个认识朋友当中书读得最多的，可是我很少看到他的作品，在此之前我看过他的《芦洲浮生图》。那时候我在拍照，他还是大学生，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那时很写实，芦洲湖生图利用蒙太奇的手法，在老街的窗户上贴上一些不是原来的画面，所以觉得他勇于创新。可惜，那个展览很少有人看到，以至于他有一度消失了，回来之后他在台湾文化圈被认为是一个理论家，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过他的照片，芦洲湖生图很少有人看。

之后办了摄影杂志，想介绍一点他的作品，可是每次都装着好像没有什么信心的样子，实际上我站在旁边听，他超级有信心，只不过那那个时候装着。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在我面前一直装太久，今天真面目才露出来。在我的鼓励下，他终于公开了作品，就是在广东美术馆的一个摄影展，那里刚好我是三个策履行人之一，就在最后快要决定，今年要展什么东西的时候，所有人都开完会了，我突然说请容许我推荐一个大家都不认为是摄影师的摄影师陈传兴。所以那一次是把他拍立得的照片公开出来。

今天他把40年前的离开台湾到法国之前的旧作呈现，坦白讲，他刚放出100张的时候我就看过小样，看的时候我也看不懂，这是实话。因为他跟我所知道的经典的摄影作品不太一样，所以要我给他意见，我觉得，要是我当编辑，因为我编辑当惯了，我挑的话不会这样挑，但是这是他的血肉。而且只有他自己来解释，任何人听他从别人听可能都不是他要的。所以我静观其变。当然了，我在旁边翻了一下，印的实在太精美，你们应该都去买，我不知道价钱多少。黑白照片印的很精美，有几本可以跟它比比。

今天在这里我很开心，因为本来来不了，我自己在清华大学有一个讲座，一直到最后一课才踏入这里，现在还没吃晚餐。能够在朋友重要的日子参与，我想我才会心安。如果今天不能出现在这里头，我可能会难过很多天，甚至以后想到我就会不舒服。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