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白壁whitewall

文字 / 苏伟

图片 / Roman Ondák工作室

空空的展厅，安排好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严谨设定的互动规则，这是艺术家Roman Ondák作品通常留给人们的印象。在他广为人知的项目《测量宇宙》（纽约MoMA，2009年）中，他请志愿者根据设定的攀谈规则邀请观众站在墙边，在其身高的位置划上一道黑线，签上观众的名字和当天日期。作品《交换》（2013年）里，艺术家聘请一名演员坐在空间的正中，演员根据自己对价值的理解与观众交换自己手中的一件小物品，一换一的行为一直持续到结束。另一件作品《阳台》（2014年）的含义更加复杂，展厅的入口处布置成Ondák位于德国Bratislava寓所阳台的样子，观众进入时只能从外面窥见阳台里面的情形，并且只有在看完所有作品时才能从阳台里面向外望去，看着下一批观众进入到展览中。

自从90年代初进入西欧和北美的艺术系统之后，Roman Ondák一直在进行着有关物与人、私人与公共、当下与记忆的创作和思考。实际上，从我们现在的时代回过头去看，在这激烈的二十年中，从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热盼到批判，从明星策展人和双年展的席卷而至到对艺术体制的反思，从个体主义到新集体主义的过渡，艺术史叙述和艺术话语史无前例地处在时刻的价值轮换情境和多元陷阱之中。Ondák的艺术生涯正好与这二十多年完全交叠，他的实践因此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看历史的视角，从真实的角度审视艺术创作与潮流、历史话语之间的张力。

《Antinomads》，2000/2006。一系列12张的明信片。艺术家提供

Roman Ondák1966年生于斯洛伐克的斯利纳市（Žilina），他出生后的两年就赶上“布拉格之春”，东欧社会主义联盟的人民因此品味了一番民主的滋味，马上又遭到苏联的血腥镇压。这个年代的捷克艺术家如Jan Budaj、Alex Mlynarcik、Stanislav Filko无可避免地参与进政治与艺术的关系的讨论。1972年，“苏联艺术家联盟”公开谴责60年代的实验艺术，重新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树立为正确的国家艺术形式。这一举动导致了捷克前卫艺术的进一步边缘化。对社会公开空间、美学和个体思考的激进实验并未停止，Jan Budaj就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处停车场中呈现了一次公开的行为表演，在这个著名的历史作品中，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围坐在一张桌子边吃午餐（《午餐》，1978年）。1989年“天鹅绒革命”爆发后，捷克斯洛伐克和整个东欧地区的剧变让Roman Ondák这一代的艺术家有了机会被西欧和北美所认识和接纳，同时，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裂也创造了新的文化认同。

Ondák最早的作品经常使用改造日常物这一经典的工作方法。这种改造总是通过一些小动作完成的，比如把多块地板制作成立方体的样子（《立体地板》，1996年），或者挑衅地给夹杂在厨房餐具中的调味品包装写上哲学家的名字（《过量》，1997年），给雕塑的基座打上一组正方形排列的小孔（《基座》，1999年）。或许是出于对前社会主义联盟官方强力推行的英雄主义和功能性的历史逻辑的厌恶，他对日常物无比迷恋，常常通过灵巧的或者嘲讽的方式，去掉日常物的功能和日常语境，无趣的物与秩序因而脱落了决定论的色彩而爆出一点火花。情感的色彩在这些作品中是隐忍而节制的，但在2000年左右的创作里，Ondák开始更为明确地把人的情感与记忆置于创作的核心。作品《普通的旅行》（2000年）中，Ondák向不同人讲述了自己旅行中印象最深的地方，这些人根据他的话制作了一组小雕塑呈现在展厅中。尽管仍然以“物”为核心，Ondák已经在尝试摆脱达达主义者那种激进的反抗和挑衅，而试图用一层人性的色调温润和丰富自己的叙述。他的作品变得冷静、开放，行为表演这一形式也被容纳进来，使他的名字快速得到关注。

《Rear Windo w》，2010。旧轮椅，相机，长镜，三脚架。艺术家提供

不可否认的是，Ondák受惠于主流艺术世界对行为表演和非物质性艺术创作的广泛接纳和历史化，他和他这一代艺术家的工作环境也因此明显区别于70年代开始以身体为表演媒介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同时，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面对（近几年大量的讨论也都聚焦与此），曾经的情境主义者Guy Debord (居依·德波)的“景观社会”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Ondák对于个体和集体概念的理解。面对个体地位在景观中的迅速失落和原子化，这一代的艺术家都急切希望通过某种方法恢复人的复杂的社会关联性，因而也不约而同地采取弱化第一人称的创作方式，采用撤退的策略将大量的空间留给作品和观众。

但实际上，包括关系美学在内的艺术话语这并不能概括Ondák的创作，或者说，他的艺术创作所展现出的矛盾、关怀以及极具细节感和控制力的批判难以完全化约在这种整一化的艺术讨论语境里。在作品《美好时代的美好感觉》（2003年）中，他聘请群众演员站成一队，每天下午4时至4时半排在科隆艺术协会入口处。他们在等待什么？入口是否割开了内部和外部的联系？什么被满足，什么使你失落？个体的弱小如何应对秩序与权力？同年的另一件双联画作品《现在，坏消息属于过去》（2003年）由两张黑白照片组成，左边的照片中，Ondák自己坐在公园长椅上看着报纸，右边照片相同的位置上坐着Ondák的父亲，两个人服饰完全相同，都在读着同一份出版于镇压“布拉格之春”后的报纸。代际的传承与历史的重复重叠在一起，记忆在历史的诡谬中显现为一种无可回溯的存在。

Roman Ondák

《Storyboard》

策展人：蔡影茜

广东时代美术馆

4月19日—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