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白壁whitewall 访问/陈以柔 摄影/胡昀
你这几年来一直致力研究上海的近代展览史，可以谈谈研究的背景吗？
《上海展览史：1979-2006》是在2009年《上海滩1979—2009上海当代艺术回顾展》的策展研究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收集和整理，发展出来的更全面的对文献档案的重访。筹备展览的过程对于了解上海当代艺术实践在过去30年中的发展变化、及其与我本人策展实践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面当下亟待解答的一个问题：展览是什么？——期望能够围绕几十年来艺术家们前赴后继就这一形式所蕴含的无穷可能性展开一次新的实验。同时，也再次揭示艺术家们对展览本身不断反复实践的巨大启发性。
展览史是被忽略的一个范畴，不仅在中国，国外也是近几年才开始被关注。以上海为例，为什么它被忽略了？
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出版物和展览史料将发生在上海的事件、展览和艺术实践排除在外，或只是一笔带过，导致上海艺术界被边缘化、零星化。究其原因，其中之一便是很少有策展人或评论家真正以上海为基地开展工作。缺乏语境化或所谓历史化的过程，这让上海的艺术实践陷入边缘化的境地。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边缘化的地位反而孕育着创造力，因其赋予实践者实验的自由。但与此同时，这类实验往往容易被遗忘，少有人会从更大的视角和语境中来回顾并审视这些实践。
透过这些研究和文献，我们怎样认识上海当代艺术发展的特质？
上海艺术家的展览实践普遍具有挑战展览架构和充满实验性的特点，因此，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这种展览实践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少见，展览形式之死板似乎剥夺了任何探索的可能性。我相信，此次对展览史料的整理对于研究策展本身的意义、展览的可能性、以及以展览为节点构筑的艺术史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性，让我们有机会回顾作品公开展出的那个具体时刻及其历史意义。例如《十二人画展》(1979)是文革结束后第一个艺术家独立组织的展览；《我们谈谈钱》(1996)体现了实验性的展览形式；《38个个展》(2006)标志着艺术家自主组织展览风气之终结。
《我们谈谈钱》(1996) 策划人(左起):
申凡、施勇、陈妍音、周铁海、丁乙。©施勇
《我们谈谈钱》— 展覽一角 ©施勇
《我们谈谈钱》— 海報 (局部) ©施勇
举例说，1979年在上海黄浦区少年宫举行的《十二人画展》，它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中有什么特殊意义？
《十二人画展》的重要性可与北京《星星美展》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个展览开创了艺术家独立组织展览之先河。《星星美展》因其政治寓意及之后举行的抗议行动更为人所知；而上海的《十二人画展》虽然从表面上看政治意味较弱，但此类展览活动其本质上就是政治性的。为了规避常规的展览审批，艺术家们选择黄浦区少年宫作为展览地点。选择非艺术类场馆举办展览，凭借个人关系、友谊和凝聚力促成展览的成功举办，这一策略在之后数年得到沿用。《十二人画展》开创的简洁直观的标题风格在80年代广为应用。以参展艺术家人数作为标题可视为一种向艺术家个体性的回归，虽然只是以数字的形式来呈现。许多80年代展览相关折页都体现了回归艺术家个体性的趋势。
《十二人画展》在上海開幕,1979。©陈巨源
《暴雨》,水彩,1979。©陈巨源
另一个特别具有时代意义的展览是《我们谈谈钱—上海首届国际传真艺术展》(1996)，可以谈谈它的开创性吗？
这展览是由时任温哥华艺术家自营空间Western Front的总监Hank Bull和上海艺术家丁乙、施勇、申凡、周铁海共同发起，是第一次呈现海外艺术家作品的国际展览，也是中国艺术家首次通过传真的方式参与的展览。展览期间，艺术家每天都会把收到的传真（即作品）张贴到墙上。Hank Bull负责在自己艺术空间的网站宣传展览，而上海本地艺术家则负责场地和用以接收艺术家作品的传真设备。1996年，上海鲜少有艺术家拥有网络或传真机，因此在组织和推动国际艺术家参与方面，Hank Bull功不可没。展览开创了全新的展览制作实践，不仅内容、方法和形式也十分重要。年轻一辈的艺术家继承了前辈们的衣钵。1999年的《超市艺术展》将常规展览结构与超市布置相结合，艺术家可以廉价出售自己的作品。“双胞胎”展览《范明珍和范明珠》（2002）和《38个个展》等一系列展览分别就群展和个展的呈现形式展开实验。《超市艺术展》的组织者之一徐震在2009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道，他曾参观传真展，当时展厅里空无一人，他把自己的作品贴到墙上，算作自己为展览做出的一份贡献，也就这样成为了参展艺术家。
宋涛, YA—电影院, 2004—2006, dv录像装置, 约30分钟
刚才提到《38个个展》(2006)，它算是近年来比较争议性的一个展览吗？
它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因为它集合了来自不同城市艺的术家，而且还充分利用了当时刚刚起步的美术馆基础建设，多伦美术馆、证大现代艺术馆、香格纳画廊、比翼艺术中心等均为展览提供了大力支持，而展览地点则选择在龙华路创意园区内的一个非艺术独立空间。在大型群展的框架下呈现多个个展的方式也体现了年轻一辈艺术家对于展览形式和方法的探索和实验。德国艺术家飞苹果(Alexander Brandt)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艺术家很难在展览中找到共同的主题。我也曾在文章中写道：“唯一将我们连接到一起的便是我们之间没有连接点；唯一的共同点在于我们没有共同点。”这种方法让我们感受到个体表达的诉求和个展的重要性。个展和群展之间的矛盾性也让这次尝试成为一次有趣的语言博弈：一个由个展组成的群展。与此同时，随着一大批美术馆的集中涌现，商业因素对于艺术家创作的影响日益显现，导致艺术家渐渐不再关注展览本身以及作品如何通过展览引发共鸣。
《38个个展》(2006) 展览海報
(翻译 / 邬晨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