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文：顾博

很多人都恐惧与汪建伟谈话，因为他说的话难懂。如果用当下社会流行的认知与他对谈，是痛苦的。但如果将他所讲，放在哲学化的语境下思考后再继续对话，沟通反而多了乐趣。

“正好四点半，我们开始吧。”1月11日下午，在汪建伟的工作室里，采访就这样按照计划开启了。因为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和装置艺术家之一，汪建伟不仅是首位受邀参加“德国卡塞尔文献展”的中国内地艺术家，还是目前唯一获得过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Foundation for Contemporary Arts——FCA）年度艺术家奖的中国艺术家。拥有这样的身份和经历，采访中涉及的话题很多，但他一直显得冷静理智，略带疏离。

入冬的北京寒冷萧瑟，汪建伟在为自己的个展“时间寺”展览最后阶段将要进行的演出而忙碌。这个展览将于2月16日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落下帷幕，它由一个以绘画与雕塑构成的装置、一部电影和一组分成两场的演出构成，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排演。展览开幕式上进行的戏剧名为《螺旋坡道的图书馆》。汪建伟说，“博尔赫斯的小说《巴别图书馆》中第一章中有‘有人叫图书馆，也有人叫宇宙，它是由连续坡道组成的。有一个通天的塔，有六层，通过低矮的栏杆，可以看到上面，也可以看到下面。’这段描述正与我此前参观这间美术馆时一步步沿着蜿蜒的通道走到六层时的感受相似。在我看来，博尔赫斯与古根海姆美术馆的设计者赖特有着不同的思考方式以及运用方式，最终却在宇宙、时间、图书馆这三个维度上汇聚在一起，这也构成了我这部戏剧的基本逻辑：在一个当代性的时间和空间里，人们如何思考。”面对国外媒体采访时，汪建伟曾用一句话对“时间寺”做出解读：“可以理解为去一切特殊性、自由地、局部地生产。”

“时间”概念早在1993年就出现在了汪建伟的作品中，当时他在香港艺术中心举行名为“事件-过程·状态”的个展。但是，将“时间”延展出更多意义的，则是他2011年的“黄灯”个展。很多人认为“黄灯”是空间概念，但它还有时间的概念，黄灯相对于红灯和绿灯，介于通行与停滞的中间环节，作为一个选择地带，它充斥着无尽的可能。 “作品对空间合理的布置变成展览的一部分，我恰恰质疑这个东西，我不相信秩序，所有展览都是由以往经验打造的，但是“时间寺”本身就是质疑这个的，作品就像摆放一个出土文物的现场一样……我对已知的任何东西都是拒绝的。”汪建伟说。

在多数人认为时间是物理性概念时，汪建伟则认为“当代”就是个时间问题。他认同乔治·阿甘本对于时间的理解：当代并不是与今天的同步，而是与今天的不共识。时间对于他来讲是一个何为当代的问题。汪建伟用“寺（Temple）”指代一个空间，有点像哲学中“思考——思考”的位置，他在这里可以思考时间的问题。

三十余年来，汪建伟参加了无数海内外的展览，“时间寺”更像是汪建伟30年艺术生涯的思考。“我看到好的作品的时候，总禁不住想，艺术家用了多大的努力，多少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一步？因为他要战胜人们通过各式各样缝合术的围追堵截，才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将作品放到你的面前，不用任何介绍和背景。我也想成为这样的艺术家，‘时间寺’就是要证明这点。”汪建伟说。

对于作品，汪建伟从不过多解释，在他缜密的逻辑思维下，哲学被用一种更为复杂的系统融入作品之中，也有很多人在看完他的展览后表示不懂。但他却认为：“懂与不懂之间，你已经懂了。有时候人们要强制性地把‘懂’变成一个标准，其实就是要讲故事。要把懂变成一个故事、千篇一律的故事。懂和不懂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又要用一个标准的答案来对所有的不懂进行解题，这个要求本身就有问题。”汪建伟说。

《三岔口》至今已经过去了8年，2011年的《黄灯》，直到2014年的《时间寺》，在别人还没懂的时候，汪建伟已经自行进行着属于自己的艺术革命，让观者难以跟上他的脚步，他一骑绝尘而去，人们只能望尘莫及。自上世纪90年代，汪建伟就已经是在国际上行走的艺术家了，1997年，他参加了“第十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成为中国内地艺术家中第一人。这注定是一个艺术家的成名之路，而汪建伟却不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或许对于他来说，这是陈词滥调的社会对自身的劫持，他想要的自由并不在这条路上。

1984年，自学成才的汪建伟通过油画《亲爱的妈妈》获得了官方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1992年，在香港举办的个展中，他的作品被抢购一空，彼时一幅油画的价格已经达到了3000至5000美元。然而，在这之后汪建伟却做了一个特殊的决定。香港画展开幕后，汪建伟拉着老婆的手站在兰桂坊的街边，他对她说：“这个饭碗刚端起来，我又得砸了。”

那时，汪建伟已经开始对绘画这个系统的唯一性产生了怀疑。此后的30年，汪建伟的背叛非常彻底，甚至于很多人都不懂他究竟要做什么。“比如有人说，你看这人画这么好，然后就放弃了。如果人们从这个角度上对我表示认可，我觉得这种认可很廉价。我只是尊重了我的选择权。”他对记者说。

“封闭产生最大的敌人。我创造出来一个词，叫做‘已知的贫乏’。”汪建伟一边说，一边将手抚过“时间寺”闭幕演出资料的边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汪建伟是个工作狂，他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从不知疲倦。他认为重要的就是排演，每次排演都是一次新的开启。而汪建伟每天的工作也都像是一场排演，他孜孜不倦进行排演的源动力，就来自他想知道未知的事情，并且对现在已有的东西都不信任。他说，“我的画和雕塑、电影，以及即将要上演的戏剧，都是用这种方式产生的。”而对于那场将在古根海姆上演的戏剧，它排演的内容和结果要在2月才能揭开谜底。

《21世纪》：有很多人说看不懂您的作品，您如何看待“懂与不懂”？

汪建伟：怎么可能有一个答案或者解释方式，是大多数都同意呢？我认为公众是一个充满差异的群体，所以说我创造的不懂，恰恰是捍卫了这个世界的公平。你希望一个艺术家永远都是左顾右盼，创造一个大多数人都懂的逻辑吗？这里面就含有一个法西斯逻辑，你放弃了捍卫公平的权利。

《21世纪》：您特别关注学术性问题吗？

汪建伟：我看书很杂的，我看说明书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学术文章。学术是重复了一千遍的学术统治，我很想对学术这个词做批判。学术很容易让我相信世界上有个不变的东西，就是真理。如果有人掌握了真理，就会优于周围社会的秩序。千万不要把我贬低为学术型，我认为那对于我来说，是很贬义的词，也不要高抬我是草根型的。如果我们尊重这个社会是差异化的，那就请从这个方面去判断问题。

《21世纪》：您怀疑过自己吗？

汪建伟：当然，反对是从自己开始的呀。我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就是反对自己的行动。我们不反抗我们身上被体制化的东西，包括习惯的思考、动作、姿态，这就变成了我们只是反抗别人，而不反抗自己被体制化的部分。

《21世纪》：为什么您认为“已知是最不安全的”？

汪建伟：在展览《黄灯》中，我在展厅的空间里建了四道梁，每道梁65公分，1.9米高，中国大多数人从这下面穿过去是没有危险的。但是我注意到，所有的人，包括1.5-1.6米高的人过这个梁，他们都弯着腰。真正的危险其实是不明确的，来自于你认为不是危险的地方。真正的安全其实就是最不安全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安全就是活在已知里，而我认为已知是最不安全的。已知像一把锁，紧紧地锁住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