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迈克·奥德，Narcolepsy, 2010, 彩色录像接图，22分钟28秒。
早在80年代初，我看到迈克·奥德（Michael Auder）的录像，印象深刻。片中，奥德的女儿亚力桑德拉五岁左右，在观看自己出生时的录像。这件作品多少让人想起实验电影人斯坦·布拉哈格(Stan Brakhage)的影片。和布拉哈格不同的时，奥德并没有将家庭电影变成高雅的艺术形式。他对于“美学距离”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对于展示生孩子的详细过程，未曾多想。奥德只是为他的摄像机找到了最清楚的角度—-一个镜头展现的就是一个胎盘。另一个镜头是正面拍摄妻子维拉弯曲的双腿，婴儿从母亲的身体里爬出来，还加上了几年后亚力桑德拉看到这个录像的场景。奥德之所以是个极为有意思的电影人，并不是因为他去拍摄女儿的出生情景，也并非因为他采用过去四十年里拍下的日记式素材，而是因为他会去重新利用那些素材，根据谁在看这些画面去重新定义所拍摄的内容。人们不禁去想，当一个孩子从电视屏幕上出生的场景时，对他／她意味着什么，在这种画中画的时刻，公开与私密，父母与孩子，清晰和模糊，明白与未知，它们之间的分界有哪些被打破了，这都是要思考的问题。
奥德1944年出生于法国小镇苏瓦松，最初在巴黎做时尚摄影师，和实验性的Zanzibar电影团体一起工作，认识了维拉和演员路易斯·瓦尔登（Louis Waldon），这二人当时因为拍摄安迪沃霍尔的《蓝色电影》(Blue Movie，1968)而被人所知。奥德和维拉以及瓦尔登拍摄了一个电影（16毫米和35毫米）题为《忙碌不停》（Keeping Busy, 1969），这部片子可能和他早期的影片一样，已经丢失了。之后他与维拉去了纽约，搬进了切尔西酒店，在那里他遇见了实验剧情片导演雪莉·克拉克（Shirley Clarke）。同年，克拉克购买了一台当时很流行的便携式录像机索尼Porta-pak。
奥德创作的大量作品，几乎涵盖了录像技术发展的整个历史。他在Bushwick狭小的工作室的一个房间，里面堆满了大大小下过期的硬件，都是过去十一年里使用过的。他之所以保留这些东西，不仅是因为情感原因，而且因为他需要去看那些他还没有来得及数字化的作品。曾经，他将四千小时的录像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将它们转到硬盘里，输入电脑。奥德说，自己好几年都没怎么拍新录像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已经“在里面”的作品。当他开始将目光转向外面的世界时，几乎都是通过手机摄像了。
准确复杂的剪辑技术和低端的摄像机结合，形成了一个二十分钟的名为Narcolepsy(2010)的片子，它与我之前看过的奥德的任何作品都不像。里面刻画了一个貌似坐在餐厅座位上熟睡的年轻女人，运用了多个叠加的画面，12种叠加的背景音。低画质的画面让人想起超8，不过，颜色都非常柔和，看起来也并没有褪色。画面的质感，尤其是对这个女人脸庞的特写上，很有古典大师画作的那种沧桑感。五六十年代，很多先锋电影人都喜欢采用画面叠加这种手法，有时候是为了省钱，多少也是想和传统电影的线性叙事有所不同。虽然叠加产生了平面化的空间，但奥德的画面却看起来更深邃多变。一只宠物兔在床上蹦过，雪地里跑来一匹狼，爪子下悬着一只野兔。水龙头里涌出的水，在窗户上凝结。许多裸体男人从海里爬到了岸边。在影片结尾，两个小女孩冒险进入一条河流里，浅滩上留下她们的踪影。背景乐中，拉长的警报，湍急的水声，急促的呼吸，最后是奥德急促的喊声：“快回来！”
作者艾米·托宾（Amy Taubin）是 Artforum和Sight&Sound特约影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