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保罗•霍登格拉博（Paul Holdengräber）和托马斯•施特鲁特（Thomas Struth）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对谈现场（摄影：Jori Klein）
和另外几个有名的七十年代杜塞尔多夫之子—Kraftwerk一样，托马斯·施特鲁特（Thomas Struth）也是某种遥远疏离、不动感情的静止的化身。无论是严格对称的街景照片（通常了无人迹），还是临床医学般冷静的家族肖像，施特鲁特摄影作品里的建筑和人体看上去都仿佛悬置在固态的空气中一般，所有拍摄对象都冻结在其周围环境的负空间里。当然，所有照片都是“静物”，但施特鲁特的作品“静”过了绝大部分照片。这些通常从远处拍摄的大幅照片抹去了艺术家的主体性—他的眼睛或主体（Eye/I）似乎无处不在，同时又无处可寻—但也保持了一种古典画家的构图感。施特鲁特原本是一名画家，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跟随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学画，随着他的兴趣逐渐转向摄影，又改投伯恩与希拉·贝歇（Bernd and Hilla Becher）门下。和很多视觉天才一样，施特鲁特也不擅长谈论自己的作品。
在2014年年底“纽约公共图书馆现场直播”（Live from the NYPL）对谈上，施特鲁特在采访人保罗•霍登格拉博（Paul Holdengräber）面前显得温和亲切，而且出奇地谦逊，尽管如此，观众最终还是只收获到了艺术家生活和思想的一点点片段而已，因为谈话方向非常散漫。我们得知，他喜欢音乐，关于1969年他去听Who演唱会的故事演变为有关艺术家对爵士乐的终生热爱。青少年时代的施特鲁特会把德国爵士传道士Joachim-Ernst Berendt的广播节目从头到尾录下来，然后尝试用萨克管模仿节目里的音乐。音乐影响了他如何在自己的作品里“组织时间”（虽然他的组织方式不能离爵士更远）。爵士是“生活的好伴侣”，为我们提供“慰藉、平静和智力上的刺激，”他说。霍登格拉博引用了William Claxton多少有点儿自我辩护的话“摄影是眼睛的爵士乐。”
霍登格拉博用幻灯展示了施特鲁特“美术馆系列”里的一张照片，题为《自画像》。照片里，丢勒的《28岁的自画像》（1500）悬挂在某德国美术馆，镜头右侧，正在凝视画像的施特鲁特背对观众。施特鲁特说这件带有典型的马格利特式静态特征的作品“融合了摄影、绘画和电影。”当被问及照片带有距离感的视角（镜头对着艺术家，艺术家对着艺术品）究竟什么意思时，施特鲁特将其比作自己跟霍登格拉博谈话过程中分散的注意力：“我看的是你，但想的却是他们（指观众）。”他接着说道，在拍摄家族肖像时，他思考的是拍摄对象的视角每时每刻的变化。
施特鲁特2002年受里希特委托为《纽约时报》杂志特辑拍摄的里希特一家的肖像照片也出现在大屏幕上。联想到丢勒的自画像（画中艺术家左手非常故意地抓着衣服的皮毛领子），霍登格拉博留意到施特鲁特人物照片里手（常常摆出奇怪的姿势或放在让人意外的地方）的重要性。里希特家族肖像也不例外。八个人里有七个人的手被拍进照片，而且都以某种很不自然的方式触碰或抓着某人或某物；毫无疑问，施特鲁特对每个人的手怎么放都做了预先设定。他说自己是“群体动力学专家”，每次拍摄家族肖像时都“像分析师一样思考”。
回到艺术家自己家人的话题，霍登格拉博提醒施特鲁特他曾说过图像带有某种道德因素，提起施特鲁特父亲二战时的相册。老施特鲁特曾是纳粹国防军的一名军人，他的相册里全是在法国和俄国的各种战时记录，这些照片一度让年轻的施特鲁特既厌恶又着迷，为他后来成为摄影师埋下了伏笔。施特鲁特说这些照片“既不寻常，也没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地方。”他的父亲始终无法为自己参与纳粹的事实道歉，这也成为父子间长年的冲突点。施特鲁特提到，讽刺的是，照片里的父亲看起来一点儿都不“雅利安”，反而很像一个阿拉伯王子。“照片讲故事，”他说。“说‘照片是谎言’一点儿意思也没有；真正的问题是‘照片能够展示什么？’”
当他拍摄七十年代杜塞尔多夫街景的早期作品出现在屏幕上时，施特鲁特将其比作一场“心脏直视手术”，揭示了“一座对自身过去感到尴尬不已的城市。”他嘲讽地说另一张空旷无人的杜塞尔夫街景“完全不是音乐剧。”说到1978年同样荒凉的SoHo克罗斯比街街景照片时，施特鲁特说他感觉纽约有时“能彻底将人压倒；我几乎没法说话。”但他又确实提到，在拍摄期间，纽约人比德国人友善，德国行人通常都会问他是否取得了拍摄许可。
霍登格拉博展示了2011年施特鲁特受国家肖像馆所托为伊丽莎白女王钻禧纪念拍摄的女王以及菲利普亲王的肖像照片。施特鲁特说，对于这次“不寻常的委托”，他并没有立即接受，因为他很少拍名人的照片。最后决定接受委托是因为想挑战一下“把皇室当做人来展示”。施特鲁特说他坚持自己挑选女王的服装，话音未落，霍登格拉博立刻插嘴道他听说施特鲁特注意到女王胸很大，所以按照这个特征挑选了相应的服装（施特鲁特对此表示否认）。施特鲁特承认他的确调整过女王背后一块枕头的位置，而且当他要求菲利普亲王移动一下左手的时候，亲王回答说，“我已经移过了。”
有一张照片现场没有展示，但目前正挂在大都会博物馆里，而且是2015年2月16日即将开幕的施特鲁特回顾展的一部分。按照霍登格拉博的描述，这张照片拍的是一名在手术室正准备接受脑部外科手术的妇女。施特鲁特说，对他而言，这类题材很罕见，因为他不是“战地摄影师”，“很少处理痛苦。”他将手术室里复杂的医学技术描述为“希望的技术。”因为不喜欢被人说他剥削他人的痛苦，施特鲁特不愿意在画廊或NYPL展示这张照片，但他觉得大都会没问题，因为在那里，人们“不会把它当产品看。”
所以，赫尔佐格（或苏珊·桑塔格）都不算剥削者。但是这样说起来，谁是呢？真人施特鲁特既不寻常，也没有什么耸人听闻的地方—他只是个普通的德国人，有着不普通的视觉才华。如果他能给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以及其他很多人）做点儿有关艺术家态度的建议，这个世界可能会好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