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乌托邦

林宸胄

据说当今全球大大小小的双年展、三年展的数量已超过了160个，Biannale Foundation网站上的“双年展地图”在不断地刷新，而各类艺术博览会更是数不胜数，当代艺术正借艺术之名催生出一种被称为“全球本土化”的新文化——政治——经济模式，全球化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等各类立场与话语在这种模式中都被揉捏得圆融通达，和无数已成历史的真理一起，成为真理市场中的候选商品。我们不妨将双年展看成一种投射了各类意志而又集中体现当代社会矛盾的实验，各类不同的轨迹因此汇集旋即迅速分开，当这种聚合遍布全球时就形成一张巨大的网，密密麻麻的网格子中有穿梭于各种双年展之间的飞机客、游牧族，有双年展所在城市的艺术部落，同时也有正焦虑不堪地身处双年展之外的其他城市的艺术群体。对于这张由双年展、博览会织成的大网来说，“其他城市”就是遗漏在网格空隙处的“二线城市”。

当“城市”被投射成“全球”与“本土”之间的矛盾聚合点时，对于二线城市而言，“全球本土化”实在只是一种游戏：二线城市既望不及“全球”的项背，又无法充当 “本土”，在这种烙有原罪的地缘环境中，被三下五除二地剥夺了话语权。而对于身处二线城市的艺术家而言，这个问题成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

在这个问题逻辑下，身处二线城市的艺术家既不能忽视双年展，要向游牧族看齐并迎头赶上，还得对自己身处其中并保有艺术家身份的“二线城市”有所交代；既要对当代艺术的体制心存警惕并蹈身其中，又要告诉在“不开化”城市里的批评者们——那一套建立在传统价值观之上的对当代艺术的质疑，是在“以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的价值观之名，批判一个正在走向消亡的世界”（伊夫·米肖），他们的镣铐不可谓不沉重。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的是，“二线城市艺术家”的身份也为其带来了操练主流体制之外的乌托邦实验的可能性，毕竟“主流”只是可能性之一，那双年展之网外还只是一片虚空。

参加这个展览的15位艺术家都是投身艺术并即将继续献身艺术的热血青年，在漫长的艺术路途和艺术环境逐渐改善的城市里，他们以多元的个体实践，去应对工业化、数据化、理性的生产洪流，并对当今以双年展制度为主流的艺术制度作出个体回应。他们不仅是“孤独的人群”中仍对乌托邦怀有梦想的热忱个体，同时还是积极面对现实勇于实践的“搅局者”。此外，他们的指导教师陈宗光先生自身也是位富于实验精神的个体，他将自己对于视觉艺术的理解、经验赋予学生，并以自身的探索精神影响学生，引导他们成为独立的个体。

在“本土质疑”和“全球裹挟”的夹缝中，身处二线城市的艺术个体不仅应当自信地拥抱双重夹击，更要勇于以个体的微弱感知力去接触一种或许正在活跃中的乌托邦实践状态。面对质疑和裹挟的黑暗之雾，唯有自我燃烧以照耀那个二线城市中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