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厂:对话上海双年展策展人
发起人:天花板  回复数:2   浏览数:2261   最后更新:2014/11/27 18:56:05 by guest
[楼主] 之乎者也 2014-11-25 08:32:14

来源:iArt

该文章写于1983年,作者:让—弗郎索瓦·利奥塔,译者:陆兴华。


目前这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发言人号召'知识分子'就法国为了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赶超'别国而需要的'转变'这一点,来展开大讨论。不过,他具体指出,他要的是'具体深入的思考',而不是那些'公开大谈介入的大名词'。

他说的'知识分子'到底是指哪些人?他要号召的实际上是观念人、专家、决策者。虽然这号召的是智识人,但只是那些负起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责任的智识人,或是那些至少会、或将要为上面提到的'转变'而展开大讨论,但仍念念不忘于责任的智识人。可是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更象是那些设身处地地为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全体生物或某些类似的实体着想的思想者。也就是说,他们是认同于一个被赋予普遍的价值的主体,并从这一角度去描述和分析为了使这一主体实现自己,或至少为了使这一实现有所进展而该去做些什么的思想者。'知识分子'们向每一个个人发言,前提是每一个个人都是这一实体的主心骨或胚胎。他们的陈述也是根据这同一条规则指向或发自个人。'知识分子'们的责任是与那一关于普遍主体的共享观点分不开的。只有这一观点才能给予伏尔泰、左拉、萨特(恕我只限在法国境内)所享的权威。

现政府发言人加罗的号召因此是把各种责任搞混了。他忽视了作为智性劳作的基本原则的各种分工了。

新技术本质上是与语言的技术科学相连的,它与行政、经济、社会、军事管理一起,改变了中介和高等职业任务的性质,并吸引了在硬科学、高等人文科学里受训的思想者。

这些新干部还不算是'知识分子'。他们对智性的职业使用并不着眼于在他们擅长的领域充分去体现那一普遍主体 ,而只是在那一领域里作最好的表现。这一表现是由相对于那一操作的输入/输出(成本/利润)来定义的。这完全是一种技术标准。投身于这样的责任中的思想者会并且有可能必须被引导着去发明一些新的机制。这样,他们肯定会去研究什么东西在他的领域里运行得最好。但他们既不责疑这些领域的界限,也不去责疑这一'表现'的性质,而一个以普遍性作为其职业的主体是必然会去作这种责疑的。这些新干部接受已被广泛接受的对现实的分割和评价行动的广为接受的标准。

显然,我这是简化了。新技术的层出不穷继续在动摇这种分割,但事实上,当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一个学者或哲学家负起这样的责任,她和他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一责任的附带条件:需在所被分配的领域中去得出结果。对于那些文化任务也是如此。一个人指导一个文化中心,在文化部负责一个部门,加入一个向艺术发放资助的委员会:不论一个人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一个伟大的画家,作为负责文化的人,她或他必须去坚守一种与'创造'完全不同的任务。文化任务和文化'激励'这一说法本身就预设被文化的人(公众,使用者)缺乏知识、趣味感性,缺乏表达的手段,需要受教育。首先,公众必须被争取过过、受我们的诱惑等等。文化管理的成功原则上是由结果、由被文化的人的行为上的改变来决定的。对这些结果的量化,却成为另一个问题。

而真正的画家、作家或哲学家的唯一责任就是去问:什么是绘画、写作、思想?如果有人对他们说:'你的作品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们是有权、有责任对这种反对不加理睬的。他们的受众不是公众,而且我要说,甚至也不是艺术家、作家等等自己组成的共同体。说真的,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受众是谁,而这正是使画家、作家成为画家和作家的地方:将某一种'消息'扔进虚空里。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他们的裁判 ,因为在做他们所做的事的过程中,他们也责疑了既定的判断绘画、文学等等的标准。他们也怀疑那些定义着被广泛认同的领域、文类和学科的那些界限。让我们这么说吧,他们是实验的。他们决不是要努力去培养、教育或训练什么人。

同样,他们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用不着去认同一个普遍的主体,用不着为了负起'创造'的责任而负起人类共同体的责任。相反,爱因斯坦和那几个丹麦人在理论物理上闹出的革命则打破了关于知识的普遍主体这一现代观念。未来主义的确是帮了那一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忙,可是得承认,法西斯主义并不是这些研究中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当阿波利奈尔说如今的艺术家应当使他们自己成为非人性的,他显然是在说,各种先锋运动并不是由'知识分子'们策动,'知识分子'总是太人性了。《回苏联》是一个'知识分子'作品,或也许是一个公民作家的作品,《造伪币者》是个'创造者'的作品。就因为这两本书是由同一个作者写的,就用同一眼光去判断它们,这是不公平的。这两个作品之间的联系不是虚弱,而是 压根就没有联系。

总存在这样的诱惑:将一个人在其某一种责任的运用里获得的声望移用到另一种责任上。人们期望于'知识分子'的正这样一种移用。实际上知识分子的全部特点也就在于这种移用上。知识分子的这种乱插手只有满足了下面这个条件,才不算是捣浆糊,才不是无理的篡夺:有一种普遍化的思想,那知识分子唯一能自豪的思想,能安排好一个系统里的各种不同的责任,至少是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正是这一总体化的统一,这一普遍性,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思想里最缺乏的。

我就不客气地说了:只有当不义完全可归在某一方,只有当受害者是受害者,施暴者决不能原谅,只有在构成我们的历史名字的世界里,有些名字至少是象纯理念那样无暇地闪光着(如康德眼里的弗里德里希一样)时,一个人才可以不滑头地做他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谴责将工资的奴隶状态施加到工人头的'纯粹的、不由分说的不义'。他的控诉是由那个将要到来的普遍主体来授权的,这个普遍的主体将所有上面提到的那些责任,包括那些思想者的责任,组织到一个单一的目标里,那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巴黎公社是体现这一目标的一个几乎透明的名字。现在,这一来自普遍主体的授权消失了,不过,这不光只是苏联、一个被解放的无产阶级所任命的民意代表暴露出了其真正本性,而主要是由于,能用来为这样一个普遍主体合法化的迹象是越来越难找到了。你们自己去判断好了:那最重要的迹象,在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眼里也许是唯一的一个迹象,就是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

那鼓动了近一个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的启蒙这一思想也是如此。它过时了。我们可以通过教育--这在先进国家里是启蒙的强项--的状况来判断它的状况。这些叫做'知识分子'的启蒙者及其十九世纪的继承人们认为,推动教育会增强公民的自由,会摆脱政治上的分裂主义,会阻止战争。今天,再没有任何人会指望教育--它到处都失誉了--来训练出更有眼光的公民--训练的只是表现得更好的职业人士而已。而这也正是法国本科教育改革的官方提出的目标。无知不是一种歧途,知识的习得是一种确保更好的薪水的职业资格。

再也不应该有'知识分子',如果竟然还有几个,那也是因为这些人对于十八世纪以来出现于西方历史中的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在现实中决没有出现一种普遍的主体-受害者,思想可以以他们的名义提出控诉,而这种控诉同时成为对'世界的构想'。即使是'最弱势的人们',萨特曾担用他们的角度,来引导他自己走出不义的迷宫,就连他们,在一切都被说出都被做出之时,也只是一种消极的、无名的、和经验的实体了。我倒并不是说不需要介入那些最弱势的人们的命运中:伦理和公民的责任都要求我们必须介入。但这一角度只允许我们作防卫性的和本地的干预。想扩展到这些干预之外,我们就会走错路,就象萨特那样地走错。

现政府发言人Gallo是找不到他现在正在找的东西的。他正在找的那个东西属于另一个时代。我的结论倒并不是要让画家去画、哲学家去哲学、科学家去做他们的研究,经理去做管理,组织者去培养我们的文化、政客去搞政治。我的结论原则上讲远比这个要'乐观',尽管它看上去事实上是'悲观的'(但这些悲观呀乐观呀也都来自启蒙时代)。那一普遍观念的式微,也许是毁灭,却能将思想和生活从那些有集权意味的执迷中解放出来。各种责任的多样性,以及它们的独立(它们的不可兼容)要求、会要求那些担当起这些责任的人,不论他们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既要有灵活性,又要宽容,还要轻装上阵(svelte)。这些品质不再是严格、诚实和力量的对立面;它们是后者的符号。智识人并没有沉默,并没有退隐到他们的可爱的工作里,他们努力不辜负下面这一新的责任,而正是这一责任使得'知识分子'在其介入里越帮越忙,使得知识分子不可能:将智识与那一促发了'现代性'的惧怕或强迫症区分开来。

[沙发:1楼] guest 2014-11-26 07: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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