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抗议圣保罗双年展接受以色列资助
发起人:艺术眼artspy  回复数:1   浏览数:1330   最后更新:2014/09/06 09:02:29 by guest
[楼主] 灰常灰 2014-08-31 09:22:28

来源:东方艺术大家


殤城


文、图/马可鲁


编者按:最早知道马可鲁先生的文章是因为《无名年代》,那篇关于无名画会的文献发表在香港的《今天》杂志上。跟马老师约这个专栏,源于去年年底在做专题时到他工作室拜访,得知他还有篇关于纽约艺术生涯的记录,便有一睹为快并与读者分享之心,只是当时他觉得还有待完善,那段时间较忙,应允大约半年之后。恰好从七月刊开始,杂志在做“城市计划”专题,在我们的催促之下,长文《殇城》从本期开始连载,并以“纽约往事”之名,希望藉此可以带给诸位一个关于城市与艺术的参照。


纽约中央公园,九十年代初。左:肌肉男张宝琦,右:画家张泽平



一 时代广场的枪击事件


1991年8月18日凌晨一点多,格林威直村西四街临近第六大道的性商店旁边,几个中国画家在为路人画像,旁边聚集着一些围观者。灯光昏暗,时间渐晚,喧嚣声也静了下来。在路边画像的画家中有张泽平,我、张宝奇,倪军,魏小峰,冯良鸿。性商店的旁边是是一家半地下的店铺终年封着门,橱窗一侧便道上使我们能毫无顾忌的将画架支起来,招揽生意。突然间,身边有人提醒,来了很多穿制服的警察,十数个警察荷枪实弹的把我们围了起来,人群一阵愕然。询问之后,知道是中城的时代广场发生了枪击事件,有中国艺术家出事了。不多时,有人从时代广场过来,说是上海来的画家被一个黑人凶手枪杀了,警察局最直接的反映是派警力把几处街头艺术家聚集的地方保护起来。


时代广场是我们不太情愿去的地方,虽然那些年也常常出没在那里,广场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嘈杂无比,各色人种混杂,拥挤的街道上充斥着一种特殊的味道。那些国际观光客衣着光鲜,翩翩如时,那些出入百老汇剧院酒店的绅士淑女,以及夜空下无数霓虹灯广告牌上巨幅的俊男美女袒露的肌肤,音乐剧中类似西部牛仔的英雄们,对面是凯文•克兰的内裤广告。一座座摩天大楼反射出的七彩的高光。以及从旋转门的背后闪出的势力的看门人。永远修不完的马路上迎面横着路障,一截粗大的烟囱将路面下供热管道的缕缕白色蒸汽引出,这是曼哈顿特有的景观。脚下的地铁的通风口在冬季的时候排出大量浑浊而温暖的臭气,每每无家可归的人们、流浪汉、艺术家们藉此而取暖。街角横流着小便,观光马车遗留的马粪,这里的空气甜腻腻,臭烘烘,这里的艺术家必须勇敢而顽强,同行之间、或与非同行之间的为生意争夺地盘的争斗时有发生,大动干戈,甚至惊动警察。在这里海地的男人几乎清一色,腋下夹着薄薄的黑色皮箱,打开来满满的装的是各种电子表与进口名假表,生意特别好,街头游荡的黑人拦着过路人,从口袋里掏出假金项链兜售,遇到贪便宜的游客,常常要上当的。街边无数家卖电器与照相器材的商店几乎都是中东人经营的,其中讳谟如深,本地人是从不踏进去的。而我们,通常是腋下夹两把海滩折叠椅,一只手提画具皮包,机动而又轻便,不少东欧、俄国的艺术家仍企图维持他们“高贵”的欧洲血统,他们会把画箱高高的支起,阳伞撑起,各种画笔,连画带刷。其实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画不过中国大陆来的画家的。当他们遭受警察骚扰的时候,躲避转移速度颇慢,费事而笨拙,而中国人的短平快优势尽显。


纽约SOHO,九十年代后期


那些波多黎哥的西班牙裔的穷人们通常集体行动。在街头用纸箱摞起睹桌,用可乐瓶盖、骰子为赌具,庄家魔术师般的挪动耍弄着几只可乐盖。口中念念有词,蛊惑围观者。周边则埋伏了一些“托儿”不断”赢钱’,而街角两端都有望风的人。直到有游客被骗后痛哭流涕,孤立无助。而每晚这种把戏的上演都训练有素,当望风者报知警察来了,瞬时推倒纸箱,全部人马便立即消失,混迹在路人中,毫无踪影。


我们和这些人一样,急切的挣钱,焦虑的等待,热情的拉客,小心警察的光临,唯一不同的是人们还称这个行当为艺术,而我们是艺术家。你可以在如此嘈杂可怕的环境中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凝视那、常常是如天人般端庄、美丽、宁静不动的美人儿。揣摩那些造物的不同群种的骨骼结构,黑瞳之后那莫测的内心。又由于被画者的静穆,画者的专注,似乎能片刻抵消周遭的凡俗。


在我们身前身后游来荡去摇曳着妓女们那些粗大的,娇小的,浓艳的,俗媚而裸露的身影。久而久之我们都认识了,见面会友好的点头。从不会错把对方当作猎物,就像不同戏分,不同场次的演员在幕后相遇那一刻,身在戏外的漫不经心,还原本真的严肃与心知肚明。



柏林墙



二 从柏林到丹麦


每当经过路边演奏的音乐家的身旁,我总是满怀敬意,恐有不妥的小心上前,躬身往琴盒儿里放上一枚硬币或一两张纸币,我知道,我与他们一样,我便是他们。


1988年我初到柏林时曾与一些“朋克”比邻而居,他们居住的楼房后面便紧邻柏林墙,这些朋克很多来自其它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车往往拖着厢形拖车来到此地散落在楼前空地,吃住或在车里,他们居住的楼房是一座战前的老楼,盟军轰炸柏林的时候它竟然幸存了下来,旁边便是旧时马莉安娜修道院和教堂的钟楼,她们也都在战争中存活了下来。作为德国的一个重要艺术机构,许多艺术家的工作室,印刷作坊也自然在里面,那些年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兴起,这里也常常上演一齣齣实验艺术剧,表演,大多与中世纪宗教桎酷,社会,政治,心理,与德国和欧洲的历史相关,血淋淋,阴森森,怪异的。


柏林墙


柏林市政府一度企图拆掉“朋克”们居住的那座老楼,这激怒了“朋克”,于是许多窗户被砖头封起来,“朋克”们据守在楼里楼外,整座楼变成了堡垒,西柏林的市政府说来也算仁慈,这样一闹便决定不拆了,且住在楼里的人多年来更没有房租之虞。


楼的地下一层有低矮的窗户在地面之上,那里常常传来喧闹声,我透过窗户看到里面灯光幽暗,人声鼎沸,摇滚乐声大作,男人女人肢体乱扭,五颜六色的头发刺向天空。黑色的摩托装与闪亮的金属配饰是惊世骇俗的宣言。有人热情的向我招手,示意我进去,我虽满怀好奇与敬意,却不曾有勇气参与其中。


白天阳光下又与他们遭遇,这些年青人友好的打招呼,他们庸懒的生活方式,吉普赛人的漂泊与流浪总使我暗暗为之向往,当我在斯图加特路遇街头音乐家,我惊讶于他们的清纯,流畅娴熟的技巧,这些都是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年青人,装束、仪表、自然而典雅,无论长笛、黑管或小提琴、沉着流畅的演奏出古典室内乐的章节,曲曲珠联璧合。斯图加特皇宫附近的喷泉水池和卵石铺就的步行街安放着古代与现代的雕塑与塑像,充满古典与现代的交融浑然一体。


无论我在瑞典歌德堡的市中心,在斯图加特的皇宫周围几个世纪的华美的建筑中穿行,或是哥本哈根市内的运河码头,我都会驻足于这些街头艺术家的面前,并为之迷恋。当我在海尔辛格栖憩的短短三个半月里,每逢周末,我便会乘火车去哥本哈根,徘徊,倘佯在丹麦皇宫的护城河边、在运河边安图生的故居外面流恋。享受北欧的阳光,耳边传来街头歌手粗哑的歌喉。


唯有纽约,唯有纽约不同于所有这些城市,只是当我动身前往这座城市前是万万不可能理解的。


丹麦海尔辛格,路易斯安娜博物馆


在海尔辛格人民大学时候,我的英文与文学艺术的教师是理查德,他是英国人,但久居澳大利亚。他思想左倾,是澳大利亚土著人权利益的捍卫者。当谈起澳大利亚的土著。他对土著文化的同情使他对澳大利亚的白人政府有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青年人的愤怒。当澳大利亚庆祝建国二百周年之际,在海尔辛格安祥宁静的小镇上,他组织了一批学生上街游行,我仍记得那天他神情严肃,认真而诡秘。他显然不是个成功的作家,但他的小说中的情节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的诡秘与逻辑推理。


他在文学课上教授讲解鲍勃•迪伦的歌曲,其中一首长长的歌曲叫“朋友”它有诗体的歌词,以我浅显的英文水平,竟然也被感动的无以复加,我记得他事后对我说“我知道你是懂他的,我感觉的到”。自此之后,他常常唤我去他那的寓所喝酒,用不多的英语交谈。他特地给我使用印制着代表他那贵族家族姓氏的超大啤酒杯,他洗过澡,披着睡袍,我们围坐在壁炉旁,这时他常会电话叫来一名中年妇女,在等待客人的时候,他会文雅的修饰梳理他那绅士般络腮胡须,他目光炯炯,极为神经质,当他得知他在英格兰的弟弟遇害身亡之后,沮丧悲哀,竟割腕未遂。


我们一起去哥本哈根,他说要带我去看看资本主义的另外一面,我们去了博物馆,那里正好有文森特•凡高和保罗•高庚的展览,我们沿着哥本哈根古老的市区散步,我们一起浏览那些波西米亚聚集的地方。他说哥本哈根有个自由城,那里人们可以自由的使用毒品,大麻无疑是完全合法的。光顾那里的瘾君子多是教授、工程师、和大学生、知识分子,当然还有那些“朋克”。


我们在火车站附近选择了一家小小的上空酒吧,一进门,他便向柜台边的两位女侍者介绍“他叫Ma Kelu,是从红色中国来的”。 我上他的课的第一天,他曾对全班的各国同学说:“这里是丹麦,在这里人们永远随身携带的一件东西是这个” 说着他便发给全班每一个人一个精巧的啤酒开瓶器。


此时我眼前出现一个怪异的场景,理查德还是一派的英国绅士,我依然傻呵呵的着一身牛仔服,而吧台后面的两位女侍者下身穿着短裙,上身则完全袒露,两人的乳房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晃来晃去。我稍觉怪异却也无甚不适。我倾听他们交谈,我也加入了他们随后的话题。两位女侍者都是在读的大学生。理查德逢人就会说到我要到美国去,似乎是他要到美国去。他们的话题充满了对欧洲与新大陆之间的社会,文化的比较与不同,理查德总会说到文学、艺术与诗歌,而眼前这两位女侍者,也对这些严肃话题似乎有着深刻的认同。


丹麦的啤酒很浓很浓,我们都喝了很多,由于谈话语言的渐感艰涩,我听他们的谈话颇感吃力,紧靠里面的一间房没人,光线暗暗的,却传来一声声鞭挞的声音,我踱步过去,进到那间屋里,墙角一只黑白电视机正放着两个女同性恋者施虐与受虐的场景。两人都穿着深色比基尼,一女执鞭,一女匍匐似乎享受着被鞭挞的快感。我生平第一次见此场景,除去不解与好奇,一阵生理厌恶。几分钟后我回到吧台前。我们与两位女侍者仅两三步之隔,我惊讶他们的默契,超自然的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并无轻佻,她们与理查德严肃而悄声的交谈。


不记得我们坐了多久,我醉了,只记得理查德把我塞进了出租车,我告诉司机地址,他付了钱,待醒来,我已来到了哥本哈根大学的学生宿舍。我有朋友在那里,我有钥匙。每当周末我便可以住在这里。


在我离开丹麦之前,一群日本同学为我单独举办了一场晚会。三个女生,四个男生,他们的友好使我着实感动。理查德又在和平学的课堂上,向全班同学宣布:“Ma Kelu要去纽约了”,他反复强调“纽约”似乎是要送我去前线作战。在他割腕未遂那天,我和几位同学老师拦阻、簇拥着他,他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沮丧,他交给我一件纯羊毛毛衣,语重心长,一语双关的说:“take It with you, the NewYork is cold!" 我接过毛衣,一件很漂亮的毛衣,他对我解释说毛衣的图案是英国的劳工画家劳瑞的一幅油画,我接过毛衣那一刻,心中一片茫然。(未完待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沙发:1楼] guest 2014-09-30 17:19:05
来源:东方艺术▪大家 文/马可鲁

三  住在哈陵区的林琳夫妇

我、魏小峰、艾未未一同乘坐地铁,来到了哈陵区,未未几乎从不来这里的,他声称:“曼哈顿的十七街可以找到全世界的服务,足以处理生活中所有的事务。”当我们刚刚从地铁站钻出地面,未未警觉地提醒我们说“你看,这就是哈陵区”,眼前一位年青人跑过的身影,紧跟着,一个黑人男子追赶着、叫喊着、手中挥着一把“BOX NIGHF”一种割纸箱用的刀子,二人飞似的跑过,消失在黑暗中。


我们来到131街,林琳的寓所,这是一套几家合用的公寓。房子极其便宜,才百多元一套,几家一分摊月租不过几十元。这一带的居民多为黑人,也有许多其它少数族裔的穷人。楼房墙皮油漆剥落,污迹班班,楼道灯光昏暗,当我们走进他们居住的房间,才意识到这里人们生存状况的拥挤、狭窄。林琳夫妇的房间仅能容身,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床头上方的书架堆满了书,很有一些重量级的书,最大的客厅被作为合用的工作室,地板隆起,裂开缝隙。林琳面目清朗,生前来自上海,从他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从我们仅有的一两次短暂的会面,并无交谈。我对他充满敬意,且有好感。他与他的好友同来自上海的艺术家赵穗康、张建军等就读于位于曼哈顿二十三街的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在美国学艺术是很奢侈的,学费不便宜,而他们需要用街头画像或打工的钱来支付学费,完成学业,我能想象其中的艰难。


纽约视觉艺术学院通常代表纽约艺术动向的最新潮流与趋势,而那个年代,正好是新表现主义的尾声,纽约新绘画的领军人物是朱利安•施那伯、巴斯•奎特、戴卫•萨里、罗伯特•朗戈、辛迪•沙曼等一批八十年代起来的年轻人;当时,后现代主义思潮方兴未艾。林琳的作品能使我想起巴斯奎牙与朱利安•施那伯、能窥见他的热情与野心,画面上嵌着一块块一尺左右长的橡胶轮胎,每幅画都是厚重的立体画面,似乎是毫不透明的工业油漆,淋淋洒洒的覆盖了整个画面,从中能感觉到哈陵区、布鲁克林区、布朗克斯区那些到处废墟般的街道,废弃的汽车残骸与车轮轮胎。寂了的街道上行走的一脸冷漠的黝黑人体散发出的浓浓的非洲香料与熏衣草的混合气味,一些失业无助的人们聚集在街头。不远一家修车行的隔壁上满是描绘黑人生活的颜色浓郁线条粗犷的涂鸦与壁画,

车行门板洞开,空荡而幽深,库房的尽头传出黑人男性的爵士,与布鲁斯音乐,嘶哑而哀怨的吼叫,我听不出那是B•B•King 还是迈尔•戴卫斯。


四  斯古海根绘画雕塑学校的湖边小屋

坐落于缅因州的斯古海根绘画雕塑学校是一所全美知名的艺术基金会,六十多年来囊括众多现代艺术史上重要的艺术家、艺术界人士和美国政要,每年夏天的三个月,六十四名年轻艺术家,五名驻校老师及他们的家属,众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通常是有过去几届的同学志愿做义工,他们都留恋这里,愿意再回到这里。邀请为数可观的重要艺术家、学者们前来讲座。学校的工作室错落在山坡上,通常以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的是艺术家或基金会捐盖的,学校有雕塑艺术家工作室与作坊,有各种机械工具,有湿壁画工作室,九十年代又增加了电脑及数字设备供做多媒体艺术的艺术家使用,学校还有一座拥有两万多册画册书籍的图书馆,在一座小池塘边。平日晚间,是无尽的晚会与篝火,是艺术家的世外桃源。


这一届的驻校艺术家分别是:约翰•沃克、马哲瑞•佩特诺,威廉王、朱迪•瑞夫卡、詹姆斯•克拉克,前来讲座的艺术家有:李昂•高伯、泰瑞•温特、黑人画家贾克伯•劳伦斯、还有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东方艺术的教授专家,记得他演讲的大意是西方现代艺术衰落与精神危机,他声称中国古代艺术的高度精神性能挽救西方的艺术精神性的缺失,这自然会引起一片哗然,在他演讲过程中播放幻灯片时,我注意到有几幅作品放倒了,约翰故意鼓动我站起来指出错误,只见老教授一阵慌乱,几次眼镜滑落到鼻梁下方的鼻翳上。


初到斯古海根的时候,一切都是懵然无知的,对于学校的日程安排与活动内容的了解也毫不清晰。这一切当然源于语言的欠缺,刚到美国不久,适应美式英语的听力也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我被分配到一间四人合住的房间,一座临近水边的两层木屋,我们住楼上,楼下是客厅与众人活动的空间。很快宿舍就杂乱无章,几乎无从插脚,美国年青人的散漫使我吃惊。我开始不适应,找到教导处提出请求,要求一个安静的住处,学校的慷慨出乎我的意料。我被调整到紧挨湖边的另一座木屋,三张木床,但整个房间只我一人,木屋坐落在稍稍纵深的林中,推开木门,前面一个小小平台,木拦引导向湖边。我喜欢这个地方,清晨周遭静寂,鸟的叫声。我立即把录音机摆在床头桌上,整整齐齐的将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西贝柳斯、格里格的音乐磁带码放在一起。


工作室距离我的住所大约二十分钟的路程,每天从湖边往山上走要路过图书馆、红房子工作室、凡高工作室,讲座大厅与雕塑作坊,还有两大排工作室;一个叫长工作室,一个叫德•孔宁工作室,那是德•库宁捐资建造的。一排约七八间,每间并不大,但都有天窗,光线明亮,前面是宽宽的木廊;四周树林围绕,眺望缅因州层层的起伏山峦,其间奶牛三三两两,放养在山坡上,景色绝佳。当我把一块块大画布直接钉到墙上,涂上底料后,接下来的时间大多在图书馆,在那里我竟然找到我们刚刚结束的纽约—北京纸上作品展的画册。


与我一同来到这里的还有一位中央美院的艺术家,出国前在学校任教,毕业于民间美术系,但他画油画,深受原始主义艺术的影响,画的很可爱。他刚刚从国内直接过来,英语听不大懂,一次在和一位黑人艺术家的交谈中,那个黑人艺术家教导他:在美国,凡是听不懂的时候一定要说“NO“,别说“YES“,可能他每每听不懂英语的同时总要笑容可掬的对所有人回答“YES”。


他的画儿画的很快,有着非常多的主意。画中的符号与形象,从生物界的飞虫走兽到热带丛林的灌木植物,以及变形稚拙的人形,使我总想起原始主义卢梭,而本尚的夫人很赏识他,说要和他谈谈,他很兴奋。他见异思迁,那阵子画风一天一变,一周之内墙上的画儿变了七个样子,自己也很为无所适从而苦恼。周围的美国画家被搞糊涂了,便来问我:“他在干什么?”他这种状态我很理解也很同情,他很瘦小,深度眼镜后面的目光是不安而又焦躁的。他知道我那时的画儿是抽象的,近乎新表现主义,他觉得我和这里的艺术是相一致的,好心的他一天来到我的工作室,对我说:“你很有希望,将来回到纽约,我们一起,我拼命挣钱,你就玩儿命画!”我看着他痛苦的样子,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自然不会当真,我对我自己也全然没有把握,我又能怎样呢?(我这里还要说得是若干年后我们一同回到纽约,我们一同在街上画像,他笑容可掬,人看上去心情好多了,也放松多了,我们依然谈着艺术的理想)这里三个月的学费是3700美金,我的奖学金是2000美金,学校安排人700美金收藏了我一幅画儿,我仍需交1000美金,我没什么钱,决定放弃。我找到学校在纽约的办公室告诉他们我没有1000美金,得到的答复是非常善意的:“我们喜欢你的作品,你应该到这里来,我们再资助你1000美金”,我便再没有了拒绝的理由。 但另外一个理由我却没有说,那年六月国内发生的事件。直接影响到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我一直无法从中解脱出来,绘画也似乎失去了动力与意义,我停止了绘画,心里充满失望与忧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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