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

2014年2月10日，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因病去世，享年82岁。作为《新左翼评论》杂志第一任主编，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新左翼代表了两个相关却又存在差异的结合”。本文为斯图亚特·霍尔发表于《新左翼评论》2010年1-2月刊的文章（原标题：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载于《国际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王晓曼/译；孙乐强/校）。10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和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接受采访谈斯图亚特·霍尔。以下为斯图亚特·霍尔文章：

第一代新左翼产生于1956年，这不仅仅是一个年头，也是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苏联坦克镇压了匈牙利革命，另一方面英法联军入侵了苏伊士运河地区。这两件事前后只隔几天，这增强了它们的戏剧性影响，揭露了统治当时政治生活的两大体系——西方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潜在的暴力和侵略倾向，对整个政治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更深层次来说，这两件事为我们这一代人设定了政治上可以容忍的边界和极限。对20世纪的左翼而言，俄国革命向斯大林主义的蜕变代表着一种悲剧；在我们看来，“匈牙利事件”之后的社会主义者必然会把这一悲剧铭记于心。“匈牙利事件”终结了社会主义的某种清白。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事件”则强调了下述观点的错误，即认为英国在一些前殖民地降下国旗就标志着“帝国主义的终结”，或认为福利国家的实现和物质的丰裕标志着不平等和剥削的终结。因此，“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是分水岭，标志着政治冰冻期的结束。

新左翼就是在这两件事情的余波中诞生的。它试图在这两种隐喻之间设定第三种政治空间。对我们那一代的左翼来说，它的出现意味着冷战时期的强制沉默和政治僵局的终结，意味着有可能突破性地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设想。从谱系学来展开讨论可能是有用的。“新左翼”通常与1968年联系在一起，但是对1956年的新左翼来说，1968年已经是第二次、甚至可能是第三次转变了。这一术语是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名为“新左翼”的运动中借用来的，后者是由《法兰西观察家》周报以及它的主编克劳德•布尔特在法国政界发起的一种独立潮流。布尔特是法国抵抗运动中的一位领袖人物，他试图在战后的欧洲政界开辟“第三条道路”，以独立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两种左翼立场——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超越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以此来对抗美国和苏联在欧洲的势力。

这一立场与后来成为英国早期新左翼的那些人的政治愿望不谋而合。我们许多人都已经在巴黎召开的大会上见过布尔特，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考虑建立一种跨越东西欧的“国际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观点在英国的主要倡导者是G.D.H.柯尔，他是一位严肃而又勇敢的独立老左翼，当时仍在牛津讲授政治学。虽然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欧洲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信徒，但他的社会主义却根植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协作和“工人控制”传统中。他批判了“马礼逊”式的民族化的官僚主义，这深刻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政权形式的态度。

新左翼代表了两个相关却又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结合。第一个传统，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字，我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以《新理性者》杂志和它的创始人约翰•萨维尔、爱德华•为代表。第二种传统最好被描述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它的核心力量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的左翼学生，并与“政党”机构保持某种距离。1956年，在那些正统的瓦解中，正是来自这个阶层的人首先创立了《大学与左翼评论》。我就来源于第二个传统。

形成

说说我的个人经历，也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那一历史。1915年，由于获得了罗氏奖学金，我几乎直接从牙买加的学校来到了牛津。因此，我的政治观主要是“反帝国主义”的。在上学时，我赞同左翼，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受其影响，但当时我还没把自己称作一名欧洲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我正深受正统马克思主义失败的困扰，它既没有充分讨论第三世界的种族、种族性和种族主义问题，也没有充分探讨文学和文化问题，后者是我上大学时在学术上一直关注的问题。回顾过去，我认为，当时我就是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描述的那些人中的一员，作为一名文科生，我加入了利维斯派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之间的联盟，我不得不承认“《细察》杂志获得了胜利”。这并不是因为《细察》是正确的——我们一直都批判《细察》文化纲领的保守精英主义——而是因为可供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太机械化，带有过多的还原主义色彩（我们还未接触到卢卡奇、本雅明、葛兰西或阿多诺）。在更广阔的政治领域，我强烈批判斯大林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还是一种政治形式。我反对将其视作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我遇到的少数G。C。D员不愿意承认斯大林主义对苏联和东欧所造成的人所共知的灾难性后果。 与其他小部分在牛津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一样，在政治上我主要关注殖民问题。因此，我参加了西印度群岛学生政治组织。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回国”之后的事情，并期待不久之后我们可以全部到那里去从事这些事情。我们讨论西印度群岛联邦和加勒比地区的新经济秩序前景，讨论在冷战的压力下左翼被从牙买加曼利的人民民族党中驱除出去的事件，讨论英属圭亚那地区贾根政府的垮台事件。由于移民是战后才开始的，所以英国当时没有“黑人政治”。

后来，我开始对英国政治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兴趣，与牛津左翼的接触更加频繁。英国没有“群众性”的左翼政治运动或大众政治运动。人们似乎只能在工党和极左翼之间作出选择，当时前者忠于大西洋主义世界观。我第一次冒险参加共产主义小组讨论，主要是与G。C。D员争论把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应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合适。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恐惧和怀疑的氛围。1954年之后，这种氛围变了。关于左翼的争论开始缓慢地复苏，也出现了一群人开始关注这些讨论。

现在很难想象20世纪50年代牛津的政治氛围。冷战统治着政治视野，并用它冷酷的二元逻辑支配着每一个人，将每一个话题极端化。“解冻”是从一系列关于当代问题的争论开始的：随着保守主义的复兴，工党和左翼的未来是什么？福利国家和战后资本主义的性质是什么？在早期“富裕”的10年中，文化的改变对英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加速了这些争论的步伐。如果没有这些前期“准备”，就不可能有对“1956年事件”的反应，也不可能形成新左翼。也就是在前期准备中，许多人慢慢地获得了自信，参与到那些质疑正统的政治争论条例和跨越现存组织界限的对话当中。

这些线索被1956年事件戏剧性地集中在一起。布达佩斯的苏联坦克彻底碾碎了下述梦想，即东欧无需经过阵痛和社会动乱就会产生一个更加人性、更加民主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苏伊士运河事件则揭穿了帝国主义的谎言。20世纪50年代，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苏伊士运河游行事件是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集会，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遭遇警察的马队，或者说第一次听到休•盖茨克尔和奈•贝文的公开演讲。1956年动乱的结果就是两本期刊——《大学与左翼评论》与《新理性者》——的公开出版，1960年，这两个期刊合二为一，构成了“最初的”《新左翼评论》。

新学生左翼

当时，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呢？——为什么偏偏发生在牛津的部分地区？与后来不同，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并不是革命活动的中心。小部分享有特权的左翼学生，争论着消费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文化的资产阶级化问题，回头来看，这在当时似乎是相当边缘的政治现象。然而，争论的强度却非常猛烈，这与当时牛津的主流腔调那种脆弱的、随意的自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牛津也包括它的反叛者：被遣散的年轻退伍军人、现役军人、罗斯金学院的工会会员以及来自国内外的“奖学金学生”。虽然他们不能重建牛津的主流文化，但的确建构了另一种替代性的知识上的少数文化。这就是《大学与左翼评论》所代表的文化氛围。

牛津的左翼是多种多样的。有一小部分是G。C。D员，包括拉尔夫•萨缪尔、彼得•塞奇威克、加布里埃尔•皮尔森，主要集中在贝列尔学院，克里斯多夫•希尔就是这一学院的近代史导师。在这附近，有一家著名的工党支持者俱乐部，大部分人坚定地忠实于费边主义、工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还有小部分人坚定地关注即将到来的议会生涯。最后，还有一些“独立派”，包括一些严肃的工党群众，他们在理智上不与以上任一阵营结盟，而是艰难地在两者之间徘徊。这一群体更关注流放者和移民的平等待遇，而这也加强了它的世界主义。查尔斯•泰勒是一位法国加拿大籍的罗氏奖学金获得者，但更令人费解的是，他还是一名天主教马克思主义者；多德•阿里尼是特立尼达人，而我是牙买加人；萨迪克•马赫迪后来在苏丹起到了重要作用；克洛维斯•马科颂德是叙利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创始人之一。

我们举行辩论的地点是社会主义俱乐部，它是一个差不多从30年代人民阵线时期就被抛弃的垂死的左翼组织，我们复兴了它。很明显，其他学校也形成了类似的辩论，因此也应该为这些新出现的学生左翼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最终创立的期刊标题中会使用“大学”这个词。而另一半笨拙且极不商业化的标题，通过与《左翼评论》的象征联系，表明了我们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左翼评论》是20世纪30、40年代一本宽泛的非正统的文学与文化期刊，它比当时任何类似的“政党”期刊更易于接受新的文化运动，布莱希特的戏剧最早就是在这个期刊上被译成英文发表的。1956年，争论超出了学生讨论的范围，将我们抛进民族和国际左翼政治的漩涡之中。

第1期《大学与左翼评论》出版于1957年春，它有四位主编：拉尔夫•萨缪尔、加布里埃尔•皮尔森、查尔斯•泰勒和我，前两位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退出了G。C。D，而我和泰勒则代表“独立派”。它的内容和投稿人清楚地表明，它已经转变为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

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

新左翼也从《新理性者》所代表的另一个传统中吸取了许多相当重要但又非常不同的资源。这一流派是在英国G。C。D和人民阵线政治中形成的。一些“理性者”——爱德华•汤普森、约翰•萨维尔、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多夫•希尔、维克多•基尔南、霍布斯鲍姆——都是这一独特阵营、即G。C。D历史学家小组中的一员，在鲜为人知的多娜•托尔的鼓励下，这个小组形成了一种高度独立且富有原创性的对英国历史的解读，成为一种与英国大众激进主义联系更为紧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但在风格和灵感方面，完全不同于那些强势且深具宗派倾向的人（如帕尔密•杜特一样）在G。C。D领导层中所形成的风格。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在党内激起了对整个斯大林主义时期的痛苦评估，而《理性者》首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作为内部的反对派刊物，它坚持要求一种开放的、公开的“质询”权。只有当他们失去了表达意见的权利，只有当民主集中制原则被动员起来反对他们时，大部分的“理性者”才选择离开党或是被开除党籍，此后《新理性者》才作为独立的左翼刊物出现。

因此，新左翼代表了两种不同政治传统的联合。这是怎么发生的？又是如何完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概述一下这两个期刊合并的细节。它们互相协作出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相互作广告，相互推广。一段时间之后，两个期刊的编委会开始围绕更广的政治议程定期会面，委任共同的编委会以及招募新委员。逐渐地，两个编委会都把精力倾注到维持这两个期刊的财力和商业的可行性上；更加迫切的是人力资本费用。对我们而言，1956年或多或少打断了我们的正常生活。许多人一直没有停止奔波，当时已经处于极端的政治疲惫状态。但比较积极的是，也有许多机会能够为我们的立场创造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团结的政治平台。虽然我们意识到了各自的差异，但在合作的几个月中，我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接近。众多因素促使我们作出了合并的决定。由于许多更合适的人，如汤普森和其他学者，都不愿出任主编，我就鲁莽地同意担任《新左翼评论》的第一任主编，而约翰•萨维尔则担任编委会主任。

最初的《新左翼评论》

《新左翼评论》以这种方式出版了两年。我认为，相较以前的期刊来说，它并不是一本成功或出色的刊物。双月刊的形式以及讨论最新政治问题的压力，使它变得越来越像一本左翼“杂志”而非“期刊”。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新闻风格和编辑风格，它与我们最初的政治意图并不符合，对此，我们也毫无准备。编委会和编辑小组对期刊重点和风格的强调也存在差异，前者想保持“新左翼”作为一种运动的主要政治影响和权威，而后者则每天7点钟在苏荷区卡莱尔街聚集起来开始工作。

“新理性者”在政治上属于这样的一代：他们经历过30年代的人民阵线和反法西斯运动，经历了二战中欧洲的秘密抵抗运动，经历过“与苏联友好”的第二阵线运动以及1945年工党胜利后大众左转的潮流。虽然《大学与左翼评论》的一些年轻G。C。D员隶属于这一传统，但他们与这一传统的关系却完全不同。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大学与左翼评论》成员都是“战后”一代。因此，这种差异并不是年龄上的，而是构成上的——一种政治代际问题，而战争则构成了象征性的分界线。这些差异的确产生了诸多微妙的张力，新期刊已经显露出来了。

这种构成和政治风格上的差异，被二者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位置给放大了。《新理性者》的基地在约克郡和工业发达的北部。虽然在其他地方也有许多读者，但它却有机地根植于一种地方性的政治文化——不仅是劳工运动文化，而且还包括组织文化，如约克郡和平委员会；同时，它强烈地质疑“伦敦”文化。虽然《大学与左翼评论》得到了许多地区的支持，但它更多地属于一种“新理性者们”所说的“世界主义”或是“牛津—伦敦”文化。《大学与左翼评论》的成员都是现代主义者。作为来自殖民地的一员，我确实本能地对这种匿名的更加社会化的都市文化感到亲切，虽然我对《大学与左翼评论》与都市之外的工人阶级生活缺乏有机联系感到遗憾。

现在清楚的是，即使在杂志最初的编委会中，新左翼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在文化和政治上也决不是同质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必须人道地、宽容地处理这些张力。但是任何细心的读者都能很快辨别出真实的差异，有时甚至能尖锐地指出期刊中的争论。因此，回过头来看，任何试图重建某种本质的“新左翼”，并强加给它一种政治统一性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虽然这两组成员不是同类人，但他们在一系列相关主题上却具有广泛一致性，从而使新左翼成为一个独特的政治团体。

我的观点主要集中于下述论述：任何复兴新左翼的探索，都必须从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动力和文化的一种彻底的分析开始。就社会主义而言，这意味着，必须要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现实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沮丧经历妥协，并根据这些经历来改变“政治”观。对我们而言，这种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对“我们时代”分析之上的尝试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创始性——整个新左翼的计划就是由此开始的。

主流的解释是，我们现在正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社会分配的主要问题已被战后的蓬勃发展解决了，后者是福利国家扩张、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和管理革命“人性化”的产物。所有这些都成为后来“公司制”——大资本、大国家——的构成要素，或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成为“战后共识”的构成要素。它们导致对传统阶级文化的侵蚀和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与这一情景相反，“老左翼”认为，这一制度仍是资本主义的，因此，传统阶级文化的重要性没有改变。阶级仍是以前的阶级，阶级斗争也完全是以前的斗争，怀疑这一点就等于背叛革命事业。然而，大部分新左翼都拒绝这种二元逻辑。所有权的新形式、公司组织以及现代积累和消费的动力，都需要作新的分析。这些过程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政治意识。更宽泛地说，消费主义的传播已经使许多传统文化态度和社会等级脱节；同时，也对政治、选区变化以及左翼制度和议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必须要与它们妥协。

文化与政治

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关于社会文化变化“漂移”的矛盾性和政治上模糊性的争论。这些变化并没有改变社会，但消除了许多旧的关系和构成，后者组成了整个左翼大厦和社会主义事业被历史性地建构的基础。这里再一次出现了至少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英国的基本阶级结构没有改变，所以，“变化”只是最肤浅的“社会学”上的变化，没有触及“社会的根基”。另一方面，与这种基础主义论述相对的则是对变化本身的无情颂扬，社会似乎已被自身运动的图像迷惑了，这点从消费者光鲜的表面得到了反映。

新左翼再一次坚持避开上述两种简单的观点，而选择了更加复杂的“第三种”描述。从我们理解这些变化的方式来看，我们未必是一致的。在我看来，新左翼作品中关于“世界图景”的大量描述都是富有创造性的，它们的活力和生命力（还有乌托邦主义）就在于，努力描述这些迅速改变的变化轮廓的意义。这确实是新左翼投入文化争论的最初领域。首先，因为只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社会变迁才能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其次，在我们看来，文化维度决不是社会的一种次要维度，而是一种本质维度。（这反映了新左翼与还原论和经济主义之间的长期争论。）再次，对任何能够用于重新描述社会主义的语言来说，文化话语在根本上都是必需的。因此，新左翼踉踉跄跄地迈出了第一步，把文化分析和文化政治问题当作了政治学的核心问题。

新左翼用这些不同的方式向狭隘的“政治”定义发起了攻击，并试图设计一种“扩大的政治观”。如果它不像女权主义原则走得那么远，它必然会为“私人苦恼”与“公共问题”之间的批判辩证法开辟道路，这必将会炸毁传统的政治观念。我们的立场所暗示的逻辑是：这些“隐藏的维度”必须要在“政治”话语中表现出来；同时，围绕着他们直接经历的问题，普通人可以而且应该就地组织起来，用存在主义的语言表达他们的不满，并由此爆发一场骚乱。（这是富有争议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来源。）这种扩大的政治定义也导致了社会冲突的潜在场所的扩大和选区的变化，这点必须承认。虽然我们支持强大的工会主义，但我们质疑下述观点，即只有在“生产线”上的那些人才可以发动革命。

这种扩大的“政治”话语也导致了对改良主义和它的典型代表“工党主义”的批判。我们之所以寻求一种更加激进的社会结构转变：部分是因为我们仍忠实于经典社会主义纲领的基本观点；因为我们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看到了社会力量的一种更大更强的集中，因为我们能够在远离剥削的直接场所的那些生活领域中追溯“商品化”的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更加广泛地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在新左翼内没有人比雷蒙•威廉斯更为深刻地表达了这一论述的根本特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仍是“革命分子”，虽然很少有人再保留对先锋队夺取国家权力的任何信仰。

在这些或其他重要方式中，相对于工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言，新左翼的主导趋势是“修正主义的”。我们出生在“许多种马克思主义”时代，现在也生活在这个时代。在1956年之后，我们基本上不再被描述为“正统派”了，即使有的话，也是极少数——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所有人都拒绝把它看作一种固定的、完成的学说或神圣的文本，虽然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被毫无“修正”地传承到了20世纪后半叶持有不同立场。例如，通过恰克•泰勒，我们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早期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我们而言，这是极其重要的，这部手稿的主题是异化、类存在和“新的需要”，1958年，他从巴黎带来了法文版，此后不久便将其翻译成了英文版。新左翼俱乐部任何全面的论述，都必须讨论下述论题：关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争论，对第三世界的分析，与核裁军运动相关的“中立主义”、北约和裁军运动，流行文化和传媒。然而，由于新左翼经常被描述为主要是一种学术组织，因此，提醒读者注意下述一点可能是较为合适的，即“第一代”新左翼经常——然而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一场运动而不只是本刊物。在《大学与左翼评论》第1期出版后不久，它就在一个不吉利的周日下午举行了第一次“读者见面会”，接着就创办了伦敦《大学与左翼评论》俱乐部。在早些年，这一俱乐部（后来改为伦敦新左翼俱乐部）每次都吸引三、四百名左翼听众来参加会议。一时间，它为那些没有正规政治信仰的人带来了极其重要的、生动的、经常富有争议的焦点。它与典型的左翼或宗派组织的区别在于，它的目的并不是招募成员，而是通过争吵、辩论、议论和教育探讨宽阔前线上的左翼政治文化。

这家俱乐部成了伦敦左翼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的独立中心，特别是当它永久落户在卡莱尔大街的游击队咖啡厅之后，这是通过拉斐尔•萨缪尔又一次高度危险但辉煌创新的冒险行为完成的。它是左翼在伦敦的第一个“咖啡馆”，在楼上有一间俱乐部会所和图书馆。第四层是《大学与左翼评论》的办公室，后来成了《新左翼评论》的办公室。在合并之后，全国涌现出许多新左翼俱乐部。

彼得•塞奇威克曾经敏锐地观察到，新左翼与其说是一种运动，还不如说是一个“舞台”。他注意到新左翼缺少严密的组织结构，注意到它松散的领导观和水平的等级结构，注意到它缺少独特的党籍、规则、条例、党的纲领或“路线”，后者与其他政治组织和极左翼团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特征是我们对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组织形式批判的结果，是强调自我组织和参与政治学的产物。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把后者看作是后来产生的那些原则的“先兆”。

预示性实践

虽然存在不足，但俱乐部却预示了新左翼将成为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实体的计划：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思想运动”。在我们和左翼看来，这表明了“代理人问题”在深层次上是有问题的。我们采用这种路径一部分是出于信念；一部分是因为我们认为，把普通人的运动纳入政治学之中，在政治上要比“正确路线”更重要，因为这些普通人已经实现了与他们生活时代的传统观念和正统联盟外壳的彻底决裂，在具体问题上，他们开始“自为地行动”。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核裁军运动中看到了一种处在萌芽期的新型政治动员形式，可以说，它超越了党派阵营，反映了新生的社会力量和愿望。与此相关，左翼也必须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实践。

核裁军运动是战后政治中第一个这种类型的“社会运动”——这是一种大众运动，带有鲜明的激进趋向和潜在的“反资本主义”内涵。它围绕着具体问题，通过市民社会中的自主活动形成，但缺乏明确的阶级构成，因而对那些跨越传统阶级身份或组织忠诚界线的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总可以在这些新运动中辨别出现代社会的特征和社会对抗的意义，对当代的激进变革而言，如果没有这些社会运动，当代的大众政治动员或运动都是很难想象的。

核裁军运动给新左翼造成的最终困难是——就像新社会运动常常做的那样——如何用更加传统的左翼阶级政治学来表达这些新动力和社会力量，以及如何通过这种表达来改变左翼的计划。虽然在努力建构一种没有异质的社会利益、政治运动和议程的“历史阵营”以及建构一种没有差异或带有差异的政治霸权实践方面，我们并没有比左翼取得更大的成功，但这一事实并不能否认这一任务的紧迫性。我们从“第一代”新左翼这里学到的经验是“应该问什么问题”，而不是哪个答案有效。

就工党而言，新左翼内部及其周围的许多人都是工党成员，也有许多人不是。作为一种运动，我们对工党的态度相当明确，完全独立于组织联系、控制、党的路线和纪律之外，这是我们政治目标的根本。在工党大会上，大部分人都支持单方面裁军，我们中的很多人也支持这一决定，这对我们而言是“胜利中失败”的明显事例，这是把一种讲坛胜利错认为大众新政治立场胜利的结果。在机构内部，核裁军运动已经枯萎、萎缩成一个护身符，一种党会决议的崇拜物和集体投票策略的把戏，丝毫没有触及现实群众的政治意识或活动。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英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工党的命运和前途结合在一起。我们也认识到，不论好坏，工党用改良主义政治学在大多数组织化的工人阶级中取得了领导权。我们尊重它与工会运动的历史联系。我们承认它是1945年“福利国家”革命的发动机，我们从没有低估这一革命的价值，因为它代表的是对现存体系的一种改革而不是推翻体系。但是，我们仍深刻地批判工党的费边主义和工党文化，批判工党的“集权制”，批判它在普通人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缺少根基，批判它对超出其限制之外的任何独立行动或运动的官僚主义质疑，以及它浓重的反智主义。我们反对集体投票的极端不民主程序，反对工党空洞的“立宪主义”。然而，我们知道，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工党都代表了英国政治中的战略赌博，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

因此，我们形成了一种公开辩论的政治学，我们接受了第三种立场，开启了“第三条战线”。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修正主义辩论中，我们反对克罗斯兰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所提出的后资本主义和“公司资本主义的人性化”论题，虽然我们承认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有思想的对手。与工党和工会左翼教条的保守主义相反，我们坚持认为，必须把左翼的观点建基在对战后资本主义新情况和社会变革的新分析之上。有些人将继续在工党内为此奋斗；而另一些人则在工党外奋斗。当人们的政治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之间缺少联系时，我们根本看不到“正确”路线是如何产生的。因此，我们的策略就是回避它，从而使人们加入到独立的政治活动和争论中来。

这种“类似的”策略要求我们维持期刊、俱乐部、联系网络以及游行、争论和宣传的形式，以便表达“第三种立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这种立场不屈从于运输大楼工党总部的路线，但是它的目的是要回到工党和劳工运动的国内政治之中，并试图影响后者。我们把这种策略称为“一只脚在内，一只脚在外”。

走向人民这些策略是以什么类型的组织领导为前提的呢？我们不断引用的比喻是“社会主义传教会”。当然，“社会主义思想传教”范畴是直接从威廉•莫里斯那里借来的，而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这些关系则是在社会主义联盟中形成的，前者力图使自己成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我们都读过汤普森的《威廉•莫里斯：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中的“创造社会主义者”一章，并深受启发。甚至，《新左翼评论》的第一篇社论的开头与结尾都引用了莫里斯1885年7月在《大众福利》上的一篇文章：“劳工运动并不处于起义阶段。”我补充了一句：“我们处在传教阶段。”

虽然没有全面地考察这种领导观，但它确实是建立在某些清晰的前提之上的。第一是挑战英国传统劳工运动的反智主义以及克服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传统分裂的需要。第二是拒斥三种选择模式的需要：“先锋队”和“民主集中制”的革命领导观；在国家机器内，由中产阶级“专家”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的费边主义；传统工党左翼对立宪机制、大会决议、赢得集体投票以及以微弱多数“左翼”候选人的优势赢得选举竞争的信念。第三，我们认为，英国社会的变化已经产生一大批能够接触到社会主义教育和宣传的战后社会新阶层。第四，我们深信，与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工党主义左翼的经济主义相反，社会主义是一种有意识的民主运动，社会主义者是被创造出来的，或者说不是由历史的必然规律或生产方式的客观过程给定的。

我们也挑战下述流行观点，即所谓丰裕社会将侵蚀社会主义传教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只能从贫困和堕落中产生出来。根据1968年之后这些主题的再现来看，我们对这些特征的强调——即人民自主地采取行动，“此时此刻”并“自下而上地建立社会主义”，并不期望那种一瞬间就能改变一切的抽象革命——具有鲜明的预见性。

我们持有一种本能的观念，虽然没有清晰地表达出来，即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植根于此时此地，必须要与活生生的经验联系起来：与我们已经学会称为“国民大众”的东西联系起来。当然，“人民”一直是一个散漫的结构，在早期新左翼的民粹主义中，使社会确切对象模糊化，是完全重要的。民粹主义并不只有一种，虽然都存在问题，但却可以被称为右翼民粹主义或左翼民粹主义，要么避免大众对抗，要么发展大众对抗。而早期新左翼的“民粹主义”就是后一类型。“民粹主义”中隐藏的张力和矛盾从来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战后社会结构的迅速转变不均衡地进入到新左翼的视野之中，我们一直不断地试图描述它的特征，但始终没有精确地表达出来；我们没有把这些差别引入到新的“历史集团”之中，虽然那是我们潜在的目标。在地方性的北部与世界性的伦敦之间存在的张力——就像后来的南北分界一样——要比这种简单的对立复杂得多。然而，它们遮蔽了战后英国社会中阶级重建与社会瓦解在节奏和特征上的一些重要差异，开始转喻式地代表了多样化的政治基础，但并没有提供一种结合的原则。知识分子与社会活动分子之间的张力是一个持续的问题，它是与知识分子在英国文化生活中地位的不确定性这一更加广泛的问题以及左翼失去效力的庸俗论联系在一起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这些张力相对的问题是几乎完全隐藏的性别问题——编委会领导层绝大部分是男性，而保持期刊运转的实际工作者都是女性：这是通常的性别劳动分工，这一事实也经常在左翼中再现出来。关于这最后一个问题，新左翼保持着一种深刻的无意识。

我们希望，俱乐部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组织、领导和交流渠道，使期刊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计划。但是我们缺少实现这些目标的资源，这在俱乐部中加重了这种感觉，即它们失去了对期刊的控制；同时也加剧了编委会的担心，即委员会已不能积极有效地控制期刊的思想。事实上，正是这最后一点以及与此相关的多重压力，最终促使我在1961年辞去了《新左翼评论》的编辑职务。

对我而言，这篇论文并不打算对“第一代”新左翼作任何总体评价，我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新型左翼政治学形成的第一阶段。企图详细地为它的历史辩护或回顾性地强加一种它不具有的一致性，看来是荒谬的。它的优点以及缺陷、错误和失误，都是而且仍然是无法回答的。然而，我在“做什么”、“怎么做”与更广阔的事业之间作出了最极端的区分。我仍然忠于后者，就像我当时一样。在我看来，“第一代”新左翼界定并公开表扬的“第三空间”在混乱的新时代中依然是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复兴的唯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