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郝显博客
译自一个不知名专栏。原文请点这里。
作者真名叫David Goldman，是美国银行债券研究部全球总监，同时写了很多文化、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文章。斯宾格勒（Spengler）是他在Asia Times Online写专栏时的笔名，这个专栏他写了近10年了。
文章摘要：『现代主义美学运动有两大块内容，一块是抽象主义绘画，一块是无调音乐。该美学运动的吹鼓手们认为这些都特别的好。不像那些古典大师，搞出来的东西只会让你感到爽，现代大师们更“严厉”些，不希望你只是爽，更希望你去思考和掂量。但作者观察到现在人们蜂拥着去画廊里看康定斯基、毕加索和波洛克（抽象绘画），但却根本不愿意在音乐会上听到勋伯格（无调音乐）。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你去看画，时间由你控制，压力不大。但在音乐会上，你被钉住了，你备感折磨。如果你足够真诚，你就会承认其实自己根本受不了和这些现代大师呆太久。』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续篇，名为《你为什么要假装喜欢现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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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文雅之士喜欢毕加索的斜眼画作，喜欢波洛克的乱涂一气，甚至喜欢赫斯特那些困在玻璃柜里的猪。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现代艺术家。但是，你，和我一样，讨厌、憎恶20世纪所有的造型艺术。
“对于艺术，我知道的不多，”你坚称，“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事实上，你并不知道。在那些实际上让你毛骨悚然的所谓艺术品面前，你被迫装得很嗨，因为你怕显得很迟钝。这种状态持续了如此之久，你已经忘记了自己还顶着个脑袋。别害怕：花几分钟读完这篇文章，我将帮你解开这个咒语，让你摆脱这种不适。
首先，要知道你并不孤单。博物馆里塞满了自虐的参观者，现代艺术品的价格一直在涨。去年，波洛克的一幅滴彩画卖了1.4亿美元。对于一个从未学过绘画，只知道对着画布噼里啪啦随意泼墨的酒鬼来说，这个结果会吓他一跳吧。
相比之下，支付给抽象艺术老祖宗康定斯基的钱要少得多罗，他最贵的作品卖了4千万多点。他早年一幅很普通的画《Weilheim-Marienplatz》，据苏富比估计，能卖个4百万的样子。康定斯基应当是你面对抽象艺术时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人。原因有二：一，他帮助创造了抽象艺术，二，他知道非具象艺术只是一个美学运动的一面，这个美学运动还包含无调音乐。康定斯基是抽象音乐老祖宗勋伯格（作曲家，同时也画画）的朋友和合作者。勋伯格，和康定斯基一样，普遍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创始人。
1911年，康定斯基参加了勋伯格的一个音乐演出，随后写了封信给勋伯格：
“首先请原谅我在还没能有幸私下认识你之前就写信给你。我刚听完你的演奏会，真是太棒了。你不知道我，当然，我是指你不知道我的作品，因为总的来说我的展览不多，在维也纳只短暂地展览过一次，并且还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分离派会馆）。但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思维方式和情感如此相似，我感到完全应该向你表达我的同感。在你的作品里，你给予了我强烈渴望从音乐中获得的东西，虽然是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
康定斯基这个判断完全正确。关于抽象绘画和无调音乐之间的关系，已经有无数专著。在网上也能找到大量他们俩之间的通信。对于喜欢这种东西的人，正如林肯所说，会发现这正是他们喜欢的东西。
这两位现代主义创始人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差别是：康定斯基最小一幅画的价格可能超过了支付给勋伯格作品的版税总额。出于某种责任感，音乐家会不时地演奏勋伯格，不过总是在节目的中段，绝不会是在结束的时候，因为听众对那刺耳的声音避之不及。到1951年去世，勋伯格一直很穷。他的遗孀和三个孩子靠着他音乐的版税勉强度日。他的后人仍然很穷，而那些著名艺术家的继承人却变得非常富有。
现代艺术是思想上的。它的拥护者会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一点。正是那些思想倡导者——也就是那些批评家——锻造了抽象印象主义者的名誉，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格林伯格在《党派评论》上对波洛克的吹捧：它的目的不是让你第一眼看上去觉得爽——比如像看拉斐尔或安格尔那样——而是要求观看者去思考和掂量。
为什么现代艺术的观众在艺术画廊里闲逛时很乐意接受现代主义的这套启示，但不愿意去音乐厅里接受同样的启示呢？这很像共产主义，曾几何时，共产主义是西方知识分子里的一种时尚。他们乐意站得远远地称赞共产主义，但不情愿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中。
当你看一幅抽象表现主义油画时，时间由你控制，你可以随着心意驻足长看或者一扫而过，还可以开动舌头，说点“明智”之语。如果你足够喜欢装逼，还可以引用一些来画廊之前在维基百科上查到的对这位艺术家的吹捧之词。当你听无调音乐时（比如勋伯格），你被钉在座位上听15分钟的感觉就像在牙医那呆好几个小时，你身在其中，无法逃脱，无法事不关己地来称赞这种抽象。你和那些1930年代错误地搬去莫斯科生活的赶时髦左翼知识分子一样啊。
这就是为什么至少有一部分现代艺术家实实在在地发了财，但没有哪怕一个抽象作曲家能以他的音乐谋生。但非抽象作曲家是可以变得非常富有的。比如韦伯男爵和一些电影配乐作曲家；还有主要写一些欢快且富有地方色彩作品（如芭蕾舞剧Billy the Kid和Appalachian Spring）的美国人科泼兰，他赚到了足够的钱来赞助一个针对音乐系学生的奖学金；维也纳无调作曲家伯格1925年的歌剧Wozzeck在欧洲大获成功，那是一个融合勋伯格式抽象风格和传统浪漫主义的折中作品。伯格的传记作家说这部歌剧让他过上了“小康生活”。
在仁慈地支持抽象（即无调）音乐几十年之后，交响乐团放弃了，不再把它们强加给并不情愿的听众，开始转向那些风格更易为人接受的作曲家。据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报导，“面对日益下滑的上座率和订户的老龄化”，交响乐团重新转向有调音乐，“美国交响乐团表示，2003-04年全国听过交响乐演出人数为2千7百万，比1999-2000年下降了13%。”
想想吧，同样的思想启示，画廊人满为患，而音乐厅门前冷落。这是因为当它挂在墙上时你可以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但当它钻进你耳朵时你无法逃脱。换句话说，对于无调音乐，你自发的、本能的厌恶正是你对于抽象艺术真实的、健康的、普通的反应。只不过是在画廊，你可以压抑住这种反应。
当然，有些人真的理解和欣赏抽象艺术。但你不是其中之一，你正派得体，没有反骨。著名的收藏家沙奇（Charles Saatchi，拥有一家广告公司）是这场运动为数不多的真正欣赏者之一。当时赫斯特正在伦敦港口区筹划他的首场学生展，维基百科上说：沙奇坐着一辆绿色的劳斯莱斯去看了第二场展览，站在赫斯特的《一千年》（他的首个“动物”装置）前震惊地张大了嘴巴，随后买下了它。《一千年》就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箱，里面装着一个正在被无数的蛆和苍蝇啃食、腐烂不堪的奶牛头。
这个《蝇王》是这场运动一个合适的标杆。托马斯·曼在他的小说《浮士德博士》里讲述了一个作曲家的故事（勋伯格是其原型），忿恨让他与魔鬼签订了一个契约。曼恩的主人公自己无法创造，于是出于怨恨，开始写贝多芬的一些无调讽刺仿作，去摧毁聆听者欣赏原作能力，以此来“撤销“贝多芬的作品。
许多批评家坚持毕加索那副原名为《阿维农的妓院》的画是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主义声明。在那副画里，毕加索嘲讽了格列柯的名作《圣约翰的幻觉》，把打开《启示录》第五封印的恐怖降格为展示在妓院里的五具女性肉体。通过腐化我们观看原作的能力，毕加索试图“撤销”格列柯。
现代艺术家相信，通过强加给我们足够多的丑陋，这将削弱我们的审美能力。我想，这正是把死动物放进玻璃盒或福尔马林罐里的要点所在。不过我很开放，也许这种艺术技巧归根结底或多或少有点价值。如果赫斯特同意把自己泡在福尔马林里展出，我会第一个买票。
来源：郝显博客
你为什么要假装喜欢现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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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了《承认吧，你真的很讨厌现代艺术》后，很多读者明确地告知，我误解了他们。特别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里，有很多人会至死声明他们对现代艺术的爱，我多少欠他们一个解释。下面，以再次失去一些朋友（本已为数不多）为代价，我将给出一个。
你假装喜欢现代艺术是因为你希望有创造性。事实上，你一点创造性都没有。在所有的人类历史中，我们知道仅有那么几百个真正有创造性的男人女人。悲伤地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不是其中之一。我坚持说你没有创造性，你以为我是在说你并不重要，这不是我的意思，关于这点我稍后会谈到。
你倾心于有创造性因为你希望崇拜你自己、你的孩子或某些自负的骗子，而不是崇拜上帝。信仰的缺席并没有让你更理性，相反，你对那些滑稽小神灵（这其中最傻逼的就是你自己）的膜拜让你显得十分可笑。切斯特顿说过，如果你停止信仰上帝，你将会信仰任何东西。
长期以来，保守派评论家们抨击那种期望每个幼儿园的小孩都有创造力的想法是一种自负。20年前，布鲁姆教授就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指出，直到现代创造力才被当作人类的属性，而不是上帝的。要求每个人都有创造力等于是说要求每个人都是微型上帝。
但是，创造力应该是什么意思？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它用来指那些真正单一的发现，即无法从以往知识里推导出来的发现。
我们可以这么问：看看全部的艺术史和科学史，那些如果没有他们历史将会完全不同、真正不可或缺的贡献者有多少？这里有讨论的余地，但也很难想出超过几十个名字。直到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欧洲的数学自阿基米德之后并没多少进展；在哥白尼和开普勒出现之前，欧洲只能依靠托勒密在1世纪做出的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行星运动的看法的人，开普勒之后只有牛顿，牛顿之后只有爱因斯坦。学者们仍在讨论如果没有爱因斯坦会不会有其他人发现狭义相对论，但似乎都同意广义相对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先声。
就此而言，有多少作曲家创造了西方古典音乐？也就是说，假如将来的世代只知道十来个名字[1]，但他们仍能从中获知什么是这种艺术形式的基础。
我们可以争论科学或艺术天才的起源，但我们必须同意他们非常稀少。在巴赫生活的年代，有无数受雇于宫廷或教会的音乐家，如今，我们只听其中少数几个。18世纪音乐家寻求实在的手艺，而不是创造力，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巴赫是怎么冒出来的目前还没有共识。至于其他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就算没有一个特里曼（Georg Phillip Telemann，巴赫的同时代人，当时比巴赫更成功），也会有另外一个人来完成他的工作，同时不会给这种艺术形式带来多大的损失。
如果我们是用“有创造力”来表达“不可替代”之意，那么真正有创造力的个人自然很少。你不大可能是其中之一。如果你努力求学，能跟上领域里大牛的脚步已是幸运。如果你非常优秀，你可能会有荣幸去深入探讨更伟大的头脑说出的观点。这等好事，不大可能说如果你不做，就没有其他人会做。恰恰相反，如果你在做任何领域的前沿研究，你会想尽办法尽快发表你的论文，从而你可以赶在其他人（他也得出了和你完全一样的结论）之前获得声望。就算是某个领域最杰出的头脑，也生活在一种将会被那些更早传播结论的人所替代的恐惧之中。
巴赫每部作品的题献都是同一句箴言：“荣耀只属于上帝”，并且（错误地）坚称每个像他一样努力的人都能做得和他一样好。他甘于做一个事奉上帝的勤奋手艺人，并不追求成为天才，可他就是天才。这正是有信仰之人的起点：一个人不是去试图成为天才，而是试着去事奉，不寻常的天赋是一种应谦卑承受的责任。自从艺术家、科学家们对事奉上帝不再感兴趣后，对天才的追求就开始了。
尼采宣告：上帝已死，艺术家就是英雄的时代已经到来，把瓦格纳当作模范，劝说我们在另一种层面上讨论他的艺术价值。瓦格纳是不是天才？这说不好，但是毫无疑问，尼采的拥护者里并没有更多的瓦格纳，更别提更多巴赫了。在尼采的想象里，摆脱习俗的办法是创造一个自己的艺术世界，但是，有能力创造自己艺术世界的艺术家非常少啊。这真是置其他人于一个不愉快的境地。
为适应艺术家的野心，在20世纪，发明艺术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生产的生意。不同于巴赫时代那种谦卑的手艺人精神，艺术世界分裂成各种运动。在20世纪，要想被人认真对待，艺术家必须发明独有的风格和语言。批评家对那些作品完全仿古的艺术家大加鄙视，赞扬各种学派（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原始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等等等）的创始人。
没有富人的赞助，现代艺术不会成功。每天我们都能读到20世纪绘画的价格又创新高。比如传媒大亨格芬（David Geffen）花1.4亿美元买了一张波洛克。有钱人乐于以天才自居，他们在卖CD、写代码上的技术或运气使他们有资格认为自己也是品味的仲裁人。成功的商业人士通常非常聪明，不过他们通常是“愚蠢的专家”，对能制造财富的行业有着深刻洞见，但对专长领域之外的任何问题则完全没有概念。这个世界啊，密谋着一同奉承富人，因此比起一般人，富人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微型上帝，从而更容易被艺术里那种对创造力的狂热所影响。
曼恩在他伟大的小说《浮士德博士》里把现代艺术描绘为魔鬼的作品。那个与撒旦签订契约的新浮士德象征着作曲家勋伯格，他为了一种作曲技巧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一群新的评论家是这些怪物的助产士。在上一篇文章里，我表达了对博物馆参观者站在波洛克的随意乱抹前说得滔滔不绝但绝不会去音乐厅听勋伯格的12音作品的惊讶。指挥家比切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说过一句名言：人们不喜欢音乐，只是喜欢它听上去的样子。对于波洛克而言，人们既不喜欢他的作品也不喜欢它们看上去的样子，他们喜欢的是艺术家在傲慢中能用自己的术语重新定义世界这个想法。
要想在这种堕落的机制之中混出来就意味着要对上帝示威，然后定义自己小小的世界，不管它是多么愚蠢、低级和可悲。缺乏创造力等于绝望。这正是无数艺术上的思想运动富有吸引力的原因，它们给了那些绝望的艺术家们一种有创造力的幻觉。如果上帝是创造者，那么模仿上帝便是仿效创造。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犹太-基督教的上帝不仅仅只是创造者，而是一个爱创造之物的创造者。
在一个有信仰的世界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变得“不可替代”，那就是通过善行和服务。对于孩子来说，母亲不可替代。正如丈夫和妻子之间不可替代，朋友之间不可替代。如果一个人能摆脱根据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来改造世界的这种野心，接受这个世界是上帝的创造，那么模仿将由爱的行为构成。
在对自我崇拜的强烈欲望之中，20世纪的艺术家用堕落到粗俗之极致来说服自己其实有创造力。在上帝缺席、需要崇拜自己的冲动之下，他们制造出的观念比天启教在最虚弱时杜撰出来的都要荒谬，并且，毫无疑问，丑陋得多。现代这种对自我表现的狂热是宗教的一个糟糕代替品，而用个人有创造力的幻想来代替赎罪，就更烂了。
[1] Josquin des Prez, Claudio Monteverdi, Bach, Domenico Scarlatti, George Frideric Haendel, Joseph Haydn,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Ludwig van Beethoven, Franz Schubert, Robert Schumann, Frederic Chopin, Johannes Brah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