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杕 来自: 艺术时代

上海双年展（以下简称上双）的特别项目《回家的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特展》的启动，似乎又把已经开始了三个多月的上双再次拉回到人们的视野。也许我们可以不断重新被这样那样在其名下的艺术事件带回到上双的语境中，这个进程将一边沿着既定的日程轨迹运转，一边又似乎持续迎合着邱志杰的制图术用心——从市郊的主题馆，到市中心的城市馆，而今又来到机场，当代艺术在上海的显形与展开似乎实现了某种其对于城市空间的实际“占领”；而这种占领以及这种占领行为所造成的交汇、摩擦与融汇，仿佛恰可以在邱沸腾的地图中找到对应的线路与布局。将“总体艺术”的立场以地图的形式加以可视化，一切创造、幻想与进程便几乎皆可以从这张《Map of Reactivation》中获得力量与实现的起点。

然而面对这张没有时间说明以及比例尺的地图，我们马上可以察觉“重新发电”似乎远远不是一场双年展可以完成的使命，亦非“策展”这项单纯的智力行动能够构化的“思想-影像”。去掉时限与比例，便是一种“去尺度化”（de-measure），对“可能性”与“发生”的直接生产，或者说一种力图将“期限”以及“边界”与“永恒”交接的野心。去尺度化所代表的精神与能量传递的自由流动（如超现实主义者们所为），便是作为地图绘制者的邱志杰所期待的总体艺术的乌托邦——没有什么比实现乌托邦更令人兴奋的了，即便只是将它停留在地图中那些概念、线索、命题以及关键词的合成与共存上。邱在此运作着一台“前卫-抽象机器”，将未可实现\“即将到来”的观念赋予一种实体装置的光芒，进而又将它们与双年展上的作品进行着抽象意义上的微妙交换与双簧。福柯也曾将自己命名为“地图绘制者”，不过他的地图却不局限于创造一幅无比宏大的既生图景（这多少让人怀疑是出自“权力”之手），而是首先去定义“域外”与“层”——而不是建构“无所不包”与“一览无余”——以及不断寻找那些地图中无法闭合的松脱处。

当然，我们亦可以说：双年展本身是在实践异托邦、非-场所（l’atopie），作为城市空间中一处抵抗性的不可确定场域。不过，此种空间早已在国际性都市内部被视为合法，而在世博会“遗址”上发生的上双，大抵相当于一个巨型的“阿莱夫”（Aleph），一个观众得以管窥国际当代艺术景观的所在，实难达成任何批判性指标。这点也可以从参观者的举动上得到回应：当小朋友们将傅丹（Danh Vo）的雕塑当作滑梯时，双年展的观众便已化身为新时代拱廊街里的游手好闲者，一边享用自己与当代艺术的落差与殊途，一边对当代艺术作品在自身场域与历史内兴建的拒绝视而不见。他们并不企图成为这里的公众，上双恢弘的“重新发电”计划中也似乎并不包括他们——在邱的策展理念中，他一方面回避了任何具体的政治激进主义主张，并不力图使上双成为发生在美术馆内的“街垒战”，另一方面，他亦没有采取深入的在地实践，比如在漫长的准备过程中开展在地微观共同体的培养。“重新发电”，以及一切带有“重新”（re-）的命题，其在语言学上的创造性皆在于“整合”式的规划，而不在于“生成”与“激发”，总体艺术因此便是一种取消了“战术”的权力交接方式，一种总体的“接管”与“替代”。但在现实中，这种“交接”的境遇却又十分坎坷，实体装置往往具备让抽象力量成为“八卦”的能力（比如著名的 “汉庭事件”）， 从中你会发现所谓的交接与替代已被耗损为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便可以解释的普通社会现象了。

双年展作为临时诞生的城中城，一个试图在全新界面展开的时空布署，实则施行的是一种“城邦”的建制，邱志杰自然是这里的哲人-王。即便它具备一个拓扑学的思路，无论是简单的国家主义，还是如邱一般，将国际（international）转化为城际（inter-city），都难以避免这座小城邦与外在大共同体、大城邦之间的区隔。在这一点上，当代艺术的城邦也许与“城中村”城邦没有区别：禁闭，割据，“卫生”，内部平等的实现。城邦内部的各种实践，各种文本化、图像化、装置化的乌托邦都在这种禁闭与安全化的框架内获得自由与完整。邱的“重新发电”致力于制度创造与形式革命的总体方案，然而其却恰恰为此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苑囿。布朗肖曾说：“禁闭指向域外（而不是内部），而且被禁闭的，正是域外。”而邱在域外之外开辟出的自留地使得上双在充分延展的同时，却也在无限近处迅即遭遇了自身无法超越的内在地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