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ALICE RAWSTHORN 报道

1926-1927年格特鲁德·阿恩特在包豪斯学校期间的自拍照。

柏林——格特鲁德·阿恩特(Gertrud Arndt)当时一定非常乐观。1923年她来到包豪斯(Bauhaus)艺术设计学校时，是一个才华横溢、生气勃勃的20岁的年轻人，她获得了奖学金。她在一个建筑事务所当了几年学徒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学建筑。

可惜她没有机会去学。包豪斯当时处于动荡之中，因为它的创始总监，建筑师沃尔特·格洛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其中最有威望的一位老师约翰内斯·伊顿(Johannes Itten)长期不和。后者想把学校变成自己的工具，用来实现他准宗教式的艺术设计手法。阿恩特被告知没有建筑学的课程可供她学习，她被分到了纺织讲习班。

不只她一个人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其他大部分女生也被迫学习“适合女性”的专业，比如纺织或者制陶工艺。柏林的包豪斯档案馆为了对这些女生在校期间被边缘化表示歉意，举办了“包豪斯女性”(Female Bauhaus)系列展览，以表彰她们的作品，最近的一次展览是关于阿恩特的。

阿恩特的展览中不仅有她的纺织习作，还有她的摄影作品，她在包豪斯学院就读期间开始练习摄影，以后从未间断。她的展览持续到4月22日。她是系列展中的第三位，前两位分别是纺织设计师贝妮塔·科赫-欧特(Benita Koch-Otte)，以及洛乌·舍佩尔-伯肯坎普(Lou Scheper-Berkenkamp)，她在离开学校之后在舞台设计、插画和色彩理论方面成就了一番事业。包豪斯档案馆计划将来继续推出这个系列的更多展览。

“包豪斯女性”展览的前三位都有出众的才华、毅力和智谋，但她们每一个都感到自己在职业道路上遇到的障碍比男同行们要多——不管是在包豪斯学校，还是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她们这种感觉不是没有根据的。大家一直以为这所学校很先进，可是它为什么如此重男轻女呢？

包豪斯学校1919年成立，1933年解散。它不总是对女性不公。只是在开头的几年，女生会被分到特定的专业，尽管格罗皮乌斯在学校的宣言中声称，该校欢迎“任何有良好声誉的人，不限年龄和性别”。

“包豪斯有先进的理想，但是男性管理者们代表着当时社会的普遍态度，”凯瑟琳·因斯(Catherine Ince)说。她是最近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包豪斯以艺术为生命”的联合策展人。“离实现普遍公正还有太遥远的距离。”

这种情况后来得以改善。1923年，格罗皮乌斯把伊顿赶走了，代之以激进的匈牙利艺术家兼设计师拉兹洛·莫霍伊-纳吉(Laszlo Moholy-Nagy)。莫霍伊不仅确保女生得到更大的自由，还鼓励其中一位女生，玛丽安·布兰德(Marianne Brandt)，加入金属讲习班。在20世纪30年代，她成了德国最重要的工业设计师之一。

但是阿恩特、科赫-欧特和舍佩尔-伯肯坎普就没那么幸运了，她们在校的时候，莫霍伊还没来。科赫-欧特是三人中唯一一个坚持最初专业的人，她最终在纺织设计和艺术教育两个领域都成了有影响力的人物。

相反，舍佩尔-伯肯坎普在与一个同学结婚之后就退学了，几年之后，她丈夫回校当老师，她就在包豪斯剧院帮忙。同样地，阿恩特在1927年完成学业之后也放弃了纺织学，但是她在30年代初又与包豪斯有了一种非正式的联系——她丈夫接受了在该校教书的职位，他们也是在该校就读时相识的。

即便如此，这三位女士最后的工作领域在男性主导的设计体系中被认为不像建筑或工业设计那么重要，部分原因是这些领域被看作是由女性独占的领域。关于这些领域的书籍和展览比其他学科要少。甚至连包豪斯最成功的纺织学毕业生，包括安妮·阿伯斯(Anni Albers)、冈塔·斯特尔兹利(Gunta Stölzl)和科赫-欧特，在该校的历史中也不如那些“更重要的”学科的男校友们那么显要。

包豪斯对性别的偏见不是她们遇到的唯一的职业问题。就像因斯女士指出的那样，学校在初期对女性的矛盾心态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偏见。她们三个每个人都像其他职业女性一样，面临同样的挑战——在家庭责任和事业之间周旋。她们遇到的问题还严重，因为她们有可能被在类似领域工作的丈夫盖过风头。

可以说，她们以及她们的丈夫们因为在二战期间留在欧洲，而不是像格罗皮乌斯以及其他著名的包豪斯毕业生那样去美国避难，从而在事业上遇到了挫折。他们留在欧洲不仅脱离了格洛皮乌斯的圈子——这个圈子一直主导着对包豪斯历史的讲述——而且还得应付20世纪中期欧洲残酷的政治环境。

情况最糟的是科赫-欧特和她的丈夫，纳粹禁止她的丈夫在德国任教，他逃到了布拉格。不幸的是，他因一次意外事故离世，留下她独自一人回到德国重新开始生活。阿恩特和舍佩尔-伯肯坎普都没有像科赫-欧特或者布兰德（她最后留在了东德）那样遭受那么多磨难，但是她们和她们的家人经受了在纳粹德国生活的心理创伤和艰辛。

“包豪斯女性”系列展以一种感人的方式承认了她们的成就以及她们在求学过程中以及之后的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困难。它也反映出新一代的设计历史学家和策展人对女性设计师（不管是否毕业于包豪斯）的作品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比如因斯女士。

这些人于3月28日和29日在纽约的“国际性别设计网络”(International Gender Design Network)大会的开幕式上相聚，讨论一个同样有争议的话题：对包豪斯学校早期造成负面影响的性别歧视，在如今的设计界还保持着多大程度的破坏力。

洛乌·舍佩尔-伯肯坎普在离开包豪斯学校后在舞台设计、插画和色彩理论方面成就了一番事业。

格特鲁德·阿恩特1930-1931年的《面具肖像 No.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