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CAFA

2011年9月19日晚6点，“超有机” 第一场高峰对话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拉开序幕。王璜生馆长作为主持，简单介绍了论坛嘉宾：台湾艺术家陈界仁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男。论坛中，陈界仁先生作为主要的受访者，以自己的艺术作品为背景，向观众传递他作品中所揭示的种种议题，以及他对艺术本身的理解与期望。

尹院长一开场，便提示与陈界仁先生的主客关系，开门见山地说“这是一场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对话”。他用过去西方学者想象中的中国，以及自己通过台湾纪录片是如何认识台湾的事例，说明当两岸地区的人在互相理解对方时，会存在某种不可避免的隔阂与误差。他想提问的是，陈界仁先生的艺术作品中是否受这些影响，以及在“超有机”的参展作品中有何观点。

陈界仁先生首先用幻灯片的方式介绍了他的主要作品，所展示的第一张图片是一幅地图，即以他家为中心画一个圈，揭示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他所处的生活环境构成了他作品的主要内容，即：军法局、违章建筑、远东工业园区、兵工厂、忠孝新村、反共义士疗养院。

1996年，离开家十几年的陈界仁已经36岁，这时的他开始重新认识成长环境，并进行真正的艺术创作。他说，1996年回来，不仅看到“在地”，也看到非常复杂的“他方”。虽然美术高职毕业，多年以后才开始回想自己青年时期第一次接触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发现自己原来出生在戒严的台湾，活在多重的断裂之中。他决定从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发掘东西，进行感性经验的连结。在陈界仁先生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摄影作品是：1895年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一位义勇军被判凌迟的图片。他对于影像的理解便是从此开始，而非出自传统摄影史。他的问题意识大都以现实经验为基础而出现。

陈界仁先生所谈的第一件作品是《凌迟考：一张历史照片的回音》。这件作品将法国哲学家所谈的凌迟的照片进行电脑修改，然后转成后台影像。影片以受难者身体为范例，展示广义的被凌迟的废墟，有近当代因素的加入，如劳工。直接以当代劳工为范本的作品是《加工厂》以及《八德》。作品《路径图》是受利物浦双年展委托所作，由于码头工人的抗议，代表资方的船从利物浦到美国到加拿大到日本，严重亏损后，最后辗转到台湾被连船带货地卖掉。陈界仁与高雄的码头工人告知此事，虚构了接下来的影像：罢工行动，将历史上未曾连结在一起的东西重新延续。作品《军法局》以军法局的改建为背景：1987年后，军法局不再关押政治犯，2005年左右改建为人权博物馆。当从前的国家暴力空间转变身份时，这种叙事忽视了另外一种书写方式，即当代劳工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不能与历史分割的。在影像中，他假借一个虚构的政治犯幽灵，在要离开军法局之前与现代劳工相遇。

对于本次“超有机”所展作品《帝国边界Ⅰ》，陈界仁先生亦作出了阐释。由于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的原因，将台湾当成其归属地，美国人进台湾免签证，而台湾进美国有麻烦。同样的，大陆人去美国很困难，而台湾人去大陆也有麻烦。一样是签证问题，而两岸的状况却不一样。由于陈界仁当时要参加纽奥尔良双年展（回应卡崔娜风灾），需要续签5年即将到期的美国签证，意外地因为错填一个选项而被训斥有偷渡的嫌疑。这种微小的事件体现出区域的不对等和从属意识却无法被媒体正面公开，因此他决定不再去美国并发展作品。他建立了一个部落格，让大众匿名说话，最后让剧场演员重现虚构的不可公开的签证现场。除此之外，他进行反身自省，邀请8个大陆配偶讲述自己在台湾经历的不公平遭遇。《帝国边界Ⅱ——西方公司》作品中的西方公司是过去在台CIA的名称，1950年寒战爆发，为建立反动防线，美国与国民党合作成立西方公司，并训练突击队突击中国大陆沿海。他强调“公司”两字，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方向，台湾的经济起飞亦与之相关。而陈界仁先生的父亲则是参加“反动救国军”的一员，留下这些件东西：半虚构的自传，一本空白相簿，一件军服。该影像虚构父亲的儿子阅读这些文件，穿上父亲的军服，重回西方公司。他意图把那种美国援助台湾的历史叙述方式重新解码，反思这些士兵注定被牺牲，成为国家机器的棋子的事实。最后讲述的作品是《自我盗版——乐捐计划》，即将自己的影像作品盗版，通过画廊等卖给观众，而所得的钱转交给在地的弱势团体。
尹院长在听过陈界仁先生的讲述后，想起自己曾与台湾艺术家谢德庆的长谈。谢德庆表示自己对艺术没有兴趣，而对人有多少可能性、人的思维更感兴趣。尹院长抛出同样的问题给陈界仁：是不是对传统美学的东西不感兴趣？而是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等生存经历很关注？

陈界仁先生表示对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产生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对艺术的定义不同。他的生存环境中产生的断裂也是一个艺术课题，并非说传统的美学并没有用，而是这种美学作用是动态的。比如他的凌迟的作品中暴露出的被挖开的胸口让他联想到《内经图》，这种关于身体的东西有内在的联系。作品与传统也有着微细的连结，包括影像中出现的圆明园废墟等。对他来说，艺术的定义是很宽的，但他觉得美学也与人的生活连结而不应被割裂。他说，他恰恰是因为关心生命，才关注艺术。因为语言有着表达的缺陷，而艺术是“无章法的知识”。艺术家创作作品只是艺术的一部分，它还等待着史学家、批评家进行再创造。

尹院长也认为艺术需要解决的更多的是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而非仅仅局限于艺术本身。谈及个人所进行的艺术批评，他表示感同身受。在中国大陆，经常进行“现实主义”的分类，由于陈界仁先生的作品来源于现实，很容易落入这样的讲述，尽管制造的是虚拟情景。在中国大陆，台湾更多以政治化的形象出现，或以旅游的概念存在，而没有统一的亚洲观。他提问，陈界仁的作品有着很强的自传性，对台湾存在的问题有很多感受，那么对于大陆的问题有何反思？

陈界仁先生表示自己所述也只能是片段以及个人表面经验。他认为不是我们选择了政治，而是政治选择了我们。比如说台湾有多种主权状况，在美国法律上隶属美国，在中国大陆法律上隶属中国，生命是被政治的。作为外部的人来看大陆，他有几个困惑，如1978年经济改革他可以理解，但他认为以前的革命遗产也丧失了。又如城市建筑：北京，其实并不是一个适于居住的空间，是个很失败的城市规划。

对话的最后，尹院长邀请在场的观众进行提问。在场观众对艺术家陈界仁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创伤的心理学问题、作品照片的考证问题、“断裂”议题等进行发问，可见考虑得切中要点。值得一提的是，陈界仁先生特别对台北北美馆举办蔡国强展览一事作出回应，他说，他并不是对蔡国强的艺术作品有所批评或有其它言论，这个事是一个知识化生产的问题。他认为，台湾美术馆应当回到本位，而不是做简单化的两岸交流。挑选有名气的艺术家做展览还与画廊合作，为的是增加参观人数的数字，而这个数字被党派利用为政绩的一部分。然而，艺术家表达的这个问题被媒体扣上政治的帽子，被错误地描述成台湾文化保护主义甚至是台独意识。
由于时间的限制，讲座只能在意犹未尽中结束。两岸艺术家、学者之间需要讨论的东西还有很多，除了直接的对话形式之外，观众还可以在接下来的超有机展览中细细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