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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ro’s Body: Adolf Hitler’s Art Theory
英雄的身体：阿道夫•希特勒的艺术理论
作者： Boris Groys
翻译：杜可柯
现在，只要说起英雄和英雄气魄，总难免让人想到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把英雄气质的生产上升到一种政治事业的层面。但什么是英雄？英雄和非英雄之间区别在哪？带有英雄气魄的行动把英雄的身体从媒介变为讯息。在这方面，英雄的身体与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或哲学家的身体完全不同，后者的身体都藏在他们所行使的社会功能背后。但当身体打破日常社会角色的外壳而直接呈现自身时，英雄的身体就诞生了。意大利未来主义者们赞扬并展示的就是这种富有爆发力的身体。他们抛弃了艺术家作为艺术市场供应方、图像制作者的传统角色，转而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图像。这样的身体绝不处在休息状态，它们在战斗，充满了狂热、情绪、生命力和爆发力——也就是说，它们是英雄的身体。古代英雄被突如其来的激情攫住，准备毁灭他人或迎接毁灭时所有的就是这样的身体。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采用了把身体从媒介变为讯息的艺术手段，而且为这条讯息注入了政治内容。他们选择的同盟不是传统、理论或事业，而是身体——运动员、搏击手、军人的身体。
把身体变成讯息首先需要一个舞台，或者说，需要现代报道体系，需要一个由媒体创造的公众平台。这就是为什么如今我们正在大面积经历英雄气魄的回归，即便并非以一种明确直白的方式，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剧场。剧场里，最终一切都完全依靠身体，所有话语都被缩减为声音片段、标语、口号。今天的媒体明星成为明星完全是借助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这些是运动员的身体，处于全力奋斗中的身体，处于斗争或危险中的身体，也是摇滚乐手充满激情的身体，模特的身体，演员的身体，政治家的身体——和其他身体同归于尽的自杀式炸弹携带者的身体。经过媒体的记录、评论和颂扬，上述所有身体占据了我们的集体想象。
法西斯主义开启了身体的时代，我们至今仍然身处这个时代当中，尽管法西斯作为一项政治事业已经完全淡出了文化主流。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事业的淡出本身就标志着我们没有能力应对自身所处的媒体现实。我们首先避而不谈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一个媒体明星的英雄身体与观众的非英雄身体之间区别究竟在哪？在纯肉体层面上把英雄与非英雄分隔开的神奇界线究竟在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民主平等实际预设了一种在媒体现实里根本不存在的平等。没错，在如今受媒体驱动的民主环境下，所有意识形态、理论、话语都互相平等——因此，也都无关紧要。但身体可就不那么平等了。
当然，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答案：种族。如希特勒所述：
“每个种族在求生过程中都会利用自身天然具有的力量与价值。只有那些适合做英雄的人才会在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英雄气质⋯⋯天资平平的生物——比如身体构造上就不具备英雄特质的生物——在求生斗争中只会表现出非英雄的一面。然而，正如群体中的非英雄分子有可能驯服英雄人物一样，将英雄特质高扬的人也有可能让其他成员膺服于他的感召。”
怀有这种意识形态信念的希特勒指出，因为德国人民包含“各类种族成分”，所以不是绝对的英雄族裔，德国人必须承认“我们能力的正常限度取决于人民内部的种族构成。”但仅仅意识到这一点并不能让希特勒满足，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定义如下：“国家社会主义希望德国人民的政治文化领导地位立足于种族。这一种族的英雄气质不仅根植于其天性当中，而且能够从不同组成成分中提炼出德国人民的主体。因此，国家社会主义所致力的英雄主义教育主要围绕血脉、种族、人格以及永恒的自然选择法则之价值展开。”
因此，希特勒把自己看作德国人民的教练。他就像《星球大战》里的绝地武士一样，寻求德国民众体内需要被挖掘和调动的潜在自然能量。近年来的电影里到处可见这类教练似的人物。从廉价的B级电影到《黑客帝国》，再到《杀死比尔》，各类影片中的功夫大师都尝试忘掉之前学过、听过或想过的一切，完全相信自己身体内部潜藏的本能，以便发掘他们体内天生具有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无数教练和导师也教育运动员、政治家、企业家要相信自己，要依照自己的本能和直觉行事，要发现自己的身体。因此，发现自己的身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门艺术。
在第三帝国统治下，这种艺术被宣布为国家的官方艺术。希特勒说过：“艺术是一项使人臣服于狂热的崇高使命。”他还说过：“艺术绝不能与人分开⋯⋯就算生活其他方面可以通过某种形式的教育习得，艺术必须是内在天生的。”在希特勒看来，真正的艺术应该能揭示英雄的种族和身体，并予之以力量。当然，这样的艺术只有那些天性具备英雄特质的人才有可能完成，因为这种真正的艺术本身就是一项英雄的使命。于是，艺术家与英雄合二为一。综上所述，希特勒眼中的艺术不仅是对英雄气质的描绘，更是英雄行动本身，因为它赋予现实以形状，塑造了德国人民的生活。而又因为这一行动和行动者的身体密不可分，它也是身体的行动，是英雄－艺术家的杰作，该作品应该而且必须不仅在当下成立，还具有永恒的价值。希特勒认为，非英雄式的“现代”艺术永远无法获取这种永恒价值，因为现代艺术没有在艺术家的身体层面上表现出英雄式的决心，反而试图用理论、话语以及国际化的风格和理念来支撑自己。如此一来，现代艺术便未能实现而且背叛了它更高的使命，因为理论、话语、批评都是浮浅的表象，是只有那些忽视和掩盖艺术家身体的时代才会表现出的特点。所以，希特勒宣称把艺术从纯理论艺术批评的魔爪中解放出来将是他艺术政策的首要目标——为了赢得这场解放斗争，他将毫不留情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他要创造一种具备永恒价值的英雄艺术。你可以说，这种对艺术永恒价值的反复强调只是嘴上功夫，是为暴政服务的修辞手段。但请注意：希特勒在要求本党成员为了艺术创作而牺牲眼下的政治目标时也用了同样的说法，他问：“面对周围这么多贫困、匮乏、悲惨和绝望，我们还应该为艺术做出牺牲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没错，我们能够而且也应该做出这种牺牲”——因此，希特勒谴责国家社会党内那些只考虑经济和军事建设，而不愿调动第三帝国的资源扶持艺术创作的成员，说他们缺少艺术欣赏能力，不懂艺术的重要性。希特勒认为，第三帝国要万世永续，就必须生产出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毫无疑问，希特勒把这种永恒性视为帝国成立的最终依据。因此，如果政治要经受住永恒的关键性检验，就必须以生产出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作为终极目标。因此，永恒这一概念就是希特勒思考的核心，他思考的对象当然就是英雄式的艺术——作为一种英雄式行动的艺术。这种英雄气质就是希望获得永久的声名和永久的存在。英雄行动的标志性特点就是超越了眼下临时的具体目标，而化身为未来千秋万代的永恒典范。鉴于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及影响，我们有必要对它做一番详细考察。
首先，希特勒所说的永恒从来没有个体灵魂永不消灭的意思。希特勒的永恒是后基督教的永恒。这一永恒作为一个完全现代的概念，是物质的、肉体的，它指向废墟，指向文明泯灭后留下的残迹。这些物质遗迹比任何文明存活的时间更长，其英雄的、艺术的、创造的行为能够在后人心中留下赞叹、惊异或单纯的厌倦与漠然。希特勒首先考虑的就是这种来自未来的目光，希望等眼前一切成为历史之后，他所支持建造的纪念碑能得到后人美学上的赞许。因此，希特勒是从一种考古学的角度看待自身所处的时代，是站在未来考古学家或者对艺术感兴趣的闲逛者的立场上审视身边的一切。希特勒最终希望得到的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审美承认。这种用考古学的眼光看待当下的做法把希特勒和他那个时代广泛存在的一种感知力联系起来。自己身处的时代从历史角度看最终会呈现出何种面目是很多现代作家和艺术家工作的动力来源。
然而，希特勒在这一点上又同时与主流现代主义艺术分道扬镳。典型的现代艺术家是报道者、现代世界的观察者，他把自己看到的东西转述给他人。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艺术家与理论家、批评家或作家在一个平面上工作。希特勒与之相反，他不想观察；他想成为观察的对象。他要的不仅是被观察，还有后人的赞扬，甚至膜拜。他眼中的艺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都是赞颂的对象，而不是观察和分析的主体。在他看来，观察者、观众、批评家、作家、考古学家始终是其他人。因此，对希特勒来说，关键问题就成了：作为英雄－艺术家的他如何以自身对抗未来观察者和未来考古学家的评判？如何才能保证他今日之功业在无限的不确定未来仍然能被人颂扬和膜拜？未来的观众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他们没有接触艺术家灵魂的直接渠道，也无从知晓艺术家的意图和目的，因此很难受到过去理论话语或政治宣传的影响。未来的观众只会依据艺术作品外在、实体、物质的表象来做判断；作品原始的意义、内容和解读框架对他们来说都将是完全陌生的东西。
因此，在希特勒看来，对艺术作为艺术的认知不是精神传统的问题，也不是主体之间、代际之间相继传递的文化问题。所以，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希特勒是激进现代性的产物，因为他不再相信文化可以在“精神上”世代流传。对他而言，上帝死去之后，文化的精神，传统的精神，进而所有可能的文化意义或影响都变成有限和并将消亡的。因此，希特勒所说的永恒不是精神上的，而是物质上的——一种超越了文化和精神的永恒。所以艺术永恒价值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物质构成的问题，一个观察者身体的问题。
希特勒认为，在艺术中对英雄气质的追寻并不等于对灿烂辉煌的过去做表面的风格化处理。他坚决反对对过去做纯粹外在的、形式上的模仿，绝不赞成把那些从艺术史语汇里借来的古老风格用于技术现代性的产物上。在他眼里，这类行为本身是面向过去的倒退，误导艺术家偏离了实现无愧于自身所处历史时代的完美艺术的这个真实目标。希特勒说起这种倒退潮流来满是讥讽：
“国家社会主义者必须对这些怀旧分子保持警惕，有一天他们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一种正统的‘德意志艺术’，好通过这个紊乱的世界把他们自己浪漫的种种想法传给后代。他们从来就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们要么在一个德国式的梦幻世界里过着隐居的生活，这在犹太人看来简直好笑死了；要么虔诚又幼稚地跟在布尔乔亚文艺复兴的“天使们”屁股后面走⋯⋯所以，他们会建造纯正德国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火车站，制造以浮士德为原型的时尚风潮⋯⋯先生们，不要啊！⋯⋯我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尽量让德意志精神自由地发展，那么在艺术的领域也一样，绝对不能因为中世纪而损害现在这个时代。”
哪种风格最适合第三帝国的艺术？在希特勒看来，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因为他认为风格这种关键词就像“新”的概念一样，只会给艺术带来腐败。希特勒的观点是，一件艺术作品好，只能是因为它完美地回应了一个当下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普适性的风格，无论新旧。但观众如何判定这件特定的艺术作品是否已经尽可能完美地实现了某个具体目标？如果所有已知的审美判断标准（无论新旧，不管“中世纪”还是“现代”）都失效，甚至被认为是有损于艺术本身的，我们还怎么去创作和欣赏艺术？为了做出正确的审美判断，观众只需具备某种品味——即好的、正确的、精准的品味。也就是说：为了在不借助任何附加解释、理论和阐述的前提下充分判定一件作品，观众必须具备“永恒的”品味，假如你愿意，也可以称其为超越任何时代的品味。艺术家如果希望他们的作品在自身所处时代以外也能成立的话，同样必须具备这种永恒的品味。这时候，艺术如何才能永恒就变得非常明确了。创作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艺术家必须和观众有相同的品味；其次，这一品味必须能够经受得住时间考验。这种稳固审美品味的基本要求把观众与艺术家紧密地结为一体。凡是试图逃避该项基本要求的做法，希特勒都坚决拒斥。对他来说，无论话语还是教育，都无法成为在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斡旋的中介，因为它们始终是表面、常规、临时性的东西。只有在所有反思发生之前，艺术家的品味与观众的品味之间达成了内在一致，才能保证作品能被理解为是完美的。
但如果所有品味都有其时代局限，一个人——艺术家或观众——又怎样才能获得上述一致的内在品味呢？这是希特勒艺术理论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对此他给出的答案是：种族。只有种族的概念使希特勒能够假设出一种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纯粹内在、非理论、非话语的统一。而的确，现代艺术发展史上总是不乏下述抱怨：过于依赖评论啦，理论阐释过重啦。即便在今天，还是会不断听到有人呼吁取消所有理论、所有阐释、所有话语，最终把精力完全集中到对艺术作品的纯粹认知上。然而，尽管这些“让我们全身心投入对艺术的纯粹认知”的呼声经久不衰，却遗漏了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保证了这种认知一定能够发生？如果从来没有一种话语告诉你有艺术这么一种现象存在，你怎么可能去看艺术然后对艺术有所反应？如果没有话语把艺术家的创作与观众对作品的欣赏联系起来，一个毫无准备的认知怎么可能对一件作品的价值做出审美评判？看上去，只有种族理论才能解释我们如何超越一切理论直接对艺术产生认知。
因为种族理论把整个分析领域从话语层面转移到身体层面。在希特勒看来，艺术作品不是一项声明，而是一个身体，产生的源头是另一个身体，即艺术家的身体。因此，对艺术的欣赏变成两个身体——作品的身体和观众的身体直接接触的效果。于是，与艺术相关的一切事都在纯粹的身体层面发生。由此就可以说，观众之所以能够认同艺术家的作品，并在不借助任何话语中介的情况下对其形成充分认识，那只不过是因为观众的身体构造与艺术家的身体构造是一样的，所以对外部刺激会产生同样的身体反应。而艺术品味就是由这些先天身体反应构成的整体。如此一来，人类能够辨认并欣赏人类艺术只是因为创作者和消费者都属于同一种族，即：都是人类。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理论成立，那么外星人肯定不能辨认、理解和欣赏人类艺术，因为他们跟人类这个大种族、人类的身体和本能之间没有必要联系。当然，希特勒绝不相信人类是由单一种族构成，因为不同族裔的人在品味批判上存在很大差异。结果，他假定人类包含许多不同种族，人们之所以口味各异，是因为他们的种族不同。这就意味着，艺术要想永恒，身体本身必须具备永恒的要素。这一身体的永恒要素，这一内在于身体本身的永恒性，就是种族。只有从种族本性上具备英雄态度的观众才能辨识并欣赏过去艺术中的英雄主义特征。
因此，希特勒认为，种族理论和艺术理论存在内部的隐性统一。归根结底，种族存在之必要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它来解释艺术如何能超越历史，即后代如何能欣赏过去的艺术。种族理论是一种有关艺术独立性的理论，旨在阐释艺术如何独立于历史、文化以及艺术批评而存在。实际上，认为一切艺术问题都应最终归结到身体的看法的确是完全现代的观念。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上帝之死（精神之死，理性之死，理论之死，哲学之死，科学之死，历史之死）的普遍反应。今天，提及这种对艺术直接的身体反应，往往是为了拒绝阐释，因为任何针对艺术的阐释话语都被看作是对艺术的篡改，即扭曲了观众身体对艺术的自然反应。相信不少现当代作者都会同意希特勒1937年一次讲话的开场白：“今日文化腐败的迹象之一就是艺术理论写作的不正常增长。” 在希特勒看来，要竖立艺术的永恒价值，只有稳固种族遗产，这样才能保证未来观众的身体能够对艺术产生正确的反应。希特勒艺术理论真正的原创性就在于此：他把讨论从艺术家生产的层面转移到观众生产的层面。因此，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创造好的艺术——毕竟，好艺术已经在那了——而是创造即便在遥远的未来也能对艺术产生正确反应的观众群体。第三帝国真正想要创造的艺术品是有能力辨认并欣赏艺术中英雄元素的观众。因为，希特勒绝不认为艺术作品只是对英雄的被动描述。在他眼里（从这方面讲，他是现代性的孩子），艺术家就是英雄。艺术创作行为本身就是一次积极的、英雄的行动，无论创作的成果是一件作品，还是一个国家。这一创作行为越是盛大壮观，越能清楚地证明创作者的英雄气质，因为如前文所述，不是精神行动，而是纯粹的身体行动。一个英雄族裔的创作产物能够通过该族裔英雄成员制作的纪念碑得到后人的注目和崇拜。但是，最终的艺术作品是观众，是那些被英雄主义政治改造并纳入到英雄族裔里来的观众。对希特勒来说，真正的政治艺术是不断生产英雄身体的艺术。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沿着这个方向所做的艺术性努力实际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对此我无需多言。也许这么说就够了：就艺术而言，这件作品将自身呈现为了完全还原的、破坏的、倒退的。换句话说，一旦他有机会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操控人民的身体和国家时，他就立刻开始在理论层面上追随起那种曾被自己斥责为“堕落的”现代艺术事业来。第三帝国的真实活动就是不断消灭人类，不断把人还原到阿甘本所谓的“裸命”状态。所有这些建设性的意图，所有这些在若干世纪内培育出血统纯正的英雄种族的事业规划，到最后都仍然只存在于纯粹的理论当中。
历史地看，希特勒是个典型的失败者，发起的事业一项都没成——就连清洗和消灭的任务都失败了。最神奇的是，希特勒失败得如此彻底，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一败涂地，就连道德上也完全破产——这可是一项罕见的历史成绩，因为真实生活的失败通常会得到道德上胜利的补偿，反之亦然。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希特勒在我们这个时代令人浮想联翩，因为现代艺术总是歌颂失败者的形象——希特勒最讨厌现代艺术的也就这一点。我们学会仰慕孤独的诗人和一事无成的艺术家。他们在现代人的想象中获得了英雄的无上地位，不是因为胜得漂亮，而是因为败得壮观。在现代文化这场失败者的竞争当中，希特勒当之无愧地是冠军中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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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恶～！
成者为仁，败者为寇。怎么说他都可以。如果希特勒成功了世界会是怎样的？由于他只保留了精英，理想的共产主义能缶提前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