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给生活发命令。生活是不说话的，它只会听和等。每一句话里都有一个命令词，哪怕是父亲对儿子说的一句话里，卡夫卡说，都带着一个小小的死刑宣判。



语言不是用来被相信，而是用来被服从的。警察的告示和政府的文件，我们总觉得空洞而失真，但它们都一字一句地清晰地向我们说出，容不得我们不服从(德勒兹《千高原》，75-85页)。



你以为是自己一个人在说话，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说话。你是服从着语言里的“集体组合块件之汇合（collrctive assemblage）”来说话的。《追忆》里的夏勒的独白里，他爱过的所有姑娘一起对他说着话，他好像是忙着应对着她们地来说话的。我们也是这样忙着应对汉语里向我们发出的种种声音地来说话的。在飞机上，有人掏出了驳壳枪，像儿童在数学课里在手指间转铅笔那样地在手指上转了起来，大家马上大惊失色。劫机者构思过像耐克广告句“Just do it！”那样的句式来让他的内容格外恐怖了吗？没有。为什么大家服从得那么快呢？



艺术家是我们的共同体的劫持者。他们玩的是这个语言里的“集体组装块件”。他们不是通过精心地将很恐怖的内容塞进诗句里，来让他们的共同体同伴大惊失色的，而是撬动了汉语里的那一“集体组装块件汇合”，使我们自己主动跳进人质的角色里的。艺术家必须最大程度地使自己的行为变成一个“大众媒体行为”，成为一个英语世界的人们说的“speech act（言语行为）”：艺术家是惊天的阴谋家，他们使我们每年除夕春晚上都说的那句“过年了！”“饺子上来了！”在今晚突然变了味，让我们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9/11。一次行动必须达到这样的效果：艺术家像法官那样说，“根据《XX法》第XX条，本庭判处XXX有期徒刑期10年。”当我们说艺术家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是performative时，指的就是这种意思。



艺术家已动过语言里的语言，改动了语言里的那一个命令词了，我们大家还蒙在鼓里。



命令词是一种社会义务（social obligation）。伟大艺术家改动了语言中隐含的这种社会义务。他们偷偷将许诺变成了恐怖；你还等着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像锡纸包好的蛋糕一样端上桌的，哪晓得艺术家光着膀子给你扛出个全裸的芙蓉姐姐来。艺术家也是像某单位的那些想当官的马屁精那样说着“让领导先走”的，不过，这一次，艺术家领着领导去的，是集中营的毒气室。艺术家颠覆了流行于我们的语言内部的最深藏不露的、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那些语用前设。艺术家斩断了某些词与语言内的那一集体组装块件之间的最流行、最被看作天经地义的联系！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