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艺术大家》 作者:郝科

四处游弋的白衣飘飘的诗人、表情严肃的平民哲人和居无定所的画家村落构成了书本中浅显描述上世纪80年代文人们整体精神价值的固态范本。


1980年代的中国



四处游弋的白衣飘飘的诗人、表情严肃的平民哲人和居无定所的画家村落构成了书本中浅显描述上世纪80年代文人们整体精神价值的固态范本。而作为那个时代模糊的亲历者，我感同身受的却是每日在上学途中与小伙伙伴们玩的简单的自创游戏和坐在黑白电视机旁等待《花仙子》等日本动画片上演时的欣喜心情，以及父母终日忙碌于工作和我与姐姐的衣食住行间的日常琐事。长大后通过别人的言传和书本凝缩语言的描述，渐渐地知道了一些那个年代中关乎“人类终极精神价值”的人和事情，——85新潮美术的风气云涌、读书热潮的遍地开花、以及朦胧诗派的单纯与灵性等——诚然，谁都无法否认8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探求对于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当我阅读一些当时尚且年轻、此刻已步入中年的文人们撰写出的对于那个年代精神境界绝对怀念的墓志铭式的文章时，头脑中总会幻化出今日的文化已死的奇怪幻象，同时又始终挥不去童年生活中简单且琐碎的真实记忆对于他们所强调的时代精神的世俗填充。
　　
　　朱其老师在新近的诗作《我们这一代的荣耀——献给某位今天得奖的朋友》中写道“80年代的中国，我一直相信是人类现代拯救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我想这种隐含着对当下精神价值进行恶俗倾向判决的缅怀心态应该不仅止于朱其老师一人。作为对于自己年轻时代整体精神氛围带有初恋情感的个人化怀念，这种过滤后的美好描述本无可厚非，但若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照搬从8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抽取出的行为和精神范本，是否真能成就一次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伟大复兴”呢？——对于刚刚走出文革阴影不久的中国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确实为文化的昙花式复兴和创新提供了适合的社会基础。各类西方哲学、文学著作和资讯的引入瞬间切开了中国僵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伤口，对于新鲜信息的渴求和经济收入的整体贫乏也成就了纸面印刷的黄金时代，正如葛红兵所说：“中国人没钱买电视、看电影，也没有那么多电影，于是就看小说，那是杂志风行的时代。杂志非常便宜，一个工人也订得起。那个时候，质量很一般的作品也可以印几万册。 ”，而视觉艺术的发展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完整演绎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混杂的丰富样本。但就连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们也无法否认，在这种丰富性的构成之中包含着太多泥沙俱下的杂质，而这种杂质在当时的泛涌又让我恍惚看到了一种与今天的大众追求物质享受并无二致的时尚心态：对于潮流的追赶因面对着文革残留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显得更具对抗性和创新性的，但也注定无法摆脱普遍的流行本身所特有的盲目和狂热特性。只是在今天当洗尽铅华后留存下来的精神标志被统括入理论化的系统阐释之内时，我们更倾向于弱化其中所包含的大量的、与时代环境相关的流行性的精神取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文中描述了一位80年代的文艺青年因为买不起小提琴，所以特意从朋友处拎来一个空小提琴盒子上街闲逛并引来无数异性艳羡的目光，作者亦以此为引子称颂了80年代社会整体对于精神价值的崇尚，并不忘在文章结尾处隐晦地感怀了一番“世风日下”的当下生活。但在此处所谓的“文化”与“物质”在标榜自身生存品质的效应上已经成为了对等的符号，谁又敢说这位文艺青年的精神境界就一定高于今日通过信用卡透支来满足自身存在品质需求的那些“购物狂”呢？




1980年第二届“星星”美展参展人员合影


　　
　　许多从80年代一路走来的文人都习惯性地将“理想主义”的价值标准限定在自己年轻时代所崇尚的精神范畴之内，并时常据此对当下时代的文化转向表现出冷眼相向的蔑视态度。但无法回避的是，80年代的远去并非只是一个时间跨度上的简单分割，经历了激情和理想普遍上扬时代的多数文人并未摆脱自己对于当下时代所肯定的物质价值的追求与接受，——住进了普通工薪阶层可望而不可及的中产阶级社区、用私家车替换了原先借以代步的自行车、借助互联网的即时传播效率来巩固自己的话语阵地等——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于“理想主义”沦丧的悲鸣究竟是对于时代不幸的哀叹？还是对于自身曾经沸腾的热血已然日渐冷却这一事实无奈的自怨自哀呢？北岛作为80年代声名显赫的诗人之一，在其2004年出版的《失败之书》中日记式的个人感怀，让我看到了一位真诚的诗人向一名二流的游记散文写手迫降的滑稽曲线，而这精神的跌落与灵性的缺失是否仅用时代的堕落这一陈腐的借口便可轻松搪塞过去呢？



1988年黄山会议上的艺术家和批评家


　　
　　我想对于80年代的研究应不仅止于亲历者的甜蜜怀念。曾在当时引起过强烈反响的许多文学和艺术作品，促成其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很多时候均显现为资讯相对匮乏的社会环境所带给少数资讯掌握者的犒赏，在对于西方现成经验的大量模仿而成就的黄金时代中“山寨”的概念却也潜伏其中；而还未有过多市场规则介入的文化环境为文学和艺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一个接近原始状态的自治乐园，却也同时暴露出了文艺繁荣的整体态势背后不同个体间相似的“纯粹”与单调；“精英性”表现出的两面性，——“精神象征”与“行为幌子”的纠缠不清——让源自民间文艺的整体精神范畴远离了其最初希望带动和启迪的大多数人。而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文化行业内的贫富反差也让许多文人在还未来得及断代的时间门槛之前，便已对自我曾誓死坚持的“理想主义”做出了快速的变节。以此来看，80年代精神远去的主要动因正是由于一手缔造其辉煌的亲历群体在时间流逝中的整体性漂移而造成的，当然在今天依然有许多亲历者依然在坚持着自我最初对于“理想主义”的追求，这种坚持本身令人敬佩，但是以80年代的知识结构为基础的“精英性”等并不足以构成今日“理想主义”的全部内容，而在李云雷等学者的许多文章中也可以看到亲历者自身对于隐含在过去繁荣中的种种问题的分析与反思。
　　
　　在眼下我们身处的时代中，更加丰富的物质层次与精神取向间的相互角力，已在某种程度上将先前“理想主义”的简单统括分割成为不同的“理想”分子，用80年代的“理想主义”来对当下的文化个案及动向作出严肃的评判本身亦是构成当下“理想主义”整体氛围中的“理想”之一，而从其中生发出的批评声音或理论探究本身亦是一面供当代文化调整自己仪容的历史镜子，生活在当下的年轻一代有权利选择其作为修正自身文化理想的参照，同样也有权利忽视从其中反射出的种种扭曲。而作为亲历了80年代的前辈文人们，若时常在对于青春缅怀的呢喃中将超载的80年代精神作为一把砍杀当代文化实验的大刀，并试图用其在每个当代人的心中刻下一道永恒新鲜的伤口时，却也说明了其自身对于不同层次理想追求的非宽容态度，而在这种态度中又持续隐含着一丝迟暮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