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唐凌洁的艺术空间
:好吧，来篇给力的。当我的赶稿厌恶症何拖延症爆发时，读这样的文章，就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柱。
以下节选为《Lustmord：魏玛德国时期的性谋杀》的第三章节。作者玛丽亚.塔塔，是哈佛大学德语文学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7年)。页码，pp.41－64
Lustmord，是作者自己创造的合成词，Lust（情欲）+Mord（谋杀），在德语里的大致意思是性谋杀，可这么翻译又觉得过于狭隘，因为欲望还包括纳粹对种族纯净的渴望，和对大屠杀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渴望，最后还是觉得不翻比较好。
文／Maria Tartar 译／唐凌洁
“噢，对立与极端的国度！”伊万·戈尔在《淫乱之城，柏林》（Sodom Berlin）一书中这样描绘德国。这是一个同时滋生出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和变态杀人魔弗里茨·哈尔曼的地方，前者堪称自我献身的无私典范，后者却以自我扩张为由提倡他人献身。两人又因鲜血而发生联系：“荷尔德林在精神错乱时割开静脉，用自己的鲜血浇灌玫瑰树。。。哈尔曼咬开金发男子颈部最为脆弱的部位，吮吸他们的鲜血。”在柏林，德国的病症相会、滋长：这是一个“病态、恶心”的地方，充斥着瘟疫、堕落、**、和被死亡吞噬的生命。柏林也是个女人，一个摄人的美貌正在迅速消退的“老巫婆”。究竟是什么特质，使哈尔曼成为德国恶魔与毁灭这一面的化身？让我们稍候再回到戈尔对柏林的强烈联想，先从他那个相对不为人知的荷尔德林／哈尔曼对比开始谈起。
同性恋连环谋杀犯弗里茨·哈尔曼，于1925年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在汉诺威犯下的逾30起谋杀。他的大部分被害者（全部为男性）的喉咙上都有咬痕，因而据此推测，他们在死前便已陷入了原告所称的“少年的沉睡”中。为了毁尸灭迹，哈尔曼将他们一一支解、掩埋，或是抛入从汉诺威穿流而过的莱纳河中。另有传闻他将一些被害者的肉切碎出售，但这一说法始终未得到证实。那首讲述哈尔曼挥舞着斧子，将被害者拌入肉馅或炖肉中的民间小调，可能是受到声名狼藉的威廉・格罗斯曼或是同样恶名昭著的卡尔・登克的启发。格罗斯曼，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西里西亚铁路的蓝胡子”，于1921年被指控谋杀并食用14名女子。蒙斯特伯格的大屠杀犯登克，与世隔绝数年并记录下所有被害者的体重的行为，更是恐怖地预兆了十年后发生在这个国家，为政府许可的暴行。尽管如此，他在街坊邻居间的口碑却堪称完美无暇。在那里，邻居们称他为“登克老爹”，以至于他定期泼洒在院子里的鲜血，以及从他居住的小区内传来的奇怪气味和声响，都未能引起周遭的丝毫怀疑。登克在二十年间共犯下30起谋杀，最后因谋杀未遂的嫌疑而遭到**（一个在他门前乞讨的男子在成功击退了他的致命袭击后报了警），并在拘留所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上吊的几天前，哈尔曼被法庭判处死刑。然而直到此时，警方才刚刚掌握了登克的全部罪证。他们发现了他藏在小区里的尸骨、被剁下的手指、腌制的人肉、牙齿、人皮制成的吊裤带等大量恐怖物件。
哈尔曼、格罗斯曼和登克案占据了1920年代初的头版头条。当哈尔曼案所引发的震惊逐渐消散时，登克案再次登上报纸版面，掀起无尽的怀疑和厌恶之情。然而，这些报道与发生在1920年代末的彼得·库尔登案相比起来，则显得黯然失色。据彼得·库尔登供认，他在杜塞尔多夫总共杀害了35人，而且几乎全是女性和儿童。1931年，他被判犯9项谋杀，数项谋杀未遂，以及包括纵火、**在内的各类罪名。与独居的登克不同的是，库尔登不仅有工作，并且已经成家。他用频繁给媒体写信披露藏尸地点，或是留下下一次谋杀线索的方式吊足了他们的胃口。由于许多被害者都是幼童，这些案件往往立刻成为新闻焦点，并在杜塞尔多夫当地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哈尔曼也曾杀害过儿童，但其中最为年幼的也已满13岁，且他们大多为离家出走的儿童、流浪汉或是被遗弃的孤儿，因此他们的失踪并未引起太多的怀疑。）被捕后，库尔登承认自己享受和追逐被关注的快感，因而想要用犯罪来“煽动舆论”，制造混乱。这些关注也反过来刺激了他的犯罪野心，他甚至将自己不断升级的罪恶行径归功于报社记者的鼓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向成排的记者鞠躬致敬，祝贺他们在其罪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观察到正是那些丑闻报刊中耸人听闻的报道，造就了今天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男人。”
那个将库尔登的罪行记录、陈述并戏剧化的媒介，也同时将犯罪冲动回传给了他，并塑造了他的身份认同。对于一个妄想成为“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的人来说，新闻报道想必给他带来了无法形容的满足感。就算是那些尽量避免夸大事实的报纸，也对谋杀对象和杜塞尔多夫民众的恐慌情绪做了详尽的描述。就连用来抚慰民众正义感的庭审本身也成为了一大奇观，它被特意安排在一间可容纳50名内科医生、心理医生和教育工作者，外加数百名国内外记者和为他们搭建的15个电话亭的审判室内。
从库尔登被捕到庭审期间，媒体对案件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却对杀人犯本身——他的动机和促成他杀人的精神问题——表现出一种蓄意的漠不关心。《法兰克福汇报》对库尔登案的头版报道认为，库尔登恪守时间的特点——他的邻居略带钦佩地告诉记者，他每天准时6：45分出门上班——比他的犯罪动机更为有趣。即使是那些为数不多的试图解释杀人犯病理的报道，也不过抛出了一些毫无说服力的说法：比如一位作者指出，库尔登的妻子要比他年长几岁的事实，无法成为推断他是否患有恋母情节的确凿证据。在大多情况下，诊断（如施虐倾向）替代了分析：一位法定评论员将库尔登的变态行为“解释”为精神分裂症。也有一些文章提及他的恋物癖（被捕时，杀人犯将一名被害者的丝袜缠在腰间）和日常使用化妆品的习惯（这一事实使不少证人低估了他的真实年龄），但并未继续追问。显然，仅是将库尔登看作是一个“谜一样的男人”，便已经足够了。
由于缺乏对库尔登内心世界的探究，案件被极度神秘化，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有些不可思议，但在1920年代，几乎所有的连环谋杀案报道都是如此。举例而言，受人尊敬的《法兰克福汇报》将登克的杀人动机主要归结为经济萧条时期个人生存的需要——由于食物匮乏，他才将人类脂肪和腌肉储存在罐子里。报道描述了他在1923年严重通胀时期所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并推断这与谋杀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联系（登克不仅保留了被害者的衣物，还食用他们的肉）：“登克的犯罪行为应该开始于通胀时期，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都衣食无忧。”一位美国记者认为这一说法相当可信，他的报道进一步用战争和经济困境来解释登克的精神失常：“作为一个靠个人财产为生的小资产阶级，战争与通胀将他从盖布里埃尔和沃伊特（他的房客）处收来的房租变得一文不值，随之而来的饥饿和艰辛把他逼疯了。”然而，这两位记者似乎从未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众多饱受德国通帐之苦的民众，并未选择用谋杀或食人来度过经济难关。但是，几乎没有人严肃探讨过登克的杀人动机，以及其犯罪行为所揭示的复杂的心理、社会和文化问题：一名警察认为，登克正在阅读的《鲁滨逊漂流记》，是解释他如何从杀人犯沦落为食人魔的最有力的线索。
报纸一次次地使用“野兽”，战后萧条的牺牲品（极左与极右派最为推崇的诡辩策略），被丑恶遗传基因玷污的人（“ein Opfer erblicher Belastung），或是“道德与心智不健全者”等词汇来形容连环谋杀犯。这些程序化的反应，轻易避开了迫在眉睫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媒体只用含糊的寥寥数笔联系到他们的童年和成长环境，也几乎不曾提及，库尔登的父亲长期酗酒并殴打儿子，他的父亲承认，自己竭力克制家暴，是由于害怕支付昂贵的医疗开销。库尔登本人也谈及过这段家庭暴政，他的父亲曾当着孩子们的面殴打妻子，还用各种方式虐待他们——将他们的衣服撕成碎片，打烂家具，并不止一次地用锋利的菜刀恐吓他们，威胁要割破长子的喉咙。我们对库尔登的母亲知之甚少(媒体用“gutmütig”来形容她，继续维护着德国主妇品性温厚的陈词滥调)，一些文章频繁隐射了她的淫荡天性，但没有记者给出证据证明这些判断是如何形成的。库尔登将自己的心理症结归因于他在家庭、父亲的公司（他曾是那里的学徒工，因职位低微而蒙受加倍的侮辱）、以及在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狱里所受的无情羞辱，新闻界却不断将库尔登看作是一个生理、心理和道德的异类，或是抛出几句空洞的句子，将他描绘成一个难解之谜。
库尔登遭**前，新闻报道着重围绕：被害者的身份和作案手法，警方在捉拿凶手过程中所作的努力，以及连环谋杀犯所引发的公众舆论。支持自由共和党派的《法兰克福汇报》向来很少报道刑事案件，唯独对这桩发生在杜塞尔多夫的连环谋杀案格外关注。1929年11月16日，在第19具尸体被发现后，该报发表了一篇冗长的社论，先是对凶手的身份作出推断，接着表达了对公众恐慌情绪的担忧。读者们被告知，公众正处于一种“过度神经刺激”的状态下：惊慌失措的民众提供的“破案线索”，已导致几十人被错误**。而《每日新闻报》则用更为夸张的描写，报道了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下的杜塞尔多夫妇女。同一天，《法兰克福汇报》的晚报版指出，如果让谋杀犯继续逍遥法外，公众的恐惧感会不断蔓延扩散。两周后，有关谋杀案的最新消息打出了“杜塞尔多夫谋杀犯－精神失常”的标题，直接指向公众，而非杀人犯的精神失常。激起这篇文章的不是一具新发现的尸体，而是又一位无辜嫌疑犯遭警方**，这一次，倒霉的是一位有异装癖好的“无害”（harmlos）男人。显然，媒体的关注对象已由精神错乱的杀人犯及其受害者，转移到了精神错乱的民众及其受害者身上。
如此一来，报纸已不知不觉地将谋杀犯的“疾病”症状传染给了公众。他们对谋杀极度着迷（“Düsseldorf fiebert”），并四处散播小道消息。这些表现令人极易联想到性行为的某些特征——如莱茵兰“因激动而颤抖”，整个国家都处于随时戒备的状态下。 Erregung一词被频繁用于形容焦躁的民众，原意为高度焦虑的精神状态，但也可同时指代性唤起。一种并非偶然的讽刺是，库尔登也选用了同样的词汇来形容自己实施谋杀前的精神状态。因此，民众复制了谋杀者的心理异常，分享了他的性狂乱，用寻找替罪羔羊的方法缓解自己的内心焦虑。凶手和他试图恐吓的民众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连环杀人犯的犯罪心理毫无神秘感可言，它的出现伴随着一个听来太过熟悉的和弦，在大众间不断得到共鸣。
库尔登的每一桩罪行都产生出一个双重后果：谋杀不仅夺去了被害者的生命，也巩固了谋杀犯制造和散播恐惧的能力。库尔登声称，与谋杀过程本身相比，人们对谋杀的反应给他带来了几乎同样多——甚至更多——的性满足感。一位法庭委派的精神病专家在采访中表示，又一具被害者尸体被发现后，民众在自发组织的抗议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激动和愤慨，使库尔登性唤起并射精。虽然库尔登一再否认他的犯罪行为与性有关，却并不否认袭击和谋杀发生时常常伴有性唤起和性满足。他试图将谋杀合理化，宣称杀人冲动源自自己所受到的人格侮辱——他在监禁期间饱受虐待，因此想要报复社会，他通过制造出一系列爆炸性事件，使自己彻底变为了众人的恐惧对象。他声称自己的主要动机是“报复人类”。只有通过被害者尸体被接连发现的方法，才能诱发公众对行凶者歇斯底里般的迷恋。
但是，考虑到被害者中儿童的人数，以及一个月内谋杀的频繁度，公众的恐惧情绪是情有可原的。正如一篇报道中指出，紧绷、焦虑的社会氛围，是让公众时刻保持警觉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便可以保护下一个未知的受害者，也有助于警方尽早抓获罪犯。但是新闻界似乎更关注来自杜塞尔多夫民众的威胁——一群暴徒（通过强调歇斯底里来隐射他们的女性化特征）正呈现出各种精神异常及妄想症状，疯狂敦促当局**无辜群众。对普通民众心理失常的讨论越多，对库尔登案本身的报道就越显得无关紧要。
在对杜塞尔多夫谋杀案的回顾性分析中，柏林谋杀司刑警主管识别出库尔登恐慌笼罩下的多种精神失常：首先是袭击失常，此外还有失踪人员失常和写信失常。在吉纳警官引用的例子里，一些女士声称自己受到了袭击，以此来博取警察的同情或冷漠丈夫的关注。也有孩子虚构出类似的故事，作为晚归的借口。但这个冷静的评论员表示，向当局报告失踪人口并不是精神失常的表现：当孩子未能按时到家时，父母理应感到焦虑，也有权寻求官方帮助。在吉纳看来，写信失常得归咎于新闻媒体，因为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想雇佣杀人犯为固定记者。然而，即便所有的恐惧症状都看似合情合理或是事出有因，民众仍被贴上了精神错乱的标签，他们的任何异常都受到了严密的监控。警方选择将精力放在精神失常的民众而非谋杀犯身上，将注意力引向案件的社会影响而非诱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想要回避犯罪，回避性谋杀案所影射出的文化及心理复杂性。
谋杀犯被拘押期间，民众心理持续成为报纸的关注焦点，但这并不说明媒体对杀人犯完全不闻不问——相反，他们事无巨细地记录下庭审过程中的每一次转机，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还有记者将庭审称作是一个“庞大的奇观”。报纸对死刑的争论持续升温，但这些讨论也被不少人认作是民众心理失常的替身。新闻记者试图将诱发公众歇斯底里的责任推卸给低俗小说、流言簿和电台广播，但这一努力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新闻报道仍被视作是“犯罪传染”的始作俑者，即它赋予了一个患病个体污染整个群体的能力。
报纸被指认为是协助杀人犯散播毒性的帮凶。它们不仅给予了谋杀犯长期渴望的关注，激励他们犯下更大的罪行，还鼓励了那些同样想要以此出名的人们去模仿犯罪。例如，不少于200人向警方自首，声称自己是杜塞尔多夫连环谋杀案的凶手。再例如，警察局和报社总共收到了160封来自“杀人犯”的信。这些例子证明，不少人向往通过犯罪来获得声望和公众关注，即便他们中的一些根本无力实施犯罪行为。一位著名的当代犯罪学家声称，阅读有关连环凶杀案的新闻报道和廉价小说，的确有可能导致“心理传染”。库尔登强调自己曾被开膛手杰克和白教堂区谋杀案的小说化报道深深吸引，审讯时，他表示这个人物在他的幻想世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新闻媒体对谋杀案，特别是对性谋杀案的报道，究竟对社会道德形成多大影响，一直是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争论不休的话题。《法兰克福汇报》曾用整幅的版面刊登来自法官、医生和孤儿院院长的论文，探讨犯罪报道和青少年的关系。一些人认为，新闻中耸人听闻的报道会传染给年轻人，另一些人则相信这些报道如同为他们接种了一针疫苗。
罪犯的精神异常可能传染给群体的其他成员，并呈现出疫情比例，这一观点在库尔登之后的一些案例中愈加明显。西奥多·莱辛在对弗里茨·哈尔曼一案的研究中，根据一位观察者的回忆，形容了当汉诺威市民意识到莱纳河中的**残骸属于被害人后的情形：“你开始确信人们全都精神错乱了，如同战争时期四处蔓延的可怕流行病。”再一次，关注的焦点从杀人犯的恶行转向了受到心理创伤的民众，民众成为了罪犯疯狂的二重身。和库尔登案一样，哈尔曼的案件也在民众间引发出众多妄想行为，例如一些人因为担心肉里混入人类残骸，而对吃肉心生恐惧。
疾病的隐喻遍布我们关于暴力和其社会影响的话语实践。仔细考虑一下美国军医总监埃弗里特·库普说过的话：“本世纪，暴力对于我和我的接班人来说是一个纯粹的公共健康问题，正如两个世纪以来，天花、肺结核和梅毒对于我的前辈们那样。暴力在美国人的公众和私人生活中，的确呈现出疫情一般的发生比例。”或是回忆一下联邦疾控中心位于亚特兰大的“暴力流行病学部门”。这两个例子中，疾病的隐喻的逻辑关系都根植于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暴力的流行是更为严重的社会隐忧的征兆，并非来自一个单一的有害个体。如若流行病能够追溯至一个源头，那么唯一根治疾病的方法，便是把这个个体清除。西奥多·莱辛对哈尔曼的见解，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一种思维模式的影响。因为撇开他对案件颇具洞察力和深度的法律、社会及心理学分析不谈，莱辛为伸张正义，最终得出了以下两种解决方案：其一，罪犯用自我毁灭的方式证明自己的道德高尚，其二，给予被害儿童的母亲血债血还的权利，允许她们在罪犯身上实施同样的暴力行为。“自杀（为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作自我忏悔），或被受冒犯的群众处以私刑。。。我会如何选择呢？给30位被肢解男孩的母亲一个机会，冲破监狱铁窗，将哈尔曼撕成碎片。”他的提议暗示，将被害人所受的肢体暴力返还到犯罪者身上，便可以在道德比分中扯平，这使莱辛陷入了自己在法庭上力图反对的传染病话语中。
如此看来，解除哈尔曼罪行的唯一方法是将他连根拔除。为了为最终的死刑做铺垫，汉诺威市的法律机构必须向公众强调哈尔曼一案的特殊性（鉴于他所犯罪行的恶劣性，要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以剥夺其再次上诉的权利。审判在几天内便草草结束，“隔离期”后紧接着是不对媒体和公众开放的快速处决。导致哈尔曼被仓促定罪并处以极刑的，不仅是民众的愤慨情绪，这样做更是为了满足他们对血债血偿的强烈心理需求。莱辛指出，哈尔曼案对汉诺威当地官方关系重大，因为数年来，哈尔曼的名字一直作为线人出现在警方的奖赏名单上。任何试图理解是什么最终激怒了他，或是将他放入正常人的社会网络中的尝试，都被法庭粗暴地打断，并被认作是企图拖延死刑的花言巧语。莱辛曾申请召集路德维格·克拉格斯、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等专家的证词，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还有什么心理学问题可问的？”庭长严厉指责了莱辛扰乱审判进程的企图：“心理学与法庭毫不沾边，”他宣称。一旦法庭认同有必要了解罪犯，并弄清为何他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未曾进入警方的视线，便等同于承认哈尔曼是一个生活在特定环境下的普通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必须被清除的污染源头。这个特定环境，早已埋身于社会动荡和政治剧变的焦虑中，它旨在悄无声息地消灭罪犯，对延长或深化关于他的讨论毫无兴趣。
共产主义日报《红旗》是少数几份反对死刑判决的报纸。它的作者认为，哈尔曼不过是又一个社会民主制度下**之风的病症。正是当权政府使哈尔曼成为可能，在将特权授予资本主义企业时，它也同时将暴力植入并合法化：“野兽哈尔曼，一个以原始方式自食其力的吸血鬼，生活在资本主义政府残暴武器的阴影下。” 哈尔曼的小规模暴行，被当局大规模地使用在对共产主义异己的冷血迫害上。（和平主义者们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声称，相比那些真正的**和嗜血者，比如一战将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哈尔曼的犯罪行为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对于哈尔曼与警察间的合作互惠关系，《红旗日报》丝毫不感到惊奇，这再一次证明了，“猎犬和罪犯”往往与警方相互勾结，迫害共产*人。它宣称，“资产阶级报纸”竭力想要将哈尔曼视作为一个个案，一个精神病理学病例，一个极端反常的离经叛道者。它们将哈尔曼塑造成“变态”、“孤立”的“吸血鬼”和“食人魔”，然后便“无话可说”了。使《红旗日报》感到格外愤怒的是，当局试图草草了结哈尔曼案，以掩饰魏玛时期四处横行的犯罪行为。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先发制人，平息质疑的声音和寻求社会变革的诉求。在它看来，死刑是荒谬的，因为仔细研究哈尔曼，将他定义为一个心理异常者而非恶魔，并理解其病理的源头，才是庭审的重中之重。《红旗日报》认为，死刑只达到了政治目的——它意味着抹去了一个可怕的表面症状，而忽略了更为微妙、深刻的社会诱因。它还进一步抑制了发生在汉诺威的骚乱，因为只要罪犯不死，民众对警方的不满便无法平息。
1931年4月的彼得·库尔登案庭审耗时9天，新闻界的观点一分为二。一边是以柏林的《本地万象》为代表的几家报纸，它们的观点与人们对哈尔曼案的普遍看法相似，认为库尔登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野兽和吸血鬼，并用最为恶毒的语言对他进行了诅咒：
现在幕布终于被揭开了，我们看到了这个可怕的东西，这个史无前例的东西，一个施虐成性的败类。。。他的灵魂被可怖之物填满。。。他是一堆垃圾，四处散播着令人作呕的爆炸物。。。这个名叫库尔登的男人，是有史以来法庭审判过的最恐怖的人。这个名叫库尔登的男人，是最可恶、最下贱的人类。
这样一个恶魔，竟然被赋予了受审的权利而没有被立即处死，为诉讼买单的纳税公民们理应感到骇人听闻才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柏林日报》，它对庭审的报道褒贬适度，用冷静的情绪看待库尔登，从未将其妖魔化。报纸反而注意到，被告容貌温和，谈吐得体：引用约瑟夫·康拉德的话，库尔登是对“平庸无奇的罪恶”的标准阐释。庭审结束后，《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详尽周到的后续社论中试图解释这一疑问，为何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能够以如此“正常”的形象出现，并在法庭审判席上给人留下了温文尔雅的印象？库尔登并没有在蒙骗大众，社论坚称。报纸认为，库尔登在候审期间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回答了关于他生世的各式询问，这便等同于心理治疗。为了确认库尔登没有发生精神错乱，警方曾对他的精神状况做出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库尔登被迫回忆起童年经历，描述家庭生活的种种细节——并在问询时不断再现谋杀细节——这对他已经起到了“谈心疗法”似的作用。在那一刻，法律机构已经完成了对罪犯的心理治疗。《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汇报》选择将库尔登描绘成一个失足者，而非恶魔（虽然它们对什么是心理治疗的定义惊人的粗糙），并提出了将罪犯隔离和处死之外的不同见解。它们支持给予库尔登完整的法定申辩程序，这一观点似乎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这些残暴罪行的源头是精神异常，而非野蛮的兽性，这样一个假设，在哈尔曼的案例中几乎不曾提及——这或许与哈尔曼案中严重残缺的被害人尸体，和被告在审判席上表现出的粗野的工人阶级举止有关。
媒体对哈尔曼和库尔登案的报道，提出了两种控制行为异常的方法——一个建立在病毒和疾病传播的巴斯德式概念上，另一个建立在对案例研究的科学价值及对回忆与忏悔的治疗可能性的粗浅认识上，它们成为了犯罪行为的话语实践。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时舍弃这两种解释，把性谋杀案的暴力行为看作是“普通”男性对女性的愤怒之情。《柏林日报》选择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社论，它几乎可以被视作是作者弗朗茨·布莱为哈尔曼等人的——布莱将他们统称为性谋杀犯（Lustmörder）——丑恶罪行所写的辩解书。布莱的观点虽听来十分古怪，却并不特殊，因而值得我们细细考量。他在文章开头表明，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位性谋杀犯是女性，因为撕咬喉咙的行为，体现出“男性性爱所独有的主动性和攻击性特征。”布莱从一开始就划清了两性间的界限，将具有虐待性质的暴力行为归结为男性特征的标志，反之则为女性。
撕咬行为被布莱形容为“情感的升级”，因过于剧烈而从正常的人类冲动转变为谋杀反射。因此，性谋杀犯并非都是恶魔，他们只是无法控制和约束自己的冲动罢了。“在无声的愤怒时，有没有男人未曾想过要杀死他们的恋人？”布莱随口一问，流露出自己的观点，即性谋杀案的真正动机是释放狂乱的仇恨。女人总在试图证明男人离不开她们，他抱怨道。“十之八九的女人想要在她们与男性的互动中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再慢慢地潜入他的生活。大多数男人都被蒙蔽和变得顺从了：他结婚了。”但是女人没完没了的抱怨和吹毛求疵（“你又把领带系错了！”），最终引发了不可遏制的愤怒，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继续读下去我们发现，作者认为谋杀者将尸体损毁并肢解，并不是精神错乱的体现，而是出于明智的实用主义需要（毁灭证据）。他的分析再一次表明，对女性，特别是“母亲般”的女性的愤怒感，才是导致连环谋杀行为的动机。
性别问题从来没能逃出大众媒体的关注。依照布莱的思路推理下去，性谋杀案可以轻易被勾勒成具有正当理由的杀人行为。比如，《柏林画报》在一篇关于 “现代蓝胡子”（法国人亨利·兰德鲁）的文章中推测了连环谋杀犯的动机，得出的结论认为是“男人对女性的报复心理“招致了谋杀。通过强调一个“我们对抗她们”的思维模式，不仅再次重申了两性之间的差异，更将男性施虐倾向——原本就被认作是区分两性的标志——重新构建为一种对女性所依附的世俗性和物质性的抵抗：
两性间的博弈与争斗，是万物之道的对立面，不仅在背叛和失望时发生，也存在于一个更广阔的范畴内（低贱的男人只能模糊地感受到这一点）。代表了灵性的男性为接近神圣之物而奋斗，但他们的双翼残缺不全，不断被代表了地面和世俗的女人所拖累。
《柏林画报》记者的观点，可能是受到了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所著的《性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1903）一书的影响。希特勒的文字中也曾流露出它的影子。魏宁格认为，两性的最主要差别在于“女性较之男性更容易沉溺于性行为。” 女人们更关注性，全身心地投身到“繁殖和养育后代”的领域中去，而男人则可以不受拘束地追求心灵世界——科学、艺术、宗教和哲学。在数百页的论述中，魏宁格重绘了十九世纪的性别刻板印象，无休止地长篇大论女性如何把生育家庭作为唯一的生活重心，因而在身体、道德和智力层面上都要劣于男性。
正是这一普遍将女性与世俗和禁锢联系起来，却将男性视作不断与肉体需求束缚作斗争的高尚斗士的主流意识形态，解释了为何布莱会如此轻易地为性谋杀犯辩护，并且用沮丧和（合理的）愤怒，而非精神错乱，来解释他们的杀人行为。当时的文学作品——如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频繁为那些将特定女性作为目标群的杀人犯开脱，这一趋势还体现在普通人对真实案例的反应上。当彼得·库尔登向妻子坦白自己就是杜塞尔多夫杀人魔时，她大吃一惊：“什么，连那些无辜的儿童也不放过？”她问，用半请求的口吻希望库尔登隐瞒部分罪行，只承认谋害了那些“不太无辜”的女人，因为这些女人中的大多数，是在同意了与库尔登去林间幽会散步后惨遭杀害的。不少人认为，只要杀手将目标锁定在“不幸的下层阶级妇女”，便没有理由惊慌失措。白教堂谋杀案之所以没能引起太多的恐慌，反倒成为人们娱乐消遣的恐怖故事，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被害人全是妓女。正如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所表明的那样：“数据显示，伦敦。。。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但是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是我们不幸的被害人与谋杀犯一起走到了隐蔽场所，并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只有当被害人不是妓女或”水性杨花”的女人时，才会引起警察和公众的真正关注。
被害人的道德状况，在舆论对杀手的意识形态构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已经目睹了这些舆论如何从不知所措的藐视滑向了不加掩饰的同情。当受害者是 “无辜的儿童”时，连环杀手被妖魔化，依附于疾病和污染的话语策略旨在将他清除。当受害者是妓女——携带有性败坏标志的女人——杀手则被判定为是一个愤怒的正常人，被害人被认作是咎由自取。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许多连环杀手声称自己是更高道德准则的维护者，为世界清除污染源。“那些被我杀害的女人全是肮脏、可耻的妓女。她们四处出没，污浊了街道，我只是替这片地区打扫了一下罢了”，彼得·苏特克利夫说，这位约克郡利刃杀手称自己为“街道清扫工”。
污秽与妓女的联系根植于都市文化中，将污秽物构建为与犯罪等同的假想威胁。社会边缘不仅意味着对公共卫生的威胁，也是对道德和政治的威胁。查尔斯· 波恩海默在研究了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后发现，妓女（putain），堕落的女人，是巴黎的标志性人物，这是一座有着“残酷氛围”和“恶臭下水道”的污浊城市，而代表了不安定、越轨和腐化的妓女，则成为这座城市所有罪恶的化身。将她杀害便等同于清洁和净化，等同于治愈了现代都市的瘟疫。伊万·戈尔对柏林的描写，同样将城市拟人化为危害卫生和道德健康的女性身体——女性身体成为了污染的源头，而不是那些参与到“清扫工作”中去，或是从卖淫中获得经济、社会和性利益的男人们。
弗朗茨·布莱和奥托·魏宁格对女性连环谋杀案受害者的指责并未引来任何反对之声，但如若想要将同样的罪名强加于弗里茨·哈尔曼案的被害者身上，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将陷入把矛头指向男孩和男人的尴尬。但有趣的是，当受害者是男性时，女性特征再一次被定义为病态，只不过这一次，男性行凶者被当时的一位犯罪学家称为了“女人的滑稽模仿者”。虽然从照片判断，哈尔曼的外表看上去相当阳刚，西奥多·莱辛却给出了这样描述：哈尔曼的双手“柔软”且“白净”；他的胸部、后背和臀部丰满，显得“女性化”；他的身体健壮，但“像女人”；他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一位老妇人。他对哈尔曼的总体印象与“双性人”类似，“既是男人，也是女人，还是小孩。”我们还读到哈尔曼喜欢烹饪，还给自己织袜子——对莱辛和他的读者来说，这毫无疑问是性别混淆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莱辛补充道，哈尔曼是一个“未经加工的人”（ein Stück Natur）：他缺乏理智的思考和行为能力。这个观点,加上之前列举的一连串女性化特征和哈尔曼是同性恋者的事实，断然将哈尔曼纳入到女性的范畴内。
异性恋女被害者的性行为和同性恋连环杀手的女性特征，在历史上的许多案例讨论中被归于病态。暴力实施者和受害者的相互位置，随性别意识形态的转换而转换。谋杀妓女的“正常”异性恋男性被认为不具有腐化、污浊和传染的能力，他们可以轻易扮演在女性恶魔支配下的苦难的被害者角色。但一旦他选择谋杀男人或儿童，他自己就成了十足的恶魔和完全的异类，跨入了精神错乱的怪物的行列。
正如乔治·莫塞在对纳粹种族主义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雅利安规范非常注重“标示出”异类，“将外乡人欣然认定为对社会和国家安全产生危害的传染病携带者。”此外，鉴于当时的医学理论普遍认为，同性恋能够像传染病一样蔓延，那么在一位连环谋杀犯身上呈现出的性别混淆，或许也会很快遍布整个城市？在社会构建下，连环谋杀犯与外乡人一起，被迫戴上了“具有传染性”的标签，他们的行为，与那些孤立的反常行为区分开来，被认定为一种大规模威胁，不仅危及个人生命的安危（杀人犯的潜在被害者），更可能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康（杀人犯的潜在传染人群）。
对连环谋杀犯的讨论，频繁牵扯到除犯罪病理学之外的诸多话题，这一点在1924年出版的一本有关哈尔曼案件的手册上得到了印证。这本名为《疯人院还是绞刑架？关于汉诺威大屠杀犯哈尔曼的真相》的手册的匿名作者认为，哈尔曼一案另有隐情。显然，一个影响深远的阴谋正在酝酿中——它的领头者是犹太人，他们一直以宣扬更大的社会宽容度为幌子，维护并推动异常性行为和犯罪行为。这位作者表示，同性恋是社会而非生理因素决定的，那些宽恕或主张其合法化的人，也同时创造了使它兴旺的土壤，因而他们必须为哈尔曼之流的存在负责。“H［指玛格纳斯·赫希菲尔德，德国医师，同性恋权利倡导者］先生和他的同党们以犹太报纸为后盾，释放出具有传染性的瘟疫。”手册鲜明但空洞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迫切想要将哈尔曼的罪行归咎于犹太人，将犹太人视作犯罪行为的神秘推动者，并且用传染和疾病的隐喻将犯罪和犹太性联系起来。到了1929年，纳粹的官方报纸声明，“犹太人永远在宣传**，人畜交和男同性恋行为。”这些努力，它补充道，不过是一种“粗俗、堕落的犯罪”，应该受到诸如“驱逐或吊死”之类的惩罚。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对成为连环杀手被害者的恐惧，要远远亚于对变成杀人魔分身的恐惧。在民间传说和文学想像中，有一种可怕的生物能够传染被害者，并将他们变为自己的复制品，通过吸干被害者的鲜血，将他们编入不死军团。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新闻标题和人们的闲聊中，库尔登常被称作“杜塞尔多夫的吸血鬼”。库尔登本人证实，自己曾喝过从被害者的伤口流出的血液，但也不排除他是为了满足自己成为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的野心，而杜撰了这一情节。“正如传说中的吸血鬼那样，”一篇当代报道评论道，库尔登“先是充分享受了被害者的血液，继而湮没在寂静和遗忘里。”
哈尔曼的作案手法令人不可避免地将连环谋杀犯和吸血鬼划上等号。他以人类所能为的极限向吸血鬼靠拢，以至于西奥多·莱辛干脆将他的疾病诊断为“吸血鬼化”。与使用榔头和小刀行凶的库尔登不同的是，哈尔曼将被害人的气管咬断致死，并吸食他们的血液。库尔登与吸血鬼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嗜血上，更体现在他成功地将嗜血的疾病散播至整个群体，挑起了人们想要将他碎尸万段的渴望。这一渴望不仅在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那首挥之不去的纳粹小调中得到体现（“鲜血必须流淌，鲜血必须流淌，鲜血必须又稠又快又猛地流淌。”），也想必渗透进了当时的文化里，男人们热情吟唱着磨刀霍霍，刺向“犹太人身体”的场景，吟唱着犹太人鲜血四溅的时刻（“wenn Judenblut vom Messer spritzt”）。就此而言，库尔登的自我辩护与纳粹为屠杀计划所作的辩护骇人地相似。在狱中，库尔登声称：“我只是想要报复。必须有人为我的牺牲和痛苦流血。”
舆论用来探讨库尔登和哈尔曼等杀人犯的话语策略，未必都是拜报纸所赐。弗里德里希·茂瑙的电影《诺斯费拉图》向我们展示了早在1922年（电影公映那年），对他者的“病理”的比喻便已埋下了种子，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间生根发芽。吸血鬼诺斯费拉图古怪地为连环杀手的双重威胁作了定义：他的谋杀必须既是小规模的，也是大规模的。他不仅要吸食被害人的鲜血，也要散播出传染病疫情。电影的片头字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诺斯费拉图！是它在1838年把瘟疫带到不莱梅的吗？”回答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是。”当诺斯费拉图的棺材被装上船，开往不莱梅时，我们看到它的周围挤满了老鼠。接着，老鼠咬了一位工人的脚趾，我们目睹了疾病的传播。不久后，全体船员死于瘟疫，货船抵达德国城市，开始将疾病传染给其他受害者。影片中，一组阅读报道的镜头重述了瘟疫的传播路线，告知观众它与诺斯费拉图的迁移路线一致。“新瘟疫使科学一筹莫展——一种不明瘟疫疫情在东欧和黑海港口城市爆发，主要侵袭青年和壮年人群。另一部丑陋的纳粹宣传片《流浪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也在外来者和有害动物间划上了等号，只不过这一次，东方来的入侵者换作了犹太人，他们的侵袭路线和方式与携带瘟疫病毒的老鼠完全一致。
虽然一些批评家竭力为茂瑙的名誉辩护，坚称诺斯费拉图的形象与纳粹反犹报纸《冲锋队员》（Der Stürmer）中犹太人的插画形象如此相似，完全是一种巧合，但《诺斯费拉图》的剧本却表明，茂瑙充分意识到，他对吸血鬼的描写与犹太人的刻板形象有许多相似之处。请注意诺斯费拉图的城堡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能为拜访者带来可能的经济收益。当赫特抵达喀尔巴阡山时，他首先收到了一位犹太旅馆老板的热情欢迎。旅店老板密切监视着赫特的一举一动，防止他错过开去奥尔利克伯爵城堡的马车。在剧本中还有一段未被拍成电影的场景，讲述赫特没有听从一位在神龛前向圣母祷告的当地妇人的警告，从而错失了避免与诺斯费拉图相遇的最后机会。犹太人被描绘成诺斯费拉图的同党，帮助赫特来到伯爵的城堡，而基督教仪式姿势（如在胸前划十字），则如民俗故事中经常读到那样，起到了保护主人公免遭邪恶吸血鬼侵袭的作用。
伊丽莎白·布荣芬指出，《诺斯费拉图》向我们阐明了疾病“来自外部，并由一种‘非人化的生物’携带”，唯有彻底根除它，我们的群体才能回到纯净与健康的状态。作为出类拔萃的连环谋杀犯，广义上的吸血鬼形象（而非狭义上的诺斯费拉图）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哈尔曼和库尔登等人的完美模型。在两件案例中，对群体的威胁都来自于一个性状不明的生物——它的破坏性来自它模糊了语义上的种种对立，例如人类／野兽，男性／女性，死／生。事实上，“活死人”这一说法表明，银幕上的吸血鬼引出了第三类生存的概念，搅乱了原本稳定的死／生对立。但自始至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便是只有当污染源被彻底清除时，世界才能归于遭入侵前的纯净和完整。当诺斯费拉图在浓烟中毁灭时，瘟疫也随之消失了，我们回归到了一个完整的圣洁之国。
人们想要消灭污染源头的强烈情感诉求，在弗里茨·朗的电影《M就是凶手》（1931）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城市有组织犯罪团伙的领导者舒兰克宣称，谋杀犯来自团伙外部（außenseiter），正威胁到他的生意，因此这个人必须被清除：“这头野兽没有存在的权力。他必须消失。我们必须找到他并消灭他！毫不留情！”巧合的是，外来者贝克特给舒兰克造成的最大困扰，是对后者利益的威胁。而舒兰克在描绘自己的“灭兽”计划时所选用的措词（ausrotten and vertilgen），也与纳粹发起的反犹种族灭绝运动中的措词如出一辙。朗任用匈牙利犹太演员彼得·洛饰演贝克特一角，令人不禁怀疑这部众所周知的反纳粹电影（电影的副标题是《凶手在我们中》），是否也已不自觉地陷入到1920年代的主流话语实践中。
用于描绘连环谋杀犯的语言，即来源于又反过来迎合了一个有关各种“异形”的话语实践，无论是生活在德国境内的还是境外的，无论是其他种族的还是行为异常的，无论是智力有缺陷的还是生理有残疾的。这些异质因素所引发的恐惧，不仅因为他们真实或预设的个人特征和行为，更来自于其他成员对他们那触及各个角落的污染能力的想像。吸血鬼形象不断见诸于各式意识形态宣传中，用来提醒人们异形入侵者的危害性和传染性——使纯洁的本土种族沦为嗜血怪物的牺牲品。
报纸对哈尔曼和库尔登等人的报道，便集中体现了公众对污染（真实的或想像的）的强烈恐惧，又与此同时证实了这种焦虑的合法性，并进一步将它强化。在诸如《诺斯费拉图》这样的电影中，散播瘟疫的源头是一个嗜血的外来入侵者，并带有《冲锋队员》报插画中所展示的明显刻板特征，而当报纸用描绘吸血鬼的语言谈论连环杀手时，强调他们正在传播一种致命的疾病，歇斯底里时，这种对嗜血怪物（字面上的吸食人血,或是抽象层面上的吸食雅利安人民族的经济之血）能够污染和毁灭整个族群的恐惧，为希特勒提供了可趁之机。
在1919年的小说《血罪》（Die Sünde wider das Blut）中，阿瑟·丁特尔罗列了纳粹有关犹太人的所有陈词滥调，将他们描绘成恶魔般的吸血鬼，不仅吸干了德国的生命力，还与雅利安妇女发生性接触，玷污了种群。小说中，金发的日耳曼主人公赫尔曼·肯普法娶了一位同样“纯血统”的女人，却令人费解地生下了一名具有“明显犹太人特征”的婴儿，有着“卷曲的黑发、深色皮肤和黑眼睛”。赫尔曼知道，几年前，他的妻子在与他结婚前曾与一名犹太人发生关系，并产下过一个死婴。他从一位“医生朋友”处获知，只需一次性接触，雅利安女人的血便被永久地玷污了。他杀死了那个犹太官员，并在审讯时坚决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声称自己捍卫了德国的血液：
如果德国人不尽快将自己从犹太吸血鬼的手中拯救出来，任由它吸干自己的血液。。。那么这个民族将不久于人世。犹太人比我们的外国敌人更加危险，因为我们无法用武力将他们征服。我的行为只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警告。我已下定决心为我的祖国牺牲生命，并且我希望这样的牺牲不是白费。愿我的死，会吹响对德国人民的敌人发起进攻的号角。
这段话中包含了许多诡辩技巧，但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发言者成功将自己提升到了预言家的高度，预测了即将发生的种族屠杀。其次，他两次将自己放到了受害者的位置上——第一次，作为靠吸食德国人血液为生的“犹太吸血鬼”的被害者（他已消灭了其中的一员），接着，作为一个因杀死犹太人而为国献身的人。
丁特尔在反犹小说中运用的诡辩花招，被一再地使用到了纳粹的政治宣传中，。当犹太人已广泛成为恶意诽谤和致命袭击的目标时，这些宣传仍将他们描绘成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流浪的犹太人》（1940）在影片的一开头就阐明了这些比喻：犹太人是瘟疫的源头，“威胁着雅利安人民的健康。”接着，影片告诉我们犹太人是外来物，是以德国寄主为生的寄生虫。哪里有老鼠，哪里就有携带着瘟疫和麻风病毒的犹太人。此外，影片中的犹太人还带有完美被害者的经典特征——他们的死罪有应得，因而合法化了杀人者的行为。它将犹太人形容为堕落（影片引用了瓦格纳的话来支持这一极端特征）、肮脏（schmutzig）、病态和流浪的。他们在街上处理事物（“犹太人大部分生活都在大街上进行”），善于模仿，从事贸易却从不生产任何东西，以侵蚀“寄主”的身体为食。
由于疾病和吸血鬼的隐喻常与犯罪暴力联系起来，成为中伤犹太人的话语策略，将犹太人描绘成与性谋杀犯同样残忍的凶手便显得轻而易举。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犹太威胁”中嗜杀成性的一面。《流浪的犹太人》的片尾先是打出了对“敏感”观众的警告，接着播放了一段犹太屠宰仪式的“原始素材”。“接下来的画面是真实的”，观众们被告知。“它们是电影史上最恐怖的画面之一。虽由于审美不同，这些画面很有可能招致反对和厌恶，我们仍然决定将它们播映出来。因为比起反对之声，我们更有责任让我们的人民知道关于犹太人的真相。”这些屠宰场镜头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对动物的残忍行为。1938年发表的一首儿歌告诉我们，集体无意识很快将犹太屠宰仪式和杀人联系在一起：
犹太人的血液里流淌着：
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
愤怒、嫉妒和仇恨
只要它不是“上帝之城”。
他们屠杀动物，屠杀人类，
他们嗜血如命！
唯有将世界从他们的手中拯救出来
我们才能恢复健康。
从屠宰动物到杀人的快速过渡，在某种程度上基于一个古老的传说，认为犹太人在宗教仪式中杀害儿童，取他们的鲜血治疗疾病。但将犹太人和犯罪暴力联系起来，将他们的行为与残忍谋杀犯的杀戮行为联系起来，却使得这一说法更为牢固。
犹太人不仅被描绘成性谋杀的行凶者，更与一些特定的被害者划上等号。与妓女一样，犹太人代表了一种对社会机体的道德、财政和性资源的严重威胁。正如桑德·吉尔曼指出的那样，妓女和犹太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与资本之间存在着性化的关系——他们“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将性转化为钱或是将钱转化为性。”由于无法在超验的精神层面找到价值，他们将关注点放在物质和金钱上。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精神的堕落，妓女和犹太人被认为是性病的携带者，这一观点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得到了清楚的阐释：
当权者对梅毒的态度只能用彻底屈服来形容。。。既然如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击源头，而不是祛除症状。梅毒的主要根源是卖淫。。。对精神生活的犹太化和对交配本能的金钱化，将迟早毁灭我们的后代。
通过将犹太人指认为污染源，和对个人及希特勒所称的社会机体（Volkskörper）具有威胁的传染病携带着，纳粹成功地将种族灭绝计划的受害者，定义为死有余辜的危险侵犯者。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不断提及犹太“瘟疫”［Seuche］或“鼠疫”［Pest］对纯血统德国人的毒害。皇城维也纳因“令人厌恶地聚集了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塞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数不尽的犹太人”，而被他誉为是“**（Blutschande）的化身。”犹太人被赋予了恶魔般的他者的所有特质——罪犯，精神变态者，同性恋，妓女和对德国血液构成威胁的疾病携带者。讽刺的是，当对他者的恐惧最终完全笼罩住第三帝国时，歇斯底里般的恐慌情绪首先在这些连环谋杀犯的受害者中间爆发。
整个1920年代间，犯罪行为渗入到了都市文化错综复杂的话语网络的各个层面。克劳斯·斯韦莱特指出，“梅毒”只代表了众多内部威胁中的一个化身——“这是一个特别贴切的化身，一个意义丰富的代码，暗喻了女性的侵蚀性、犹太性、传染病、犯罪行为和无能的死亡。”但斯韦莱特提及的每一项社会公害，也可以被整编入遭希特勒竭力谴责的污秽的（Ｕnrat）都市文化。女性特征、犹太性、疾病和犯罪行为在1920年代无孔不入，令人几乎无法将它们单独拆分开来谈论。它们之间界限的消失，制造出了这样一个最终为纳粹所用的话语同化过程（Gleichschaltung），利用人们对外部威胁的焦虑，纳粹，在那个复杂动荡的世界里，为他们编织了一个秩序与掌控的幻象。
:好吧，来篇给力的。当我的赶稿厌恶症何拖延症爆发时，读这样的文章，就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柱。
以下节选为《Lustmord：魏玛德国时期的性谋杀》的第三章节。作者玛丽亚.塔塔，是哈佛大学德语文学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7年)。页码，pp.41－64
Lustmord，是作者自己创造的合成词，Lust（情欲）+Mord（谋杀），在德语里的大致意思是性谋杀，可这么翻译又觉得过于狭隘，因为欲望还包括纳粹对种族纯净的渴望，和对大屠杀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渴望，最后还是觉得不翻比较好。
文／Maria Tartar 译／唐凌洁
“噢，对立与极端的国度！”伊万·戈尔在《淫乱之城，柏林》（Sodom Berlin）一书中这样描绘德国。这是一个同时滋生出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和变态杀人魔弗里茨·哈尔曼的地方，前者堪称自我献身的无私典范，后者却以自我扩张为由提倡他人献身。两人又因鲜血而发生联系：“荷尔德林在精神错乱时割开静脉，用自己的鲜血浇灌玫瑰树。。。哈尔曼咬开金发男子颈部最为脆弱的部位，吮吸他们的鲜血。”在柏林，德国的病症相会、滋长：这是一个“病态、恶心”的地方，充斥着瘟疫、堕落、**、和被死亡吞噬的生命。柏林也是个女人，一个摄人的美貌正在迅速消退的“老巫婆”。究竟是什么特质，使哈尔曼成为德国恶魔与毁灭这一面的化身？让我们稍候再回到戈尔对柏林的强烈联想，先从他那个相对不为人知的荷尔德林／哈尔曼对比开始谈起。
同性恋连环谋杀犯弗里茨·哈尔曼，于1925年被判处死刑，罪名是在汉诺威犯下的逾30起谋杀。他的大部分被害者（全部为男性）的喉咙上都有咬痕，因而据此推测，他们在死前便已陷入了原告所称的“少年的沉睡”中。为了毁尸灭迹，哈尔曼将他们一一支解、掩埋，或是抛入从汉诺威穿流而过的莱纳河中。另有传闻他将一些被害者的肉切碎出售，但这一说法始终未得到证实。那首讲述哈尔曼挥舞着斧子，将被害者拌入肉馅或炖肉中的民间小调，可能是受到声名狼藉的威廉・格罗斯曼或是同样恶名昭著的卡尔・登克的启发。格罗斯曼，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西里西亚铁路的蓝胡子”，于1921年被指控谋杀并食用14名女子。蒙斯特伯格的大屠杀犯登克，与世隔绝数年并记录下所有被害者的体重的行为，更是恐怖地预兆了十年后发生在这个国家，为政府许可的暴行。尽管如此，他在街坊邻居间的口碑却堪称完美无暇。在那里，邻居们称他为“登克老爹”，以至于他定期泼洒在院子里的鲜血，以及从他居住的小区内传来的奇怪气味和声响，都未能引起周遭的丝毫怀疑。登克在二十年间共犯下30起谋杀，最后因谋杀未遂的嫌疑而遭到**（一个在他门前乞讨的男子在成功击退了他的致命袭击后报了警），并在拘留所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上吊的几天前，哈尔曼被法庭判处死刑。然而直到此时，警方才刚刚掌握了登克的全部罪证。他们发现了他藏在小区里的尸骨、被剁下的手指、腌制的人肉、牙齿、人皮制成的吊裤带等大量恐怖物件。
哈尔曼、格罗斯曼和登克案占据了1920年代初的头版头条。当哈尔曼案所引发的震惊逐渐消散时，登克案再次登上报纸版面，掀起无尽的怀疑和厌恶之情。然而，这些报道与发生在1920年代末的彼得·库尔登案相比起来，则显得黯然失色。据彼得·库尔登供认，他在杜塞尔多夫总共杀害了35人，而且几乎全是女性和儿童。1931年，他被判犯9项谋杀，数项谋杀未遂，以及包括纵火、**在内的各类罪名。与独居的登克不同的是，库尔登不仅有工作，并且已经成家。他用频繁给媒体写信披露藏尸地点，或是留下下一次谋杀线索的方式吊足了他们的胃口。由于许多被害者都是幼童，这些案件往往立刻成为新闻焦点，并在杜塞尔多夫当地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哈尔曼也曾杀害过儿童，但其中最为年幼的也已满13岁，且他们大多为离家出走的儿童、流浪汉或是被遗弃的孤儿，因此他们的失踪并未引起太多的怀疑。）被捕后，库尔登承认自己享受和追逐被关注的快感，因而想要用犯罪来“煽动舆论”，制造混乱。这些关注也反过来刺激了他的犯罪野心，他甚至将自己不断升级的罪恶行径归功于报社记者的鼓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向成排的记者鞠躬致敬，祝贺他们在其罪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观察到正是那些丑闻报刊中耸人听闻的报道，造就了今天这个站在你们面前的男人。”
那个将库尔登的罪行记录、陈述并戏剧化的媒介，也同时将犯罪冲动回传给了他，并塑造了他的身份认同。对于一个妄想成为“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的人来说，新闻报道想必给他带来了无法形容的满足感。就算是那些尽量避免夸大事实的报纸，也对谋杀对象和杜塞尔多夫民众的恐慌情绪做了详尽的描述。就连用来抚慰民众正义感的庭审本身也成为了一大奇观，它被特意安排在一间可容纳50名内科医生、心理医生和教育工作者，外加数百名国内外记者和为他们搭建的15个电话亭的审判室内。
从库尔登被捕到庭审期间，媒体对案件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却对杀人犯本身——他的动机和促成他杀人的精神问题——表现出一种蓄意的漠不关心。《法兰克福汇报》对库尔登案的头版报道认为，库尔登恪守时间的特点——他的邻居略带钦佩地告诉记者，他每天准时6：45分出门上班——比他的犯罪动机更为有趣。即使是那些为数不多的试图解释杀人犯病理的报道，也不过抛出了一些毫无说服力的说法：比如一位作者指出，库尔登的妻子要比他年长几岁的事实，无法成为推断他是否患有恋母情节的确凿证据。在大多情况下，诊断（如施虐倾向）替代了分析：一位法定评论员将库尔登的变态行为“解释”为精神分裂症。也有一些文章提及他的恋物癖（被捕时，杀人犯将一名被害者的丝袜缠在腰间）和日常使用化妆品的习惯（这一事实使不少证人低估了他的真实年龄），但并未继续追问。显然，仅是将库尔登看作是一个“谜一样的男人”，便已经足够了。
由于缺乏对库尔登内心世界的探究，案件被极度神秘化，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有些不可思议，但在1920年代，几乎所有的连环谋杀案报道都是如此。举例而言，受人尊敬的《法兰克福汇报》将登克的杀人动机主要归结为经济萧条时期个人生存的需要——由于食物匮乏，他才将人类脂肪和腌肉储存在罐子里。报道描述了他在1923年严重通胀时期所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并推断这与谋杀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联系（登克不仅保留了被害者的衣物，还食用他们的肉）：“登克的犯罪行为应该开始于通胀时期，因为在此之前，他一直都衣食无忧。”一位美国记者认为这一说法相当可信，他的报道进一步用战争和经济困境来解释登克的精神失常：“作为一个靠个人财产为生的小资产阶级，战争与通胀将他从盖布里埃尔和沃伊特（他的房客）处收来的房租变得一文不值，随之而来的饥饿和艰辛把他逼疯了。”然而，这两位记者似乎从未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众多饱受德国通帐之苦的民众，并未选择用谋杀或食人来度过经济难关。但是，几乎没有人严肃探讨过登克的杀人动机，以及其犯罪行为所揭示的复杂的心理、社会和文化问题：一名警察认为，登克正在阅读的《鲁滨逊漂流记》，是解释他如何从杀人犯沦落为食人魔的最有力的线索。
报纸一次次地使用“野兽”，战后萧条的牺牲品（极左与极右派最为推崇的诡辩策略），被丑恶遗传基因玷污的人（“ein Opfer erblicher Belastung），或是“道德与心智不健全者”等词汇来形容连环谋杀犯。这些程序化的反应，轻易避开了迫在眉睫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媒体只用含糊的寥寥数笔联系到他们的童年和成长环境，也几乎不曾提及，库尔登的父亲长期酗酒并殴打儿子，他的父亲承认，自己竭力克制家暴，是由于害怕支付昂贵的医疗开销。库尔登本人也谈及过这段家庭暴政，他的父亲曾当着孩子们的面殴打妻子，还用各种方式虐待他们——将他们的衣服撕成碎片，打烂家具，并不止一次地用锋利的菜刀恐吓他们，威胁要割破长子的喉咙。我们对库尔登的母亲知之甚少(媒体用“gutmütig”来形容她，继续维护着德国主妇品性温厚的陈词滥调)，一些文章频繁隐射了她的淫荡天性，但没有记者给出证据证明这些判断是如何形成的。库尔登将自己的心理症结归因于他在家庭、父亲的公司（他曾是那里的学徒工，因职位低微而蒙受加倍的侮辱）、以及在限制人身自由的监狱里所受的无情羞辱，新闻界却不断将库尔登看作是一个生理、心理和道德的异类，或是抛出几句空洞的句子，将他描绘成一个难解之谜。
库尔登遭**前，新闻报道着重围绕：被害者的身份和作案手法，警方在捉拿凶手过程中所作的努力，以及连环谋杀犯所引发的公众舆论。支持自由共和党派的《法兰克福汇报》向来很少报道刑事案件，唯独对这桩发生在杜塞尔多夫的连环谋杀案格外关注。1929年11月16日，在第19具尸体被发现后，该报发表了一篇冗长的社论，先是对凶手的身份作出推断，接着表达了对公众恐慌情绪的担忧。读者们被告知，公众正处于一种“过度神经刺激”的状态下：惊慌失措的民众提供的“破案线索”，已导致几十人被错误**。而《每日新闻报》则用更为夸张的描写，报道了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下的杜塞尔多夫妇女。同一天，《法兰克福汇报》的晚报版指出，如果让谋杀犯继续逍遥法外，公众的恐惧感会不断蔓延扩散。两周后，有关谋杀案的最新消息打出了“杜塞尔多夫谋杀犯－精神失常”的标题，直接指向公众，而非杀人犯的精神失常。激起这篇文章的不是一具新发现的尸体，而是又一位无辜嫌疑犯遭警方**，这一次，倒霉的是一位有异装癖好的“无害”（harmlos）男人。显然，媒体的关注对象已由精神错乱的杀人犯及其受害者，转移到了精神错乱的民众及其受害者身上。
如此一来，报纸已不知不觉地将谋杀犯的“疾病”症状传染给了公众。他们对谋杀极度着迷（“Düsseldorf fiebert”），并四处散播小道消息。这些表现令人极易联想到性行为的某些特征——如莱茵兰“因激动而颤抖”，整个国家都处于随时戒备的状态下。 Erregung一词被频繁用于形容焦躁的民众，原意为高度焦虑的精神状态，但也可同时指代性唤起。一种并非偶然的讽刺是，库尔登也选用了同样的词汇来形容自己实施谋杀前的精神状态。因此，民众复制了谋杀者的心理异常，分享了他的性狂乱，用寻找替罪羔羊的方法缓解自己的内心焦虑。凶手和他试图恐吓的民众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连环杀人犯的犯罪心理毫无神秘感可言，它的出现伴随着一个听来太过熟悉的和弦，在大众间不断得到共鸣。
库尔登的每一桩罪行都产生出一个双重后果：谋杀不仅夺去了被害者的生命，也巩固了谋杀犯制造和散播恐惧的能力。库尔登声称，与谋杀过程本身相比，人们对谋杀的反应给他带来了几乎同样多——甚至更多——的性满足感。一位法庭委派的精神病专家在采访中表示，又一具被害者尸体被发现后，民众在自发组织的抗议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激动和愤慨，使库尔登性唤起并射精。虽然库尔登一再否认他的犯罪行为与性有关，却并不否认袭击和谋杀发生时常常伴有性唤起和性满足。他试图将谋杀合理化，宣称杀人冲动源自自己所受到的人格侮辱——他在监禁期间饱受虐待，因此想要报复社会，他通过制造出一系列爆炸性事件，使自己彻底变为了众人的恐惧对象。他声称自己的主要动机是“报复人类”。只有通过被害者尸体被接连发现的方法，才能诱发公众对行凶者歇斯底里般的迷恋。
但是，考虑到被害者中儿童的人数，以及一个月内谋杀的频繁度，公众的恐惧情绪是情有可原的。正如一篇报道中指出，紧绷、焦虑的社会氛围，是让公众时刻保持警觉的必要条件，如此一来便可以保护下一个未知的受害者，也有助于警方尽早抓获罪犯。但是新闻界似乎更关注来自杜塞尔多夫民众的威胁——一群暴徒（通过强调歇斯底里来隐射他们的女性化特征）正呈现出各种精神异常及妄想症状，疯狂敦促当局**无辜群众。对普通民众心理失常的讨论越多，对库尔登案本身的报道就越显得无关紧要。
在对杜塞尔多夫谋杀案的回顾性分析中，柏林谋杀司刑警主管识别出库尔登恐慌笼罩下的多种精神失常：首先是袭击失常，此外还有失踪人员失常和写信失常。在吉纳警官引用的例子里，一些女士声称自己受到了袭击，以此来博取警察的同情或冷漠丈夫的关注。也有孩子虚构出类似的故事，作为晚归的借口。但这个冷静的评论员表示，向当局报告失踪人口并不是精神失常的表现：当孩子未能按时到家时，父母理应感到焦虑，也有权寻求官方帮助。在吉纳看来，写信失常得归咎于新闻媒体，因为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想雇佣杀人犯为固定记者。然而，即便所有的恐惧症状都看似合情合理或是事出有因，民众仍被贴上了精神错乱的标签，他们的任何异常都受到了严密的监控。警方选择将精力放在精神失常的民众而非谋杀犯身上，将注意力引向案件的社会影响而非诱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想要回避犯罪，回避性谋杀案所影射出的文化及心理复杂性。
谋杀犯被拘押期间，民众心理持续成为报纸的关注焦点，但这并不说明媒体对杀人犯完全不闻不问——相反，他们事无巨细地记录下庭审过程中的每一次转机，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还有记者将庭审称作是一个“庞大的奇观”。报纸对死刑的争论持续升温，但这些讨论也被不少人认作是民众心理失常的替身。新闻记者试图将诱发公众歇斯底里的责任推卸给低俗小说、流言簿和电台广播，但这一努力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新闻报道仍被视作是“犯罪传染”的始作俑者，即它赋予了一个患病个体污染整个群体的能力。
报纸被指认为是协助杀人犯散播毒性的帮凶。它们不仅给予了谋杀犯长期渴望的关注，激励他们犯下更大的罪行，还鼓励了那些同样想要以此出名的人们去模仿犯罪。例如，不少于200人向警方自首，声称自己是杜塞尔多夫连环谋杀案的凶手。再例如，警察局和报社总共收到了160封来自“杀人犯”的信。这些例子证明，不少人向往通过犯罪来获得声望和公众关注，即便他们中的一些根本无力实施犯罪行为。一位著名的当代犯罪学家声称，阅读有关连环凶杀案的新闻报道和廉价小说，的确有可能导致“心理传染”。库尔登强调自己曾被开膛手杰克和白教堂区谋杀案的小说化报道深深吸引，审讯时，他表示这个人物在他的幻想世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新闻媒体对谋杀案，特别是对性谋杀案的报道，究竟对社会道德形成多大影响，一直是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争论不休的话题。《法兰克福汇报》曾用整幅的版面刊登来自法官、医生和孤儿院院长的论文，探讨犯罪报道和青少年的关系。一些人认为，新闻中耸人听闻的报道会传染给年轻人，另一些人则相信这些报道如同为他们接种了一针疫苗。
罪犯的精神异常可能传染给群体的其他成员，并呈现出疫情比例，这一观点在库尔登之后的一些案例中愈加明显。西奥多·莱辛在对弗里茨·哈尔曼一案的研究中，根据一位观察者的回忆，形容了当汉诺威市民意识到莱纳河中的**残骸属于被害人后的情形：“你开始确信人们全都精神错乱了，如同战争时期四处蔓延的可怕流行病。”再一次，关注的焦点从杀人犯的恶行转向了受到心理创伤的民众，民众成为了罪犯疯狂的二重身。和库尔登案一样，哈尔曼的案件也在民众间引发出众多妄想行为，例如一些人因为担心肉里混入人类残骸，而对吃肉心生恐惧。
疾病的隐喻遍布我们关于暴力和其社会影响的话语实践。仔细考虑一下美国军医总监埃弗里特·库普说过的话：“本世纪，暴力对于我和我的接班人来说是一个纯粹的公共健康问题，正如两个世纪以来，天花、肺结核和梅毒对于我的前辈们那样。暴力在美国人的公众和私人生活中，的确呈现出疫情一般的发生比例。”或是回忆一下联邦疾控中心位于亚特兰大的“暴力流行病学部门”。这两个例子中，疾病的隐喻的逻辑关系都根植于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暴力的流行是更为严重的社会隐忧的征兆，并非来自一个单一的有害个体。如若流行病能够追溯至一个源头，那么唯一根治疾病的方法，便是把这个个体清除。西奥多·莱辛对哈尔曼的见解，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一种思维模式的影响。因为撇开他对案件颇具洞察力和深度的法律、社会及心理学分析不谈，莱辛为伸张正义，最终得出了以下两种解决方案：其一，罪犯用自我毁灭的方式证明自己的道德高尚，其二，给予被害儿童的母亲血债血还的权利，允许她们在罪犯身上实施同样的暴力行为。“自杀（为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作自我忏悔），或被受冒犯的群众处以私刑。。。我会如何选择呢？给30位被肢解男孩的母亲一个机会，冲破监狱铁窗，将哈尔曼撕成碎片。”他的提议暗示，将被害人所受的肢体暴力返还到犯罪者身上，便可以在道德比分中扯平，这使莱辛陷入了自己在法庭上力图反对的传染病话语中。
如此看来，解除哈尔曼罪行的唯一方法是将他连根拔除。为了为最终的死刑做铺垫，汉诺威市的法律机构必须向公众强调哈尔曼一案的特殊性（鉴于他所犯罪行的恶劣性，要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以剥夺其再次上诉的权利。审判在几天内便草草结束，“隔离期”后紧接着是不对媒体和公众开放的快速处决。导致哈尔曼被仓促定罪并处以极刑的，不仅是民众的愤慨情绪，这样做更是为了满足他们对血债血偿的强烈心理需求。莱辛指出，哈尔曼案对汉诺威当地官方关系重大，因为数年来，哈尔曼的名字一直作为线人出现在警方的奖赏名单上。任何试图理解是什么最终激怒了他，或是将他放入正常人的社会网络中的尝试，都被法庭粗暴地打断，并被认作是企图拖延死刑的花言巧语。莱辛曾申请召集路德维格·克拉格斯、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等专家的证词，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还有什么心理学问题可问的？”庭长严厉指责了莱辛扰乱审判进程的企图：“心理学与法庭毫不沾边，”他宣称。一旦法庭认同有必要了解罪犯，并弄清为何他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未曾进入警方的视线，便等同于承认哈尔曼是一个生活在特定环境下的普通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必须被清除的污染源头。这个特定环境，早已埋身于社会动荡和政治剧变的焦虑中，它旨在悄无声息地消灭罪犯，对延长或深化关于他的讨论毫无兴趣。
共产主义日报《红旗》是少数几份反对死刑判决的报纸。它的作者认为，哈尔曼不过是又一个社会民主制度下**之风的病症。正是当权政府使哈尔曼成为可能，在将特权授予资本主义企业时，它也同时将暴力植入并合法化：“野兽哈尔曼，一个以原始方式自食其力的吸血鬼，生活在资本主义政府残暴武器的阴影下。” 哈尔曼的小规模暴行，被当局大规模地使用在对共产主义异己的冷血迫害上。（和平主义者们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声称，相比那些真正的**和嗜血者，比如一战将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哈尔曼的犯罪行为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对于哈尔曼与警察间的合作互惠关系，《红旗日报》丝毫不感到惊奇，这再一次证明了，“猎犬和罪犯”往往与警方相互勾结，迫害共产*人。它宣称，“资产阶级报纸”竭力想要将哈尔曼视作为一个个案，一个精神病理学病例，一个极端反常的离经叛道者。它们将哈尔曼塑造成“变态”、“孤立”的“吸血鬼”和“食人魔”，然后便“无话可说”了。使《红旗日报》感到格外愤怒的是，当局试图草草了结哈尔曼案，以掩饰魏玛时期四处横行的犯罪行为。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先发制人，平息质疑的声音和寻求社会变革的诉求。在它看来，死刑是荒谬的，因为仔细研究哈尔曼，将他定义为一个心理异常者而非恶魔，并理解其病理的源头，才是庭审的重中之重。《红旗日报》认为，死刑只达到了政治目的——它意味着抹去了一个可怕的表面症状，而忽略了更为微妙、深刻的社会诱因。它还进一步抑制了发生在汉诺威的骚乱，因为只要罪犯不死，民众对警方的不满便无法平息。
1931年4月的彼得·库尔登案庭审耗时9天，新闻界的观点一分为二。一边是以柏林的《本地万象》为代表的几家报纸，它们的观点与人们对哈尔曼案的普遍看法相似，认为库尔登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野兽和吸血鬼，并用最为恶毒的语言对他进行了诅咒：
现在幕布终于被揭开了，我们看到了这个可怕的东西，这个史无前例的东西，一个施虐成性的败类。。。他的灵魂被可怖之物填满。。。他是一堆垃圾，四处散播着令人作呕的爆炸物。。。这个名叫库尔登的男人，是有史以来法庭审判过的最恐怖的人。这个名叫库尔登的男人，是最可恶、最下贱的人类。
这样一个恶魔，竟然被赋予了受审的权利而没有被立即处死，为诉讼买单的纳税公民们理应感到骇人听闻才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柏林日报》，它对庭审的报道褒贬适度，用冷静的情绪看待库尔登，从未将其妖魔化。报纸反而注意到，被告容貌温和，谈吐得体：引用约瑟夫·康拉德的话，库尔登是对“平庸无奇的罪恶”的标准阐释。庭审结束后，《法兰克福汇报》在一篇详尽周到的后续社论中试图解释这一疑问，为何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能够以如此“正常”的形象出现，并在法庭审判席上给人留下了温文尔雅的印象？库尔登并没有在蒙骗大众，社论坚称。报纸认为，库尔登在候审期间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回答了关于他生世的各式询问，这便等同于心理治疗。为了确认库尔登没有发生精神错乱，警方曾对他的精神状况做出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库尔登被迫回忆起童年经历，描述家庭生活的种种细节——并在问询时不断再现谋杀细节——这对他已经起到了“谈心疗法”似的作用。在那一刻，法律机构已经完成了对罪犯的心理治疗。《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汇报》选择将库尔登描绘成一个失足者，而非恶魔（虽然它们对什么是心理治疗的定义惊人的粗糙），并提出了将罪犯隔离和处死之外的不同见解。它们支持给予库尔登完整的法定申辩程序，这一观点似乎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这些残暴罪行的源头是精神异常，而非野蛮的兽性，这样一个假设，在哈尔曼的案例中几乎不曾提及——这或许与哈尔曼案中严重残缺的被害人尸体，和被告在审判席上表现出的粗野的工人阶级举止有关。
媒体对哈尔曼和库尔登案的报道，提出了两种控制行为异常的方法——一个建立在病毒和疾病传播的巴斯德式概念上，另一个建立在对案例研究的科学价值及对回忆与忏悔的治疗可能性的粗浅认识上，它们成为了犯罪行为的话语实践。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时舍弃这两种解释，把性谋杀案的暴力行为看作是“普通”男性对女性的愤怒之情。《柏林日报》选择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社论，它几乎可以被视作是作者弗朗茨·布莱为哈尔曼等人的——布莱将他们统称为性谋杀犯（Lustmörder）——丑恶罪行所写的辩解书。布莱的观点虽听来十分古怪，却并不特殊，因而值得我们细细考量。他在文章开头表明，历史上从没有哪一位性谋杀犯是女性，因为撕咬喉咙的行为，体现出“男性性爱所独有的主动性和攻击性特征。”布莱从一开始就划清了两性间的界限，将具有虐待性质的暴力行为归结为男性特征的标志，反之则为女性。
撕咬行为被布莱形容为“情感的升级”，因过于剧烈而从正常的人类冲动转变为谋杀反射。因此，性谋杀犯并非都是恶魔，他们只是无法控制和约束自己的冲动罢了。“在无声的愤怒时，有没有男人未曾想过要杀死他们的恋人？”布莱随口一问，流露出自己的观点，即性谋杀案的真正动机是释放狂乱的仇恨。女人总在试图证明男人离不开她们，他抱怨道。“十之八九的女人想要在她们与男性的互动中证明自己的不可或缺，再慢慢地潜入他的生活。大多数男人都被蒙蔽和变得顺从了：他结婚了。”但是女人没完没了的抱怨和吹毛求疵（“你又把领带系错了！”），最终引发了不可遏制的愤怒，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继续读下去我们发现，作者认为谋杀者将尸体损毁并肢解，并不是精神错乱的体现，而是出于明智的实用主义需要（毁灭证据）。他的分析再一次表明，对女性，特别是“母亲般”的女性的愤怒感，才是导致连环谋杀行为的动机。
性别问题从来没能逃出大众媒体的关注。依照布莱的思路推理下去，性谋杀案可以轻易被勾勒成具有正当理由的杀人行为。比如，《柏林画报》在一篇关于 “现代蓝胡子”（法国人亨利·兰德鲁）的文章中推测了连环谋杀犯的动机，得出的结论认为是“男人对女性的报复心理“招致了谋杀。通过强调一个“我们对抗她们”的思维模式，不仅再次重申了两性之间的差异，更将男性施虐倾向——原本就被认作是区分两性的标志——重新构建为一种对女性所依附的世俗性和物质性的抵抗：
两性间的博弈与争斗，是万物之道的对立面，不仅在背叛和失望时发生，也存在于一个更广阔的范畴内（低贱的男人只能模糊地感受到这一点）。代表了灵性的男性为接近神圣之物而奋斗，但他们的双翼残缺不全，不断被代表了地面和世俗的女人所拖累。
《柏林画报》记者的观点，可能是受到了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所著的《性与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1903）一书的影响。希特勒的文字中也曾流露出它的影子。魏宁格认为，两性的最主要差别在于“女性较之男性更容易沉溺于性行为。” 女人们更关注性，全身心地投身到“繁殖和养育后代”的领域中去，而男人则可以不受拘束地追求心灵世界——科学、艺术、宗教和哲学。在数百页的论述中，魏宁格重绘了十九世纪的性别刻板印象，无休止地长篇大论女性如何把生育家庭作为唯一的生活重心，因而在身体、道德和智力层面上都要劣于男性。
正是这一普遍将女性与世俗和禁锢联系起来，却将男性视作不断与肉体需求束缚作斗争的高尚斗士的主流意识形态，解释了为何布莱会如此轻易地为性谋杀犯辩护，并且用沮丧和（合理的）愤怒，而非精神错乱，来解释他们的杀人行为。当时的文学作品——如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频繁为那些将特定女性作为目标群的杀人犯开脱，这一趋势还体现在普通人对真实案例的反应上。当彼得·库尔登向妻子坦白自己就是杜塞尔多夫杀人魔时，她大吃一惊：“什么，连那些无辜的儿童也不放过？”她问，用半请求的口吻希望库尔登隐瞒部分罪行，只承认谋害了那些“不太无辜”的女人，因为这些女人中的大多数，是在同意了与库尔登去林间幽会散步后惨遭杀害的。不少人认为，只要杀手将目标锁定在“不幸的下层阶级妇女”，便没有理由惊慌失措。白教堂谋杀案之所以没能引起太多的恐慌，反倒成为人们娱乐消遣的恐怖故事，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被害人全是妓女。正如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所表明的那样：“数据显示，伦敦。。。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但是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是我们不幸的被害人与谋杀犯一起走到了隐蔽场所，并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只有当被害人不是妓女或”水性杨花”的女人时，才会引起警察和公众的真正关注。
被害人的道德状况，在舆论对杀手的意识形态构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已经目睹了这些舆论如何从不知所措的藐视滑向了不加掩饰的同情。当受害者是 “无辜的儿童”时，连环杀手被妖魔化，依附于疾病和污染的话语策略旨在将他清除。当受害者是妓女——携带有性败坏标志的女人——杀手则被判定为是一个愤怒的正常人，被害人被认作是咎由自取。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许多连环杀手声称自己是更高道德准则的维护者，为世界清除污染源。“那些被我杀害的女人全是肮脏、可耻的妓女。她们四处出没，污浊了街道，我只是替这片地区打扫了一下罢了”，彼得·苏特克利夫说，这位约克郡利刃杀手称自己为“街道清扫工”。
污秽与妓女的联系根植于都市文化中，将污秽物构建为与犯罪等同的假想威胁。社会边缘不仅意味着对公共卫生的威胁，也是对道德和政治的威胁。查尔斯· 波恩海默在研究了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后发现，妓女（putain），堕落的女人，是巴黎的标志性人物，这是一座有着“残酷氛围”和“恶臭下水道”的污浊城市，而代表了不安定、越轨和腐化的妓女，则成为这座城市所有罪恶的化身。将她杀害便等同于清洁和净化，等同于治愈了现代都市的瘟疫。伊万·戈尔对柏林的描写，同样将城市拟人化为危害卫生和道德健康的女性身体——女性身体成为了污染的源头，而不是那些参与到“清扫工作”中去，或是从卖淫中获得经济、社会和性利益的男人们。
弗朗茨·布莱和奥托·魏宁格对女性连环谋杀案受害者的指责并未引来任何反对之声，但如若想要将同样的罪名强加于弗里茨·哈尔曼案的被害者身上，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将陷入把矛头指向男孩和男人的尴尬。但有趣的是，当受害者是男性时，女性特征再一次被定义为病态，只不过这一次，男性行凶者被当时的一位犯罪学家称为了“女人的滑稽模仿者”。虽然从照片判断，哈尔曼的外表看上去相当阳刚，西奥多·莱辛却给出了这样描述：哈尔曼的双手“柔软”且“白净”；他的胸部、后背和臀部丰满，显得“女性化”；他的身体健壮，但“像女人”；他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一位老妇人。他对哈尔曼的总体印象与“双性人”类似，“既是男人，也是女人，还是小孩。”我们还读到哈尔曼喜欢烹饪，还给自己织袜子——对莱辛和他的读者来说，这毫无疑问是性别混淆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莱辛补充道，哈尔曼是一个“未经加工的人”（ein Stück Natur）：他缺乏理智的思考和行为能力。这个观点,加上之前列举的一连串女性化特征和哈尔曼是同性恋者的事实，断然将哈尔曼纳入到女性的范畴内。
异性恋女被害者的性行为和同性恋连环杀手的女性特征，在历史上的许多案例讨论中被归于病态。暴力实施者和受害者的相互位置，随性别意识形态的转换而转换。谋杀妓女的“正常”异性恋男性被认为不具有腐化、污浊和传染的能力，他们可以轻易扮演在女性恶魔支配下的苦难的被害者角色。但一旦他选择谋杀男人或儿童，他自己就成了十足的恶魔和完全的异类，跨入了精神错乱的怪物的行列。
正如乔治·莫塞在对纳粹种族主义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雅利安规范非常注重“标示出”异类，“将外乡人欣然认定为对社会和国家安全产生危害的传染病携带者。”此外，鉴于当时的医学理论普遍认为，同性恋能够像传染病一样蔓延，那么在一位连环谋杀犯身上呈现出的性别混淆，或许也会很快遍布整个城市？在社会构建下，连环谋杀犯与外乡人一起，被迫戴上了“具有传染性”的标签，他们的行为，与那些孤立的反常行为区分开来，被认定为一种大规模威胁，不仅危及个人生命的安危（杀人犯的潜在被害者），更可能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康（杀人犯的潜在传染人群）。
对连环谋杀犯的讨论，频繁牵扯到除犯罪病理学之外的诸多话题，这一点在1924年出版的一本有关哈尔曼案件的手册上得到了印证。这本名为《疯人院还是绞刑架？关于汉诺威大屠杀犯哈尔曼的真相》的手册的匿名作者认为，哈尔曼一案另有隐情。显然，一个影响深远的阴谋正在酝酿中——它的领头者是犹太人，他们一直以宣扬更大的社会宽容度为幌子，维护并推动异常性行为和犯罪行为。这位作者表示，同性恋是社会而非生理因素决定的，那些宽恕或主张其合法化的人，也同时创造了使它兴旺的土壤，因而他们必须为哈尔曼之流的存在负责。“H［指玛格纳斯·赫希菲尔德，德国医师，同性恋权利倡导者］先生和他的同党们以犹太报纸为后盾，释放出具有传染性的瘟疫。”手册鲜明但空洞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迫切想要将哈尔曼的罪行归咎于犹太人，将犹太人视作犯罪行为的神秘推动者，并且用传染和疾病的隐喻将犯罪和犹太性联系起来。到了1929年，纳粹的官方报纸声明，“犹太人永远在宣传**，人畜交和男同性恋行为。”这些努力，它补充道，不过是一种“粗俗、堕落的犯罪”，应该受到诸如“驱逐或吊死”之类的惩罚。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对成为连环杀手被害者的恐惧，要远远亚于对变成杀人魔分身的恐惧。在民间传说和文学想像中，有一种可怕的生物能够传染被害者，并将他们变为自己的复制品，通过吸干被害者的鲜血，将他们编入不死军团。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新闻标题和人们的闲聊中，库尔登常被称作“杜塞尔多夫的吸血鬼”。库尔登本人证实，自己曾喝过从被害者的伤口流出的血液，但也不排除他是为了满足自己成为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罪犯的野心，而杜撰了这一情节。“正如传说中的吸血鬼那样，”一篇当代报道评论道，库尔登“先是充分享受了被害者的血液，继而湮没在寂静和遗忘里。”
哈尔曼的作案手法令人不可避免地将连环谋杀犯和吸血鬼划上等号。他以人类所能为的极限向吸血鬼靠拢，以至于西奥多·莱辛干脆将他的疾病诊断为“吸血鬼化”。与使用榔头和小刀行凶的库尔登不同的是，哈尔曼将被害人的气管咬断致死，并吸食他们的血液。库尔登与吸血鬼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嗜血上，更体现在他成功地将嗜血的疾病散播至整个群体，挑起了人们想要将他碎尸万段的渴望。这一渴望不仅在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中那首挥之不去的纳粹小调中得到体现（“鲜血必须流淌，鲜血必须流淌，鲜血必须又稠又快又猛地流淌。”），也想必渗透进了当时的文化里，男人们热情吟唱着磨刀霍霍，刺向“犹太人身体”的场景，吟唱着犹太人鲜血四溅的时刻（“wenn Judenblut vom Messer spritzt”）。就此而言，库尔登的自我辩护与纳粹为屠杀计划所作的辩护骇人地相似。在狱中，库尔登声称：“我只是想要报复。必须有人为我的牺牲和痛苦流血。”
舆论用来探讨库尔登和哈尔曼等杀人犯的话语策略，未必都是拜报纸所赐。弗里德里希·茂瑙的电影《诺斯费拉图》向我们展示了早在1922年（电影公映那年），对他者的“病理”的比喻便已埋下了种子，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间生根发芽。吸血鬼诺斯费拉图古怪地为连环杀手的双重威胁作了定义：他的谋杀必须既是小规模的，也是大规模的。他不仅要吸食被害人的鲜血，也要散播出传染病疫情。电影的片头字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诺斯费拉图！是它在1838年把瘟疫带到不莱梅的吗？”回答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是。”当诺斯费拉图的棺材被装上船，开往不莱梅时，我们看到它的周围挤满了老鼠。接着，老鼠咬了一位工人的脚趾，我们目睹了疾病的传播。不久后，全体船员死于瘟疫，货船抵达德国城市，开始将疾病传染给其他受害者。影片中，一组阅读报道的镜头重述了瘟疫的传播路线，告知观众它与诺斯费拉图的迁移路线一致。“新瘟疫使科学一筹莫展——一种不明瘟疫疫情在东欧和黑海港口城市爆发，主要侵袭青年和壮年人群。另一部丑陋的纳粹宣传片《流浪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也在外来者和有害动物间划上了等号，只不过这一次，东方来的入侵者换作了犹太人，他们的侵袭路线和方式与携带瘟疫病毒的老鼠完全一致。
虽然一些批评家竭力为茂瑙的名誉辩护，坚称诺斯费拉图的形象与纳粹反犹报纸《冲锋队员》（Der Stürmer）中犹太人的插画形象如此相似，完全是一种巧合，但《诺斯费拉图》的剧本却表明，茂瑙充分意识到，他对吸血鬼的描写与犹太人的刻板形象有许多相似之处。请注意诺斯费拉图的城堡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能为拜访者带来可能的经济收益。当赫特抵达喀尔巴阡山时，他首先收到了一位犹太旅馆老板的热情欢迎。旅店老板密切监视着赫特的一举一动，防止他错过开去奥尔利克伯爵城堡的马车。在剧本中还有一段未被拍成电影的场景，讲述赫特没有听从一位在神龛前向圣母祷告的当地妇人的警告，从而错失了避免与诺斯费拉图相遇的最后机会。犹太人被描绘成诺斯费拉图的同党，帮助赫特来到伯爵的城堡，而基督教仪式姿势（如在胸前划十字），则如民俗故事中经常读到那样，起到了保护主人公免遭邪恶吸血鬼侵袭的作用。
伊丽莎白·布荣芬指出，《诺斯费拉图》向我们阐明了疾病“来自外部，并由一种‘非人化的生物’携带”，唯有彻底根除它，我们的群体才能回到纯净与健康的状态。作为出类拔萃的连环谋杀犯，广义上的吸血鬼形象（而非狭义上的诺斯费拉图）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哈尔曼和库尔登等人的完美模型。在两件案例中，对群体的威胁都来自于一个性状不明的生物——它的破坏性来自它模糊了语义上的种种对立，例如人类／野兽，男性／女性，死／生。事实上，“活死人”这一说法表明，银幕上的吸血鬼引出了第三类生存的概念，搅乱了原本稳定的死／生对立。但自始至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便是只有当污染源被彻底清除时，世界才能归于遭入侵前的纯净和完整。当诺斯费拉图在浓烟中毁灭时，瘟疫也随之消失了，我们回归到了一个完整的圣洁之国。
人们想要消灭污染源头的强烈情感诉求，在弗里茨·朗的电影《M就是凶手》（1931）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城市有组织犯罪团伙的领导者舒兰克宣称，谋杀犯来自团伙外部（außenseiter），正威胁到他的生意，因此这个人必须被清除：“这头野兽没有存在的权力。他必须消失。我们必须找到他并消灭他！毫不留情！”巧合的是，外来者贝克特给舒兰克造成的最大困扰，是对后者利益的威胁。而舒兰克在描绘自己的“灭兽”计划时所选用的措词（ausrotten and vertilgen），也与纳粹发起的反犹种族灭绝运动中的措词如出一辙。朗任用匈牙利犹太演员彼得·洛饰演贝克特一角，令人不禁怀疑这部众所周知的反纳粹电影（电影的副标题是《凶手在我们中》），是否也已不自觉地陷入到1920年代的主流话语实践中。
用于描绘连环谋杀犯的语言，即来源于又反过来迎合了一个有关各种“异形”的话语实践，无论是生活在德国境内的还是境外的，无论是其他种族的还是行为异常的，无论是智力有缺陷的还是生理有残疾的。这些异质因素所引发的恐惧，不仅因为他们真实或预设的个人特征和行为，更来自于其他成员对他们那触及各个角落的污染能力的想像。吸血鬼形象不断见诸于各式意识形态宣传中，用来提醒人们异形入侵者的危害性和传染性——使纯洁的本土种族沦为嗜血怪物的牺牲品。
报纸对哈尔曼和库尔登等人的报道，便集中体现了公众对污染（真实的或想像的）的强烈恐惧，又与此同时证实了这种焦虑的合法性，并进一步将它强化。在诸如《诺斯费拉图》这样的电影中，散播瘟疫的源头是一个嗜血的外来入侵者，并带有《冲锋队员》报插画中所展示的明显刻板特征，而当报纸用描绘吸血鬼的语言谈论连环杀手时，强调他们正在传播一种致命的疾病，歇斯底里时，这种对嗜血怪物（字面上的吸食人血,或是抽象层面上的吸食雅利安人民族的经济之血）能够污染和毁灭整个族群的恐惧，为希特勒提供了可趁之机。
在1919年的小说《血罪》（Die Sünde wider das Blut）中，阿瑟·丁特尔罗列了纳粹有关犹太人的所有陈词滥调，将他们描绘成恶魔般的吸血鬼，不仅吸干了德国的生命力，还与雅利安妇女发生性接触，玷污了种群。小说中，金发的日耳曼主人公赫尔曼·肯普法娶了一位同样“纯血统”的女人，却令人费解地生下了一名具有“明显犹太人特征”的婴儿，有着“卷曲的黑发、深色皮肤和黑眼睛”。赫尔曼知道，几年前，他的妻子在与他结婚前曾与一名犹太人发生关系，并产下过一个死婴。他从一位“医生朋友”处获知，只需一次性接触，雅利安女人的血便被永久地玷污了。他杀死了那个犹太官员，并在审讯时坚决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声称自己捍卫了德国的血液：
如果德国人不尽快将自己从犹太吸血鬼的手中拯救出来，任由它吸干自己的血液。。。那么这个民族将不久于人世。犹太人比我们的外国敌人更加危险，因为我们无法用武力将他们征服。我的行为只是一个发自内心的警告。我已下定决心为我的祖国牺牲生命，并且我希望这样的牺牲不是白费。愿我的死，会吹响对德国人民的敌人发起进攻的号角。
这段话中包含了许多诡辩技巧，但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发言者成功将自己提升到了预言家的高度，预测了即将发生的种族屠杀。其次，他两次将自己放到了受害者的位置上——第一次，作为靠吸食德国人血液为生的“犹太吸血鬼”的被害者（他已消灭了其中的一员），接着，作为一个因杀死犹太人而为国献身的人。
丁特尔在反犹小说中运用的诡辩花招，被一再地使用到了纳粹的政治宣传中，。当犹太人已广泛成为恶意诽谤和致命袭击的目标时，这些宣传仍将他们描绘成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流浪的犹太人》（1940）在影片的一开头就阐明了这些比喻：犹太人是瘟疫的源头，“威胁着雅利安人民的健康。”接着，影片告诉我们犹太人是外来物，是以德国寄主为生的寄生虫。哪里有老鼠，哪里就有携带着瘟疫和麻风病毒的犹太人。此外，影片中的犹太人还带有完美被害者的经典特征——他们的死罪有应得，因而合法化了杀人者的行为。它将犹太人形容为堕落（影片引用了瓦格纳的话来支持这一极端特征）、肮脏（schmutzig）、病态和流浪的。他们在街上处理事物（“犹太人大部分生活都在大街上进行”），善于模仿，从事贸易却从不生产任何东西，以侵蚀“寄主”的身体为食。
由于疾病和吸血鬼的隐喻常与犯罪暴力联系起来，成为中伤犹太人的话语策略，将犹太人描绘成与性谋杀犯同样残忍的凶手便显得轻而易举。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犹太威胁”中嗜杀成性的一面。《流浪的犹太人》的片尾先是打出了对“敏感”观众的警告，接着播放了一段犹太屠宰仪式的“原始素材”。“接下来的画面是真实的”，观众们被告知。“它们是电影史上最恐怖的画面之一。虽由于审美不同，这些画面很有可能招致反对和厌恶，我们仍然决定将它们播映出来。因为比起反对之声，我们更有责任让我们的人民知道关于犹太人的真相。”这些屠宰场镜头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对动物的残忍行为。1938年发表的一首儿歌告诉我们，集体无意识很快将犹太屠宰仪式和杀人联系在一起：
犹太人的血液里流淌着：
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
愤怒、嫉妒和仇恨
只要它不是“上帝之城”。
他们屠杀动物，屠杀人类，
他们嗜血如命！
唯有将世界从他们的手中拯救出来
我们才能恢复健康。
从屠宰动物到杀人的快速过渡，在某种程度上基于一个古老的传说，认为犹太人在宗教仪式中杀害儿童，取他们的鲜血治疗疾病。但将犹太人和犯罪暴力联系起来，将他们的行为与残忍谋杀犯的杀戮行为联系起来，却使得这一说法更为牢固。
犹太人不仅被描绘成性谋杀的行凶者，更与一些特定的被害者划上等号。与妓女一样，犹太人代表了一种对社会机体的道德、财政和性资源的严重威胁。正如桑德·吉尔曼指出的那样，妓女和犹太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与资本之间存在着性化的关系——他们“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将性转化为钱或是将钱转化为性。”由于无法在超验的精神层面找到价值，他们将关注点放在物质和金钱上。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精神的堕落，妓女和犹太人被认为是性病的携带者，这一观点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得到了清楚的阐释：
当权者对梅毒的态度只能用彻底屈服来形容。。。既然如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击源头，而不是祛除症状。梅毒的主要根源是卖淫。。。对精神生活的犹太化和对交配本能的金钱化，将迟早毁灭我们的后代。
通过将犹太人指认为污染源，和对个人及希特勒所称的社会机体（Volkskörper）具有威胁的传染病携带着，纳粹成功地将种族灭绝计划的受害者，定义为死有余辜的危险侵犯者。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不断提及犹太“瘟疫”［Seuche］或“鼠疫”［Pest］对纯血统德国人的毒害。皇城维也纳因“令人厌恶地聚集了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罗塞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数不尽的犹太人”，而被他誉为是“**（Blutschande）的化身。”犹太人被赋予了恶魔般的他者的所有特质——罪犯，精神变态者，同性恋，妓女和对德国血液构成威胁的疾病携带者。讽刺的是，当对他者的恐惧最终完全笼罩住第三帝国时，歇斯底里般的恐慌情绪首先在这些连环谋杀犯的受害者中间爆发。
整个1920年代间，犯罪行为渗入到了都市文化错综复杂的话语网络的各个层面。克劳斯·斯韦莱特指出，“梅毒”只代表了众多内部威胁中的一个化身——“这是一个特别贴切的化身，一个意义丰富的代码，暗喻了女性的侵蚀性、犹太性、传染病、犯罪行为和无能的死亡。”但斯韦莱特提及的每一项社会公害，也可以被整编入遭希特勒竭力谴责的污秽的（Ｕnrat）都市文化。女性特征、犹太性、疾病和犯罪行为在1920年代无孔不入，令人几乎无法将它们单独拆分开来谈论。它们之间界限的消失，制造出了这样一个最终为纳粹所用的话语同化过程（Gleichschaltung），利用人们对外部威胁的焦虑，纳粹，在那个复杂动荡的世界里，为他们编织了一个秩序与掌控的幻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