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年，在世界不同地点、相同时段，两个艺术展，你唱罢来我登场。
一个是、但分说起话来就握拳朗诵、激动万分的许江同志在浙江美术馆展出《致葵园》。一个是、但凡不说话恶瞪牛眼、脸上却笑眯眯的艾未未先生在泰特美术馆展出《葵花籽》。
真他妈的、怎么啦，非要让咱们中国人跟葵花死磕到底吗！
我自小生活于文革多见人们唱啊跳的，做出向日葵幸福摸样，一水地把手放在胸前，据说摆了这摸样就是“朵朵葵花向阳开”了；也多见人们相互间深仇大恨、彼此残酷迫害、照死了整依然不能解气。许江和老艾，年龄相仿，皆为文革中由儿童变少年再青年，茁壮成长过的，如今都迈入了知天命之年，该有的、都有了；失去的，找回来；惟其心底里隐含着文革的阴影，多少随着向日葵和葵花籽舒展怒放而将最后的荷尔蒙舒畅地宣泄出来。
艺术具有生理学功能，他们的宣泄也就成为大家的宣泄，颇似于看毛片，过去看彼毛、现在看此毛，天下向日葵总是要向着太阳的，每每朝向了太阳之后，总是要被人用手指抠出来加工而后死磕。
所以，许江在电视里凄婉缅怀田野里被农民抠掉了葵头的植物学意义的“葵杆”。所以，艾未未在电视外固执地追思那些飘忽半空用四川口音唱歌的幼魂。许江，居然将某个物体在凋谢之前、表现得如此浪漫而凄美。艾未未，坦然以公民身份将中国芸芸众生化解得如此卑微与渺小。
许和艾，若是合办联展，各得其所，彼此相似性在于体量超常庞大，庞大到寻常人难以为之；彼此不同点在于作品背景阐释，委实各具风采：一个是夸耀体制权力，一个是炫耀西方资本。
或相同，或不同，异曲而不同工，相映成辉了。
如果说政治家往往是国家脸上的鼻孔，负责呼吸和流涕，艺术家就应该是社会脸上的青春疙瘩痘，帮助人们排泄和点缀。总之，许艾作品联展，彰显出一个依仗了权力，一个仰仗了金钱，特殊艺术家膨胀了特殊社会能力，若非器官肿胀或是物件萎缩，全他妈的乱了。
中国人除了眼睁睁看着眼下所发生一切，别无他想，张艺谋恶作剧地把中华文明的礼器、祭器当作铜鼓乱敲而讴歌时代进步；邱志杰小娃娃般可怜兮兮梦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了“我爸我妈”。该说些什么呢。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其实呢，所谓的时代进步不过是世界表象的不可逆转的自然变化，不论是谁，情愿与否，皆无力扭转。而有些被某些人自诩的进步，却有可能是真正的退步。艺术多元化同样能够带来了精神的严重匮乏；物质的富足依旧让更多人饥寒交迫。无怪乎，哲学上命题可以贴切于生活，向上的路也就是向下的路，道理是这样讲的，现实中，更为滑稽更为蹊跷而已。
文革时期受害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充当葵花，堆出满脸幸福笑容，没日没夜地向着太阳欢快怒放，。如今底层人民为口粮疲于奔命，有若上了牙缝的葵花籽，注定要看到命运的满嘴大牙，无论如何，人们都会摆出一副幸福模样，天底下，最大滑稽在于一切并不掩藏起来，全部搁置在表面上，人们可以熟视无睹，视为正常，滑稽意味被悄然转化，悲剧随着悲剧意味愈加浓郁，人们当作滑稽剧来观赏了，时不时，爆发出轰然的喝彩。
天底下最复杂东西肯定是人，人类中最复杂东西是肯定是中国人，中国民族性蕴含的复杂性超出了想象的极限。天底下最简单的葵花、肯定是中国的葵花，一切葵花总是要变成葵花籽的。说白了，我其实并不知道中国人是什么东西构成的。每每中国人高调讴歌中华民族如何伟大，却无知于中华民族并非是一个民族，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糅合体，从而谓之：华夏诸族。
很显然，华夏诸族不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群体，若非迫不得已是不会主动向外族学习，即使迫不得已、也仅仅精于吸收外来的各种糟粕，可以成功地把外族出色东西化解为最幽默的中国式山寨版，思想、政治、艺术、电器、时尚等等，无不如是。究竟，民族性里什么东西始终作祟着、让中国人始终期待着皇帝来君临天下？难道真是那不可剔除的奴性，一锤定音地敲响了悲剧的基调。好在中国人有能力把悲剧演绎为闹剧。闹剧中，遇罗克台词这样说：“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而在命运闹剧里，有可能，人人都不得不扮演：鬼。
即使不去扮演鬼，也不得不成为观众，许江那些被艾未未抠出了花籽的葵花再也不能齐刷刷向太阳了，且还原出本来面目罢：朵朵葵花向月亮。
粒粒葵籽向牙缝。
一个是、但分说起话来就握拳朗诵、激动万分的许江同志在浙江美术馆展出《致葵园》。一个是、但凡不说话恶瞪牛眼、脸上却笑眯眯的艾未未先生在泰特美术馆展出《葵花籽》。
真他妈的、怎么啦，非要让咱们中国人跟葵花死磕到底吗！
我自小生活于文革多见人们唱啊跳的，做出向日葵幸福摸样，一水地把手放在胸前，据说摆了这摸样就是“朵朵葵花向阳开”了；也多见人们相互间深仇大恨、彼此残酷迫害、照死了整依然不能解气。许江和老艾，年龄相仿，皆为文革中由儿童变少年再青年，茁壮成长过的，如今都迈入了知天命之年，该有的、都有了；失去的，找回来；惟其心底里隐含着文革的阴影，多少随着向日葵和葵花籽舒展怒放而将最后的荷尔蒙舒畅地宣泄出来。
艺术具有生理学功能，他们的宣泄也就成为大家的宣泄，颇似于看毛片，过去看彼毛、现在看此毛，天下向日葵总是要向着太阳的，每每朝向了太阳之后，总是要被人用手指抠出来加工而后死磕。
所以，许江在电视里凄婉缅怀田野里被农民抠掉了葵头的植物学意义的“葵杆”。所以，艾未未在电视外固执地追思那些飘忽半空用四川口音唱歌的幼魂。许江，居然将某个物体在凋谢之前、表现得如此浪漫而凄美。艾未未，坦然以公民身份将中国芸芸众生化解得如此卑微与渺小。
许和艾，若是合办联展，各得其所，彼此相似性在于体量超常庞大，庞大到寻常人难以为之；彼此不同点在于作品背景阐释，委实各具风采：一个是夸耀体制权力，一个是炫耀西方资本。
或相同，或不同，异曲而不同工，相映成辉了。
如果说政治家往往是国家脸上的鼻孔，负责呼吸和流涕，艺术家就应该是社会脸上的青春疙瘩痘，帮助人们排泄和点缀。总之，许艾作品联展，彰显出一个依仗了权力，一个仰仗了金钱，特殊艺术家膨胀了特殊社会能力，若非器官肿胀或是物件萎缩，全他妈的乱了。
中国人除了眼睁睁看着眼下所发生一切，别无他想，张艺谋恶作剧地把中华文明的礼器、祭器当作铜鼓乱敲而讴歌时代进步；邱志杰小娃娃般可怜兮兮梦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了“我爸我妈”。该说些什么呢。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其实呢，所谓的时代进步不过是世界表象的不可逆转的自然变化，不论是谁，情愿与否，皆无力扭转。而有些被某些人自诩的进步，却有可能是真正的退步。艺术多元化同样能够带来了精神的严重匮乏；物质的富足依旧让更多人饥寒交迫。无怪乎，哲学上命题可以贴切于生活，向上的路也就是向下的路，道理是这样讲的，现实中，更为滑稽更为蹊跷而已。
文革时期受害人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充当葵花，堆出满脸幸福笑容，没日没夜地向着太阳欢快怒放，。如今底层人民为口粮疲于奔命，有若上了牙缝的葵花籽，注定要看到命运的满嘴大牙，无论如何，人们都会摆出一副幸福模样，天底下，最大滑稽在于一切并不掩藏起来，全部搁置在表面上，人们可以熟视无睹，视为正常，滑稽意味被悄然转化，悲剧随着悲剧意味愈加浓郁，人们当作滑稽剧来观赏了，时不时，爆发出轰然的喝彩。
天底下最复杂东西肯定是人，人类中最复杂东西是肯定是中国人，中国民族性蕴含的复杂性超出了想象的极限。天底下最简单的葵花、肯定是中国的葵花，一切葵花总是要变成葵花籽的。说白了，我其实并不知道中国人是什么东西构成的。每每中国人高调讴歌中华民族如何伟大，却无知于中华民族并非是一个民族，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糅合体，从而谓之：华夏诸族。
很显然，华夏诸族不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群体，若非迫不得已是不会主动向外族学习，即使迫不得已、也仅仅精于吸收外来的各种糟粕，可以成功地把外族出色东西化解为最幽默的中国式山寨版，思想、政治、艺术、电器、时尚等等，无不如是。究竟，民族性里什么东西始终作祟着、让中国人始终期待着皇帝来君临天下？难道真是那不可剔除的奴性，一锤定音地敲响了悲剧的基调。好在中国人有能力把悲剧演绎为闹剧。闹剧中，遇罗克台词这样说：“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而在命运闹剧里，有可能，人人都不得不扮演：鬼。
即使不去扮演鬼，也不得不成为观众，许江那些被艾未未抠出了花籽的葵花再也不能齐刷刷向太阳了，且还原出本来面目罢：朵朵葵花向月亮。
粒粒葵籽向牙缝。
看成了朱青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