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展人陆蓉之转任北京今日美术馆
文\赵川
文章来源： 外滩画报
我们的身体，除了去体检、健身、瘦身、养生，准备在市场中打拼，准备抵御严峻的医疗环境，还能做什么？荒唐无聊的举动，是否暗卧了对“劳动力”及“牟利” 秩序的最终抵挡？
8月，一个年轻人被警方行政拘留十天。因为他“2010年7月24日晚22点35分在上海地铁三号线站台拍摄一辆正在驶入站台的地铁，当列车距离其约3米时，某某遂跳下地铁坑道并躺在两轨道中间，手持DV继续拍摄。地铁列车员在5秒后刹住了列车，某随即从列车下爬上站台，当列车员问其是否受伤时，某说：不小心掉下去了。”这段文字节选自网上报道，离我从报纸上读的也相去不远。我略掉了他的姓名。他拍的那段视频，事后不久便在网上流传，这也帮助警方很快准确地找到当事人。
这个荒唐人做的荒唐事，置自家或别人安全于不顾，因有碍公共日常秩序而遭受处罚。在此再谈论，是因为这位年轻朋友自由职业，是上海活跃的当代艺术的道中人，除画画、做录像和行为艺术，也做些与艺术相关但较难界定的事情。上述公共事件虽已有警方定论，但在我的工作领域，以对他的了解，却不可不与他以往的艺术经验联系到一起作讨论。
不管那个年轻人怎样自称，或被别人贴标签，关于这种行为是否“艺术”，不是我要讨论的重心。这个事件发生在地铁，流落到网络和报刊，涉及到了我所关心的个人“身体”和“公共环境”的问题。我们先谈这位艺术家过去几年做过的事。2008年，他曾试图在一个展出中，从3米多高的墙头伸一块板出来，然后他在上面不断跳动，失控摔下后再爬上去重复。墙下是些粗砺乱石。这个构想场地方不答应，没做。2009年，东大名创库举办一个年轻艺术家的主题群展。这位艺术家曾展出一段名为《芦苇》的录像。那是由他所炮制的一个真实事件的记录。他结识了一位年轻日本人，他们外语能力都有限，彼此能进行的沟通也很有限。他在某个时晴时雨的天气，带了这位几乎陌生的日本人去崇明岛。在岛上，他在没预先告知的情况下，从包里拿出折叠铁铲，要求将日本同伴埋到土里。同伴犹豫后答应了。通过一些简单的防护措施，日本同伴在芦苇荡里被埋到只剩一颗脑袋露在泥地上。他后来跟我描述，当他拎了铁铲，在被埋的人四周来回反复地走，并一边拍着录像时，日本同伴似乎有些紧张，要求结束被埋。
赵松曾写道，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那种现代意义上的戏剧性因素——陌生环境里的陌生人的非常态、非逻辑性的意外遭遇”。然而，这个年轻人的行为，给我的感受，不只是现代派的荒诞戏，而更可以讲是带来了强烈的“身体”不安。身体成了他预谋要去严重危胁、要被残酷一把的对象。在地铁事件里，这当然更加直接和强烈。这个年轻人近乎强迫地试图把自己，乃至于别人的身体，放到临界的境地，然后在伤害的边缘摆出一副顺其自然的态度。这样已不是90年代“残酷青春”式的文青写作，想对将自身抛离社会所受的伤害，作语言捏造和臆测，来建立关于逝去青春的意义。他小题大做地钻到地铁列车铁轮之下，荒唐、危险、违反生活逻辑，却是身体力行、直接、随性和当下的。
福柯在一次访谈中讲，身体被社会规范化了的现象，不是出自大家某种一致的意愿，而是权力具体地对不同人的身体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今天的经验，权力又总和钱联系在一起。在房奴、蚁族之外，在艺术家变商人、学院变商家、文化事业变文化产业之余，我们的意识形态真还能提供什么样不同的人生逻辑，可以让“身体”挺直站立，走向未来？不能。除了去体检、健身、瘦身、养生，准备在市场中打拼，准备抵御严峻的医疗环境，我们的身体还能做的是消费和报复性放纵。当下公共环境中没有任何实用意义的行为，会被称之为无聊。本应被好好照看的个人身体，在这个年轻人那里被如此无所谓和荒唐对待，这种无聊，是否暗卧了对“劳动力”及“牟利”秩序的最终抵挡？对成功的抵挡只能是失败。信仰疲软之下，这或是万里之堤上的某个蚁穴。
行为艺术在90年代后为中国人所知、所议、所鄙夷，因为它很多时候表现出原始、粗劣、危险或无聊。这些表面特征，跟社会主流当下向往的现代都市化、市场化的发展愿望相违背。对社会公共环境的管理者来说，“行为艺术”几乎已被定性为危险或不良行为。尽管即便是出格的行为艺术，也未必及我们生活中一些不讲理的事来得不讲理，也未必比那些恶性事件来得恶劣。在这个地铁事件中，他是“掉下去”，还是为跟人打赌，还是为拍一段惊悚的DV发烧，还是该被归入行为艺术，并不重要。对于我来讲，荒唐无需正名，暗喻已然形成。
我们的日子，总处于种种问题之中。在社会生活当中，艺术家在这个社会大剧场中的担当，时而异于常人，成为时代里尤为敏感的神经，如果对此有失觉查和把握，也会伤及自身，或伤及他/她所演出的社会场域。我们社会普遍缺乏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不回避真实，不可能总是安全的。因此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支点，也是做人、做艺术艰难的地方。2010年7月，上海艺术家吴梦在武汉的东湖边，与当地剧场及各地朋友们一起，做了一场接近行为艺术的公共表演活动，是对当地反对因房地产项目破坏东湖自然环境的响应。山水之间，人的身体，或因为这点点意义追求，而获得了生动的自主性。
作者为戏剧家、艺术评论家
文章来源： 外滩画报
我们的身体，除了去体检、健身、瘦身、养生，准备在市场中打拼，准备抵御严峻的医疗环境，还能做什么？荒唐无聊的举动，是否暗卧了对“劳动力”及“牟利” 秩序的最终抵挡？
8月，一个年轻人被警方行政拘留十天。因为他“2010年7月24日晚22点35分在上海地铁三号线站台拍摄一辆正在驶入站台的地铁，当列车距离其约3米时，某某遂跳下地铁坑道并躺在两轨道中间，手持DV继续拍摄。地铁列车员在5秒后刹住了列车，某随即从列车下爬上站台，当列车员问其是否受伤时，某说：不小心掉下去了。”这段文字节选自网上报道，离我从报纸上读的也相去不远。我略掉了他的姓名。他拍的那段视频，事后不久便在网上流传，这也帮助警方很快准确地找到当事人。
这个荒唐人做的荒唐事，置自家或别人安全于不顾，因有碍公共日常秩序而遭受处罚。在此再谈论，是因为这位年轻朋友自由职业，是上海活跃的当代艺术的道中人，除画画、做录像和行为艺术，也做些与艺术相关但较难界定的事情。上述公共事件虽已有警方定论，但在我的工作领域，以对他的了解，却不可不与他以往的艺术经验联系到一起作讨论。
不管那个年轻人怎样自称，或被别人贴标签，关于这种行为是否“艺术”，不是我要讨论的重心。这个事件发生在地铁，流落到网络和报刊，涉及到了我所关心的个人“身体”和“公共环境”的问题。我们先谈这位艺术家过去几年做过的事。2008年，他曾试图在一个展出中，从3米多高的墙头伸一块板出来，然后他在上面不断跳动，失控摔下后再爬上去重复。墙下是些粗砺乱石。这个构想场地方不答应，没做。2009年，东大名创库举办一个年轻艺术家的主题群展。这位艺术家曾展出一段名为《芦苇》的录像。那是由他所炮制的一个真实事件的记录。他结识了一位年轻日本人，他们外语能力都有限，彼此能进行的沟通也很有限。他在某个时晴时雨的天气，带了这位几乎陌生的日本人去崇明岛。在岛上，他在没预先告知的情况下，从包里拿出折叠铁铲，要求将日本同伴埋到土里。同伴犹豫后答应了。通过一些简单的防护措施，日本同伴在芦苇荡里被埋到只剩一颗脑袋露在泥地上。他后来跟我描述，当他拎了铁铲，在被埋的人四周来回反复地走，并一边拍着录像时，日本同伴似乎有些紧张，要求结束被埋。
赵松曾写道，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那种现代意义上的戏剧性因素——陌生环境里的陌生人的非常态、非逻辑性的意外遭遇”。然而，这个年轻人的行为，给我的感受，不只是现代派的荒诞戏，而更可以讲是带来了强烈的“身体”不安。身体成了他预谋要去严重危胁、要被残酷一把的对象。在地铁事件里，这当然更加直接和强烈。这个年轻人近乎强迫地试图把自己，乃至于别人的身体，放到临界的境地，然后在伤害的边缘摆出一副顺其自然的态度。这样已不是90年代“残酷青春”式的文青写作，想对将自身抛离社会所受的伤害，作语言捏造和臆测，来建立关于逝去青春的意义。他小题大做地钻到地铁列车铁轮之下，荒唐、危险、违反生活逻辑，却是身体力行、直接、随性和当下的。
福柯在一次访谈中讲，身体被社会规范化了的现象，不是出自大家某种一致的意愿，而是权力具体地对不同人的身体发挥作用的结果。我们今天的经验，权力又总和钱联系在一起。在房奴、蚁族之外，在艺术家变商人、学院变商家、文化事业变文化产业之余，我们的意识形态真还能提供什么样不同的人生逻辑，可以让“身体”挺直站立，走向未来？不能。除了去体检、健身、瘦身、养生，准备在市场中打拼，准备抵御严峻的医疗环境，我们的身体还能做的是消费和报复性放纵。当下公共环境中没有任何实用意义的行为，会被称之为无聊。本应被好好照看的个人身体，在这个年轻人那里被如此无所谓和荒唐对待，这种无聊，是否暗卧了对“劳动力”及“牟利”秩序的最终抵挡？对成功的抵挡只能是失败。信仰疲软之下，这或是万里之堤上的某个蚁穴。
行为艺术在90年代后为中国人所知、所议、所鄙夷，因为它很多时候表现出原始、粗劣、危险或无聊。这些表面特征，跟社会主流当下向往的现代都市化、市场化的发展愿望相违背。对社会公共环境的管理者来说，“行为艺术”几乎已被定性为危险或不良行为。尽管即便是出格的行为艺术，也未必及我们生活中一些不讲理的事来得不讲理，也未必比那些恶性事件来得恶劣。在这个地铁事件中，他是“掉下去”，还是为跟人打赌，还是为拍一段惊悚的DV发烧，还是该被归入行为艺术，并不重要。对于我来讲，荒唐无需正名，暗喻已然形成。
我们的日子，总处于种种问题之中。在社会生活当中，艺术家在这个社会大剧场中的担当，时而异于常人，成为时代里尤为敏感的神经，如果对此有失觉查和把握，也会伤及自身，或伤及他/她所演出的社会场域。我们社会普遍缺乏的另一个重要认识是：不回避真实，不可能总是安全的。因此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支点，也是做人、做艺术艰难的地方。2010年7月，上海艺术家吴梦在武汉的东湖边，与当地剧场及各地朋友们一起，做了一场接近行为艺术的公共表演活动，是对当地反对因房地产项目破坏东湖自然环境的响应。山水之间，人的身体，或因为这点点意义追求，而获得了生动的自主性。
作者为戏剧家、艺术评论家
能不能多讨论抵抗的有效性，而不是继续唠唠叨叨的还在说抵抗的意义。为什么这类批评家的水平都这么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