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谷文达


作者:徐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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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上课，有人敲门，我气恼地拉开门，是曾选修过我的《中国美术历史》的一个好学生。“你见过这个月《美国艺术》杂志的封面没有？”他问我。“还没有。”我没好气地答道，心里想，“你没见我正在上课？”“封面刊登了谷文达的作品。”他语气很认真。“你不是开玩笑吧？”我睁大眼睛惊诧地问道。其实我知道没有任何学生敢在上课时，敲开教室的门，给教授开这样的玩笑。我转身对正在听课的学生说，“对不起，我现在必须到图书馆看看这封面。”这是我教了十来年书史无前例的事：上课上到一半，把学生丢下不管，去忙自己的事。但这事太重要了，我小跑步到图书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美国美术的最重要杂志《美国艺术》封面上，刊登的是谷文达参加高名潞主持的《里朝外：中国当代美术》展览，在纽约PS1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人发装置艺术《联合国——中国纪念碑：天庙》。《美国艺术》以前在封面上刊登过中国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没有？这是出现在我脑子里的第一个问题。下课后，我又回到图书馆，查阅《美国艺术》杂志1950年到1998年所有的封面，发现这是《美国艺术》首次在封面上刊登中国现代艺术家的作品。这说明中国美术在世界上的地位已不容置疑。让我特别高兴的还因为我在美国写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选题都是谷文达。放下杂志，我马上给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麦赫博士打电话，“你见过这个月《美国艺术》杂志的封面没有?”我不知不觉一字不漏地重复了我学生问我的问题。我1987年为我硕士论文选题谷文达时，他还在国内。我说谷文达会在最近的将来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前卫艺术家时，教授还将信将疑。颇为得意地和教授通完话后，我又拿上杂志，冲进我院现代美术馆馆长的办公室。我花了8年时间，向历任馆长推荐谷文达美展，毫无反映。这一次当新馆长马克见到《美国艺术》杂志封面上谷文达的作品后，五分钟之内就和我商定要为谷文达办一个大展，出一本大画册。现在谷文达的个展正在美国巡回展出，大画册也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谷文达的头发


　　谷文达是个富有戏剧色彩的艺术家，一头如仙似道，又像义和团大师兄的长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不同凡响。他从1993年起，一口气在世界各国创作了二十来个以真人头发为材料的装置艺术，人们有时戏称他为头发艺术家。我有一次好奇地问他，"我注意到你的发式像中国清朝人。你的发式本身有什么历史的指意和象征吗?”“没有。我的发式是一种意外。”谷文达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过，”他接着解释，“我头发这副样子，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移民到美国来之前，从不去理发店，都在家剪头发，夫妻合作，我剪头顶和两边，我妻子剪后面。妻子早我一年到美国，没人帮我剪后面，头发便成了这副模样。我说，“你与众不同的头式也是你人发装置艺术的招牌吧？”我可能并不是第一个对他的头发提问的人。我就听谷文达不止一次半开玩笑地解释说他的长发，一半是在中国长的，另一半是在美国长的，但看起来都一样。它象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也象征他作为移民，在中国和美国住的时间大约一半一半。有时，就连学术文章都拿他的头发发式开玩笑。1996年，谷文达的《联合国——瑞典俄国纪念碑：国际刑警》在斯德哥尔摩展览上作为美展的入口，装置中有一枚他从瑞典空军借来的空对空导弹。没料到，他的人发装置在开幕式上被俄国表演艺术家“疯狗”彻底破坏，导弹坠地，遍地乱发。于是，我在《美术观察》上发表了《俄国人摧毁了谷文达的导弹》。可是，美国的《艺术新闻》却拿谷文达的头发做文章，刊登《谷文达的头发一塌糊涂》的文章。“今天头发一塌糊涂”这句美国方言，原意专指零乱发式。幽默的美术评论家，一言双关，其一指意：谷文达目睹自己作品被毁，怒发冲冠。其二指事，俄国“疯狗”的确把谷文达作品的人发撕扯得一塌糊涂。谷文达的头发还有另一妙用：振威退敌。我以前去纽约看谷文达，经常住在他的画室。他的画室在一偏僻的工业区，在纽约属于晚上让人心惊胆战的无人街区。一次我深夜乘地铁回谷文达画室，出了地铁站才几步，就把我这个在新英格兰宁静森林(我家在那里住了十几年，除了回中国，外出从来不锁门)住惯了的乡巴佬吓得缩回地铁站。不得已，只好挺难为情地给画室里的谷文达打电话，求他来地铁站接我。我和他一起走在路上我问他，“你半夜从地铁站走回去不怕?”“看我这发式，黑人以为我是中国功夫高手，没人敢惹我。”


　　坏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在美国得到谷文达的第一条消息是关于他1990年来美国第二年在加州大学美术馆展览的《2000死亡》。他用妇女用过的月经纸卷做装置，震惊了一帮加州大学教授，十余名教授联名抗议，使谷文达名声大振。五年后，一天晚上谷文达给我打电话，“告诉你一个消息，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市民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我的《联合国——以色列纪念碑：犹太人》。”原来他要在以色列沙漠里把犹太人的头发粘在岩石上做装置。他的创作计划在报纸上发表后，犹太人义愤填膺，上街抗议在以色列制作奥斯威辛集中营式的作品。后来这事一直闹到以色列国家议会，最后，国家电台广播了议长与美展负责人的对话，才平息了这场风波。1996年谷文达的《联合国：瑞典俄国纪念碑——国际刑警》在斯德哥尔摩展览开幕式上被俄国艺术家摧毁，开始我从谷文达那里获悉这是一条坏消息，但后来读到世界各种艺术报刊对此事的报道以及各国艺术家对此事件的声明表态，才明白其实俄国人帮了谷文达的大忙。更有趣的是，那位俄国表演艺术家“疯狗”摧毁谷文达的作品后，马上托他朋友找到谷文达要钱赞助他老婆主编的杂志，气得谷文达七窍生烟。事后想想，就连谷文达这样的聪明人，气头上也会把他自己认定的“坏消息就是好消息”这一信条忘记的。


　　谷文达的狂想


　　著名艺术家大都是一些敢想人所不敢想、敢为人所不敢为的狂人。我记得谷文达1995年在他罗德岛大学个展开幕式上的讲话，把我这认识他十来年的老朋友都吓了一跳。他说他要在世界各国挑选各种族的女性，用他的精子人工授精制作一批“谷文达”。这些“小谷文达”将从出生之日起，就在博物馆里的公开单元房里生活、学习。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身旁的一个女学生，惊讶地睁大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哦，我的上帝!”我也差点连录像机都端不稳了。事后不好意思，心里想，见鬼，我是吃美术史这行饭的，怎么也这样大惊小怪。1999年，谷文达到我任教的缅因美术学院讲学，到我家做客，给我提起他的一个新构思，又把我吓了一跳。他计划要创作《妓女超级市场》。谷文达的祖父谷剑尘先生是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早期话剧运动的代表人物同时代的一位著名戏剧家。他在1927年编写过电影剧本《花国大总统》，并由上海第一影片公司拍成电影。他的四幕剧《孤军》是我国第一部有台词的话剧剧本。由于纽约威士里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让谷文达制作一个装置艺术，他几次回到上海，专门搜寻他祖父在2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作品。找到了他的一部关于旧上海妓女的电影，这部电影对妇女卖身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谷文达在构思，想创作一件新的装置艺术，把他祖父的这部电影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表现妓女作为一种产业，在未来社会中歧变的可能性，这便是《妓女超级市场》的由来。他说，“这是我对人类社会伦理、社会变化本身、以及人类性关系发展趋势的一种预见。我想用我的装置艺术创造一种视觉幻像，与我祖父所刻画的英、美殖民地旧上海的妓女作比较。《妓女超级市场》反映这样一种现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器官、人的精子、卵子是商品，性也是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类的伦理观念也会改变。例如，同性恋以前是违法的，是天下之大不违，不能想像，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时代人们会接受同性恋。随着人类的发展，人类本身对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会有更多的了解……”听了这番话，我除了再一次瞠目结舌外，啥都说不出来了。


　　


　　谷文达访谈录


　　(美)大卫·凯特弗里斯/文 日高/译


　　本篇访谈录是2002年8月16日在艺术家谷文达位于布鲁克林的家中进行的，大卫·凯特弗里斯博士为堪萨斯大学艺术史副教授。本刊因篇幅有限，略有删节。


　　大卫·凯特弗里斯(以下简称“大卫”)：我们先谈一谈你的艺术生涯的背景吧。


　　谷文达(以下简称“谷”)：我的姐姐在音乐学院学习，她曾给我带回一些艺术和文学书籍。我读的第一本文学书，就是她带回家的。我的爷爷是中国第一代电影人和戏剧人。他建立了导演是中国电影产业核心的理论。他也是中国第一个“有对白戏剧”的实践者。你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戏剧中是没有对白的，只有唱腔；是他使中国的戏剧里有了对白。在“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农村，孤独一人直到去世。我的爸爸连他的葬礼都没敢去参加，因为我爸爸是党员，在当时要被迫与爷爷“划清界线”。而且我爸爸从没对我谈起我爷爷。


　　大卫：你在“文革”中长大，并且参加了红卫兵；这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谷：当时，许多孩子都想成为红卫兵。对我来说，我要加入红卫兵组织还有一点麻烦。但最后我还是加入了，因为我在写“大字报”方面技艺高超。


　　大卫：你曾经说过，当初那些“大字报”对你后来形成对书法和字符的兴趣很重要。


　　谷：是的。但我指的不是政治内容，而是创造性和真实感受。因为我直到最近才从头思考了中国书法史：那些专业书法家虽然技巧看上去很完美，但不是创造——他们只是一代一代地照抄。所以，我想那些“大字报”上的出自对书法一无所知的“人民群众”的“书法”——由于教育程度的关系，他们常常写一些错别字——才充满了真情实感。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说，它们比一代一代地照抄更有活力。内容是另外一回事，我仅就艺术观点而言。


　　大卫：“文革”结束后，你在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学习木刻，然后到木刻厂工作，最后在中国美术学院学习中国画并获学士学位。你怎么看待这些传统训练和传统工艺的？这些对你后来作为前卫艺术家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谷：我是“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