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瞬间，某些说话
接连参加了太多的聚会,在凌晨两点到家的时候,觉得头痛.

他是香港人,从纽约来,在上海工作;她从柏林来,要在北京做亚太地区的艺术展览策划；他是德国人，是荷兰的建筑事务所的合伙人，现在在北京工作，同时要准备去拿深圳的案子；她是台湾人，到伦敦做艺术经纪人，现在每个月都要回中国……诸如此类，伦敦、巴黎和纽约的博物馆、策展人在整个九月的开始，坐上大巴士，集体在上海和北京穿梭，开幕式、展览、座谈会……一轮一轮，谈论的话题从中国美学到博物馆制度，没有一个讨论能得出什么真知和灼见，更多的是聚会和寒暄，艺术展览更像是派对，当来自柏林的女艺术家在北京兴奋地描述她在上海双年展的作品时，非常抱歉的是，我基本记不得是哪一件了。

我记得在上海美术馆看到奈良美智安静地在墙壁上做记号，安置自己的画作时的情形，那么耐心，平心静气的，像安顿一个小孩儿。

这样的瞬间，希望时间可以停下来。

著名的艾未未在9月12号晚上中国美术馆的巴塞尔对话中国论坛上，再次令众人哗然，他在讲话中将博物馆和邻省的妓院相提并论。

他说——

“即使好莱坞最有能力的导演也不能把这些人召集到一起。中国是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想真正的变化是来自一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词——自由。自由的含义是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一个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复活，同时能引起其他人群的注意。我觉得中国的变化主要是来自于一个阶段当中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带来了混乱，但我们不可能说要自由，不要混乱。另外一个是真实的生活。真实很通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它让人们放下成见偏见，价值系统，权威、中心，这是我们今天能够坐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关于城市和博物馆的问题。我的立场是说，谈博物馆还是谈城市的复兴，就像说先有鸡蛋壳还是先有鸡蛋的问题。硬件软件问题我觉得并不重要，现在对这个国家重点在于真实的生活。当代的历史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清楚，不知道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时代，来自哪里，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问题。不是别人能帮助的，不是修几个博物馆可以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必须真实的生活，面对目前的处境，了解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时代，到底发生过什么。如果不能够清楚的回答，很可能很多事情停留在非常表面的层次上。中国由于长期对人性的限制，造成在多方面需要恢复人性。并不是一种形式或者方式或者一批艺术家的作品或一个什么会议可以解决。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自由的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活。”

这些坦白的说话，应该是想在中国美术馆这样一个地方，唤起大家在繁荣表象下被覆盖的政治意识。

市场如此繁荣，但谈论自由依然要越过隐形的禁忌。艺术如此，经济当然。

论坛结束的时候，一个在唐人艺术空间工作的姑娘站起来说话，她说，“我来自武汉”，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如何才能复兴，这里的艺术家们在谈论是建一个艾菲尔铁塔那样的建筑，还是搬一个古根海姆那样的博物馆到武汉？

没有人回答这个姑娘的问题，尽管她所说的城市的人口不亚于伦敦，这个先后说要做中国的芝加哥或者曼彻斯特的城市，是我的故乡，我并不知道，武汉的艺术家们也在考虑古根海姆博物馆的问题。十几年前，我每次坐车上学的时候，都会在江滩看到被巨大的围墙围起的工地上写着TIME SQUARE，直到我毕业，也没有见到时代广场的建成，而最漂亮的建筑之一武汉展览馆却被香港地产商的合同夷为平地，工程却迟迟不动，最后成为本市的一大经济丑闻。

以艺术的名义加入到新的时髦，是城市复兴的契机吗？如果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自由和丰厚的生活。

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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