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在艺术之中的孩子成绩更好
自我介绍:
茅于轼
80岁 摩羯座
北京 , 海淀区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等。助手段绍译手机：137 0738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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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放炮了!
准备好~^~^~^
茅于轼：经适房创造腐败机会应立即叫停
2009年04月02日05:23 武汉晚报
原文http://news.qq.com/a/20090402/000153.htm
昨日，1000多名企业家和官员市民将偌大的武汉剧院坐得满满当当。国家发改委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同台开讲，细说金融危机成因，纵论宏观经济走势，妙解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危机应对。
(略)
“经济适用房既没有效益又没有公平，我反对。”昨日，谈完廉租房，茅于轼再次把矛头对准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就是经济实用，就是比较小的房子，可是我们的经济适用房盖成了180平方米的大房子。我觉得这个里头问题非常大。
问题在什么地方？第一，经济适用房效率低、不能创造财富。一个商品要尽其用，怎么能够尽其用？提高它的价值，一套房子能够卖100万，你就不要卖80万，有人出100万，你就应该卖100万，现在的经济适用房不是，有人出100万我只卖80万，房子的价值没有提高，所以它是没有效率的，往往是要赔钱的。为什么又不公平呢？经济适用房确实比较便宜，这个便宜从哪儿来？不是经济适用房的钢筋混凝土便宜，不是劳动力便宜，而是土地便宜。是政府低价拿地，拿来盖经济适用房，这个价差来补贴城里人买房，你说这个合理吗？经济适用房还创造了贪污腐化的机会。因为一套房子能够便宜几十万块钱，这个几十万块钱谁都想占，符合条件的也想占，不符合条件的也想占。谁的手里头有分配的权利，就有机会贪污。
总之，经济适用房要赶紧停下来，一点好处都没有。
来到武汉之后，茅于轼听说武汉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要“保企业就是保增长”，他非常赞成，不过他认为，政府不仅应该保大企业，更应该保护中小企业。
企业就是从事生产的，我们保企业就有了生产，有了生产老百姓有了收入，有收入就有购买的意愿，所以保企业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如果说要补充的话，我愿意把企业大中小都包括进去，一直小到马路旁边摆地摊的。”他认为，大企业容易被重视，而小企业往往被忽略。所有的企业都在从事财富的生产，马路上摆地摊也是财富的生产，也解决了我们的就业，有收入就有购买，整个经济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换把财富生产出来的。
如果说一提经济学家演讲，人们脑海里出现的就是艰深、枯燥这样词语话，昨天在武汉开讲的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则“颠覆”了人们的观念。
用平实的语言讲解复杂的经济现象、理论，难怪听众出门后评价都是——“好听”、“一点都不深奥”。
如果说他们的共同点，那就是都“不拿大名词”吓人；如果要说他们的不同，不仅是观点的不同，行事作风也各有风采。
(略)
有记者直问，怎么看待网上骂您的声音，老人说，骂我的人我看其中理性的只有1%-2%，“如果媒体总是要曲解我的话，那我最好不说话”。
谈到为什么要“帮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茅于轼说，帮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因为明着帮富人说话要挨骂，而替富人办事很多，因为肯定会有好处；而帮穷人说话很多，因为太容易了，但帮穷人做事的很少，因为太麻烦了。
“只有鱼才成群结队，经济学家应该特立独行。”老人说。
准备好~^~^~^
茅于轼：经适房创造腐败机会应立即叫停
2009年04月02日05:23 武汉晚报
原文http://news.qq.com/a/20090402/000153.htm
昨日，1000多名企业家和官员市民将偌大的武汉剧院坐得满满当当。国家发改委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同台开讲，细说金融危机成因，纵论宏观经济走势，妙解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危机应对。
(略)
“经济适用房既没有效益又没有公平，我反对。”昨日，谈完廉租房，茅于轼再次把矛头对准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就是经济实用，就是比较小的房子，可是我们的经济适用房盖成了180平方米的大房子。我觉得这个里头问题非常大。
问题在什么地方？第一，经济适用房效率低、不能创造财富。一个商品要尽其用，怎么能够尽其用？提高它的价值，一套房子能够卖100万，你就不要卖80万，有人出100万，你就应该卖100万，现在的经济适用房不是，有人出100万我只卖80万，房子的价值没有提高，所以它是没有效率的，往往是要赔钱的。为什么又不公平呢？经济适用房确实比较便宜，这个便宜从哪儿来？不是经济适用房的钢筋混凝土便宜，不是劳动力便宜，而是土地便宜。是政府低价拿地，拿来盖经济适用房，这个价差来补贴城里人买房，你说这个合理吗？经济适用房还创造了贪污腐化的机会。因为一套房子能够便宜几十万块钱，这个几十万块钱谁都想占，符合条件的也想占，不符合条件的也想占。谁的手里头有分配的权利，就有机会贪污。
总之，经济适用房要赶紧停下来，一点好处都没有。
来到武汉之后，茅于轼听说武汉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要“保企业就是保增长”，他非常赞成，不过他认为，政府不仅应该保大企业，更应该保护中小企业。
企业就是从事生产的，我们保企业就有了生产，有了生产老百姓有了收入，有收入就有购买的意愿，所以保企业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如果说要补充的话，我愿意把企业大中小都包括进去，一直小到马路旁边摆地摊的。”他认为，大企业容易被重视，而小企业往往被忽略。所有的企业都在从事财富的生产，马路上摆地摊也是财富的生产，也解决了我们的就业，有收入就有购买，整个经济就是通过这样的交换把财富生产出来的。
如果说一提经济学家演讲，人们脑海里出现的就是艰深、枯燥这样词语话，昨天在武汉开讲的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则“颠覆”了人们的观念。
用平实的语言讲解复杂的经济现象、理论，难怪听众出门后评价都是——“好听”、“一点都不深奥”。
如果说他们的共同点，那就是都“不拿大名词”吓人；如果要说他们的不同，不仅是观点的不同，行事作风也各有风采。
(略)
有记者直问，怎么看待网上骂您的声音，老人说，骂我的人我看其中理性的只有1%-2%，“如果媒体总是要曲解我的话，那我最好不说话”。
谈到为什么要“帮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茅于轼说，帮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因为明着帮富人说话要挨骂，而替富人办事很多，因为肯定会有好处；而帮穷人说话很多，因为太容易了，但帮穷人做事的很少，因为太麻烦了。
“只有鱼才成群结队，经济学家应该特立独行。”老人说。
茅于轼建议廉租房不设厕所防富人购买
2009年3月7日下午,茅于轼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发表了题为《几个有争议的政策问题》的演讲,在他发表演讲前,观点地产网在中大荣光堂对茅于轼进行了专访。
以下为部分采访内容:
观点地产网:应该怎样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
茅于轼:现在宏观上收入的分配给老百姓的越来越低,给政府的、企业的越来越高,政府就是税收增加了,大企业、国家垄断的大企业,通讯,电力,银行,石油这些企业垄断部门利润非常高,其高额利润不是靠改善管理的得到的,而是靠垄断地位得到的,所以这种所得不是很恰当的,是没有效率的,所以应该把税收降下来,垄断行业应该向民众开放,这样收入分配格局就可以变化。
观点地产网: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应该把握哪些细微的方面？
茅于轼: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吸纳劳动力的项目。很多项目花钱多,劳动力却吸纳不了多少,这些项目要谨慎。还有机构调整,外向型的要变成内向型的,这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基础设施,原来铁路、公路、航空都是针对外向型的,那么现在要变成内向的话,这些设施都要受到影响,这些都要调整,调整到适应内需的方面来。
观点地产网:中国的房地产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茅于轼:这里面的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和资金问题,房地产一要资金周转,二要土地。现在房地产出的问题就是这两样东西不透明,往往有很多幕后交易。资金不是凭竞争的,利息率是不浮动的,竞争的结果就是利息率要浮动。现在房地产的资金是靠关系,特别是靠政府,土地也是靠政府,跟政府关系好就能搞好。所以要把资金和土地都市场化,由市场来配置,而不是政府来配置,但这个很不容易的。包括我反对的18亿亩耕地红线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计划配置,而是市场配置,一块地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每块地发挥它最大的效用,有红线卡着就不能。
观点地产网:您对经济适用房怎么看？
茅于轼:经济适用房从个人利益来看是好事情,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样了,为什么便宜了？土地价格低,政府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拿地来补偿,公平吗？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经济适用房没有做到物尽其用,价值没有最大化。经济适用房既不公平又低效率。
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风气,消灭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审批。我的一个朋友在发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应该去买商品房的,但他就买了经济适用房。他是发改委的领导啊,政策是他们定的啊!
政府有责任让每个人拥有住房条件,但是没有满足每个人占有房产的欲望的义务。怎么办？我主张廉租房,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观点地产网:华南的一些大的房地产企业近期受到很多传言的影响,包括被调查等等。
茅于轼:做房地产容易犯规,我记得王石讲过一句话,他从开办到现在从来没有行过贿,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就应该严格的管,行贿绝对不可以的。房地产在土地方面的猫腻特别多,有了行贿市场就被破坏了,但行贿的原因就是政府手里头有地。政府的地应该交给市场去分配,这样就没有行贿的机会了,也不必要了。你买个面包吃有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买土地跟买面包一样,就没有土地引起的贪污腐化了,现在买地要审批,一审批贪污腐化就来了。市场是最有效的,18亿土地红线一控制,那就更糟糕了。
凤凰网调查:58.7%的支持
茅于轼：只有富人得到保护 穷人才有可能变富
作者：茅于轼 2007年05月26日
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
最近几年接连发生了一批“问题富豪”落马事件，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这些落马民营企业家都是“非法”起家的，那是不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如此？企业家在转制过程中的“原罪”是有其共性还是个案？
30多年前，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那时，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辆私人小轿车——周总理特批给梅兰芳的。然而到了今天，全国有近千万能买得起小轿车的富有阶层。
于是不少人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这么多财富，不靠剥削，没有不正当收入，怎么可能？因此，就这样产生了大家经常议论的企业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问题。
这个讨论背后可能有深刻含义。从宪法修改中要不要列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看，反对者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理由是，害怕把非法所得的财产合法化。
现在宪法中对于公私财产保护的说法显然是有差别的，对私有财产缺乏严格保护，就会给侵犯他人财产留下机会，鼓励人们想方设法侵犯他人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生产。这对整个社会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保护财产权的问题。
我不知道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难免都会有些。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说，1980年开始颁布并实施，可是当年全国只征收了16万元，可以肯定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缴税。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权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过20多年的试验，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制到市场经济，效果果然不错。
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接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市场是变化多端的，几年之内集聚巨大财富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反之一夜之间从富豪变赤贫也有可能。为了减少这种差距，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还有社会保险的安全网。这是在现实世界中，比较能够接受的制度安排。
对民营企业家的偏见，在西方国家里是不存在的。企业家只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人愿意当政府官员，有人愿意当大学教授，也有人愿意当电影明星，各有各的志趣。绝没有人认为当了企业家就变成了剥削者，就要被另眼看待。
难道社会不需要企业家吗？当然不是。只是现在中国好的企业家太少！
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上没有了企业家将出现什么情况？那时劳动、资本、技术、市场不能合理地组合起来，就业马上就会出问题，经济将停止增长，那是十分糟糕的。企业家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样，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
企业家当然要守法，即使在转制的过渡期，虽然法制有许多矛盾，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也要尽量做到守法，绝不可以故意违法，钻法律的空子。企业家特别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权益，不可借钱不还，不可搞假冒伪劣，不可拖欠工资和货款，尤其是不可欺压工人，剥夺他们的休息时间，强令加班加点，或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劳动。
上面提到的问题，目前看来还比较尖锐，迫切需要解决，它远比笼统地讨论剥削、合法性等问题重要得多。
现在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近年来问题企业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业家，而是一批胆大妄为的骗子，和赖昌星差不多，根本不懂法律，但脑袋特别灵活，善于钻空子，结果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坏事。
但是光凭他们这点能耐，什么大事都干不成。他们是撬动了掌有大权的政府官员，进行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才能为所欲为，达到他们那些低级趣味的人生目标。他们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怪胎，和企业家根本不搭界。
仅仅因为出现了周正毅事件，就去怀疑全国的企业家，这种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像维护工人农民权益那样地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当然，它有前提条件，那就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大家知道，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们对国 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人的权益都应平等地受到重视和保护，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上正轨，避免动乱，实现和谐持续发展。
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
作者：茅于轼 2007年05月26日
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
最近几年接连发生了一批“问题富豪”落马事件，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这些落马民营企业家都是“非法”起家的，那是不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如此？企业家在转制过程中的“原罪”是有其共性还是个案？
30多年前，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那时，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辆私人小轿车——周总理特批给梅兰芳的。然而到了今天，全国有近千万能买得起小轿车的富有阶层。
于是不少人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这么多财富，不靠剥削，没有不正当收入，怎么可能？因此，就这样产生了大家经常议论的企业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问题。
这个讨论背后可能有深刻含义。从宪法修改中要不要列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看，反对者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理由是，害怕把非法所得的财产合法化。
现在宪法中对于公私财产保护的说法显然是有差别的，对私有财产缺乏严格保护，就会给侵犯他人财产留下机会，鼓励人们想方设法侵犯他人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生产。这对整个社会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保护财产权的问题。
我不知道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难免都会有些。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说，1980年开始颁布并实施，可是当年全国只征收了16万元，可以肯定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缴税。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权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过20多年的试验，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制到市场经济，效果果然不错。
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接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市场是变化多端的，几年之内集聚巨大财富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反之一夜之间从富豪变赤贫也有可能。为了减少这种差距，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还有社会保险的安全网。这是在现实世界中，比较能够接受的制度安排。
对民营企业家的偏见，在西方国家里是不存在的。企业家只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人愿意当政府官员，有人愿意当大学教授，也有人愿意当电影明星，各有各的志趣。绝没有人认为当了企业家就变成了剥削者，就要被另眼看待。
难道社会不需要企业家吗？当然不是。只是现在中国好的企业家太少！
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上没有了企业家将出现什么情况？那时劳动、资本、技术、市场不能合理地组合起来，就业马上就会出问题，经济将停止增长，那是十分糟糕的。企业家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样，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
企业家当然要守法，即使在转制的过渡期，虽然法制有许多矛盾，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也要尽量做到守法，绝不可以故意违法，钻法律的空子。企业家特别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权益，不可借钱不还，不可搞假冒伪劣，不可拖欠工资和货款，尤其是不可欺压工人，剥夺他们的休息时间，强令加班加点，或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劳动。
上面提到的问题，目前看来还比较尖锐，迫切需要解决，它远比笼统地讨论剥削、合法性等问题重要得多。
现在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近年来问题企业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业家，而是一批胆大妄为的骗子，和赖昌星差不多，根本不懂法律，但脑袋特别灵活，善于钻空子，结果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坏事。
但是光凭他们这点能耐，什么大事都干不成。他们是撬动了掌有大权的政府官员，进行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才能为所欲为，达到他们那些低级趣味的人生目标。他们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怪胎，和企业家根本不搭界。
仅仅因为出现了周正毅事件，就去怀疑全国的企业家，这种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像维护工人农民权益那样地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当然，它有前提条件，那就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大家知道，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们对国 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人的权益都应平等地受到重视和保护，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上正轨，避免动乱，实现和谐持续发展。
企业家有原罪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
茅于轼赞成大学涨学费
2008年01月06日02:59 南方网
“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昨日上午，79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时说。
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我也主张电价上涨。”茅于轼说，目前，中国的电价是政府补贴的。但穷人一个月只用10-30度电，富人一个月则可能用300度电，政府的补贴实际上补给了富人。正如高校学费一样，“电费应该提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来补助穷人。”
2008年01月06日02:59 南方网
“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昨日上午，79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作《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演讲时说。
茅于轼说，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不穷的人，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我也主张电价上涨。”茅于轼说，目前，中国的电价是政府补贴的。但穷人一个月只用10-30度电，富人一个月则可能用300度电，政府的补贴实际上补给了富人。正如高校学费一样，“电费应该提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来补助穷人。”
茅于轼质疑18亿亩耕地红线
2008年12月25日03:01◆每经记者 殷玉生 北京报道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昨日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面对此观点，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在发布会现场拂袖而去。国务院三农问题智囊则明确表示，天则的结论“经不起讨论”，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
“耕地和粮食产量无直接关系”
与会嘉宾：原粮食储备局局长拂袖而去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在会上指出，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
茅于轼称，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茅于轼教授的观点，应邀嘉宾、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教授说，原来以为是一个研讨会才来参加，如果只是一个学术成果发布会，他的很多反对意见将无法充分阐述。随后，他退出了会场。
“市场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国务院智囊：中国若缺粮，全球谁供应得起？
在发布会现场，《每日经济新闻》问茅于轼，按照天则的研究结论，是不是说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存在耕地保护问题，只要有市场，一切都可以解决？
茅于轼回答称，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将它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亿亩红线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
2008年12月25日03:01◆每经记者 殷玉生 北京报道
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昨日在北京举行。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昨日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面对此观点，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在发布会现场拂袖而去。国务院三农问题智囊则明确表示，天则的结论“经不起讨论”，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
“耕地和粮食产量无直接关系”
与会嘉宾：原粮食储备局局长拂袖而去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教授在会上指出，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
茅于轼称，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茅于轼教授的观点，应邀嘉宾、原国家粮食储备局局长高铁生教授说，原来以为是一个研讨会才来参加，如果只是一个学术成果发布会，他的很多反对意见将无法充分阐述。随后，他退出了会场。
“市场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国务院智囊：中国若缺粮，全球谁供应得起？
在发布会现场，《每日经济新闻》问茅于轼，按照天则的研究结论，是不是说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存在耕地保护问题，只要有市场，一切都可以解决？
茅于轼回答称，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将它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亿亩红线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
茅于轼称中等收入者应租房住 反对建经适房
2008年11月28日10:21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田桂丹 实习生 何莉） “中等收入家庭应该租房子住”，前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创业与投资协会主办的首届华南高校经济论坛上，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炮轰”经适房和限价房没公平、没效率，反对各地再继续建这种房子。他认为，政府有义务保障每个人都有房子住，但没有义务满足每个人对房子的占有欲。
反对建经适房限价房
茅于轼指出，房地产改革后，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了10年，广州、上海、北京等大中小城市都纷纷盖房，人类历史尚从来没有盖过这么多的房。这证明市场分配是有效的，改善了人们的居住。但不太顾虑公平，对有钱人来说是好事；对于没有钱的人，虽然盖了那么多、那么大的房子，但他买不起，所以没有作用。
而目前，不少地方在建设经适房、限价房，想要解决住房问题。但茅于轼称，经适房、限价房“没效率、没公平”，两个目标都达到。虽然有种观点认为，有人买了便宜房，没人受损失。但这不是市场分配体系，不是商品房。购买时，要申请、填表、审查，手续很多，没效率。
此外，公平是应该给最困难的人帮助，缩小最富、最穷之间的差距，但限价房、经适房并不能帮助最困难的进城打工者解决住房，因此也没有体现公平。那么，中等收入家庭应该如何解决住房问题呢？茅于轼表示，中等收入家庭应该租房子住，买房子是一种对房子的占有，政府有责任要让每个人都有房子住，但没有责任满足人们对房子的占有欲望。
2008年11月28日10:21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田桂丹 实习生 何莉） “中等收入家庭应该租房子住”，前日在中山大学岭南创业与投资协会主办的首届华南高校经济论坛上，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炮轰”经适房和限价房没公平、没效率，反对各地再继续建这种房子。他认为，政府有义务保障每个人都有房子住，但没有义务满足每个人对房子的占有欲。
反对建经适房限价房
茅于轼指出，房地产改革后，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了10年，广州、上海、北京等大中小城市都纷纷盖房，人类历史尚从来没有盖过这么多的房。这证明市场分配是有效的，改善了人们的居住。但不太顾虑公平，对有钱人来说是好事；对于没有钱的人，虽然盖了那么多、那么大的房子，但他买不起，所以没有作用。
而目前，不少地方在建设经适房、限价房，想要解决住房问题。但茅于轼称，经适房、限价房“没效率、没公平”，两个目标都达到。虽然有种观点认为，有人买了便宜房，没人受损失。但这不是市场分配体系，不是商品房。购买时，要申请、填表、审查，手续很多，没效率。
此外，公平是应该给最困难的人帮助，缩小最富、最穷之间的差距，但限价房、经适房并不能帮助最困难的进城打工者解决住房，因此也没有体现公平。那么，中等收入家庭应该如何解决住房问题呢？茅于轼表示，中等收入家庭应该租房子住，买房子是一种对房子的占有，政府有责任要让每个人都有房子住，但没有责任满足人们对房子的占有欲望。
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
茅于轼 阅读(12166) 评论(460) 发表时间：2009年02月03日 00:00
铁道部为了照顾利用春节出门的所有的人，决定春运一律不涨价，而且今后也不再涨价，受到大众的欢迎。有人说这一决定是铁路方面迫于社会的压力，也有人说铁路是为了讨好群众故意做秀。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做好事的动机。否则还有谁愿意做好事。
但是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评价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从政策的愿望看，而是从其结果看。春运不涨价使坐火车的旅客得到了实惠，但是他们因此而付出的代价并不低。总起来看这项政策带来的整体社会效益是好是坏还很难说。
首先，铁路的能力显然跟不上市场的需求，虽然加开了许多临时开车，能力还是够不上。结果是很难买上票。买票难的立竿见影的结果是排长队。大家可以在新闻联播中看到各个火车站临时售票处拥挤的人群。票价是便宜了，但是要得到它需要付出额外的排队成本。光是由于排队所花的时间代价，恐怕就超过了省下的没涨价的那几块钱。更何况排了队也未必一定能够买上票。
车票变成了稀缺商品，就给“倒票”创造了条件。票贩子有了活动空间。一度减少了的“黄牛党”重新活跃起来。他们或者成群结队地大量买进，然后加码卖出。其差价显然要大于没涨价的那部分钱。正常的旅客不能从正常渠道买到票，只好求助于票贩子。他们不但没享受到正常票价的好处，反而还比涨价后的票价更贵了。
更有能耐的“黄牛党”还能够内外勾结，把车票成批地倒出来，然后抬价出售。这个铁路系统的老毛病治理多年不见改善。甚至于有人怀疑这是铁路内部人故意制造车票的稀缺性，自己手中掌握了稀缺商品当然有利可图。比较航空机票和铁路车票的发售可以看到铁路部门售票系统的落后。航空机票可以买一年内任何始发和到达点的机票，不需要手续费。而火车票除了少数几趟车的都只能买四天内本地出发的车票，还要五块钱的手续费。虽然铁路车票的预售比航空机票复杂(因为有中途下车的)，但是按照现代计算机的技术是不难解决的。一般企业最重要的部门首先是市场营销，可是铁路对买票的落后性似乎视若无睹。几十年来基本没有改进。能够做的事不去做，难免让人怀疑是铁路内部人故意制造的买票难。
由于车票稀缺，产生了假票。春运期间造假票的非常猖獗。公安部门侦察到印制假票的商贩，一查就是几百张。当然假票不一定和春运有关。不是春运也会有。但是因为正常渠道买不到，只好找别的路子。这确实为假票创造了销售的机会。如果不小心买到一张假票，被铁路方查出来，中止了旅行，损失就更大了。
历经了千辛万苦搞到了票，上得车来，因为多半列车超员，服务质量根本就谈不上了。票价是正常了，但是质量却下降了。最后仍然是让消费者吃了亏。尽管这不是铁路方面的本意。但事物有自己的规律，不依照规律，最后是事与愿违。我们还是要想一想张维迎的那句话：评价一项政策的好坏要看后果而不是愿望。
如果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把票价定在市场均衡上，以上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不会发生。但这纯粹是从经济效率考虑，没有照顾到平等。涨票价对低收入的农民工是很不利的。事实上不存在既能有效又有平等的票价。比较起来去年的办法或许能兼顾一点，即卧铺涨价，硬座不涨价。因为买卧铺的旅客一般不是低收入阶层。即使如此乘硬座的旅客还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车票仍然可能买不到，服务质量肯定要下降。
增加铁路的运输能力未必是一条出路。因为如果能够满足春运时的运输，平时一定是能力过剩的。对全社会来讲也是一种浪费。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想办法，或者改变人们的习惯，不要集中在春节时回家。可是这两条办法事实上都不大可能实现。所以铁路春运的问题几乎没有可能彻底解决，只能从现状出发加以改进而已。但是不涨价是不是最佳方案是大可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