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绑架当代艺术之二：肖鲁《对话》
一、《对话》作品本身及其两种状态
肖鲁的装置、行为作品《对话》，在进入美术馆之前，和之后，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作品。
进入美术馆之前，作品基本停留在装置状态，并未和“行为”形成一种实质的关系，而只是在构思中得以确立，并成为作品的最终状态的必要基础。
如果这两枪的发射地点换成其它地方，绝对不影响该作品的完整性，也应该不会影响作品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因为在艺术始终的最根本考量仍然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其社会效应。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如果非要将政治、社会影响纳入进去，那么艺术史将变成“政治的艺术史”。
那么该作品进入美术馆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要明确地说，该作品被政治企图成功绑架，同时该作品第一次变成“完成时态”。
二、唐宋其人
说到政治企图，我必须要分析一下唐宋这个人。
可以肯定的，唐宋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他在介入《对话》之前，并未以艺术的形式充分发挥他内心的观念。但他一直内含着这样的冲动。而且这种企图，不但唐宋有，其他的很多人也都有。栗宪庭也有。
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冲动，更多地不是艺术的，而是一种对轰动的企图、对影响力的谋求。这本身是非艺术的。他的这种企图，在作品《对话》有可能进入美术馆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就是政治。
三、对待作品的两种态度
在美术馆开枪——对于唐宋来说，对其中的“政治性”应当是有充分认识的，对其结果的轰动效应也应当是有充分认识的。但他始终都深藏于内心，直到肖鲁事实上拿到了枪出现在作品展厅时，才极端随意地问肖鲁是不是怕不怕坐牢。此时的肖鲁箭在弦上，怀着对最终完成这件作品的冲动，回答说不怕。我要特别强调这个问话的时机。大家自己体会一下其中的玄机。
对于肖鲁来说，在美术馆开枪，只是将作品最终完成。她对任何外力都视而不见。
对于唐宋来说，他的谋划，终于在众多偶然因素的帮助下得以圆满。他的知识结构（孙子兵法、老庄理论）、家庭背景，都预示着他对整件事情都能有充分地预判。
四、开枪事件的影响
唐肖二人被捕，引出了一场十五年的爱情生活，并且由于这种生活，导致对作品的进一步分析失去可能。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家庭共享一件作品的权益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世界艺术界看来，让唐宋享有作品的荣耀也因此顺理成章。这都要归咎于肖鲁的同学王友身。而共同的“收审”经历作为催化剂，也实际促成了这场婚姻。
由于开枪事件对于唐肖二人在初衷上是有差异的，所以在对其所产生影响的结果的利用上也分道扬镳。唐宋的强势是他对该事件的自然延续，而肖鲁则重新回到个体的自己，因为作品已经完成，所以对其附加价值并不在意。
同时，肖鲁丧失了自己艺术道路的一贯性、自然延续性，再也未有分量的作品问世。
在这场婚姻的假象中，肖鲁被巨大的社会力量推动着，无力反抗，并不断远离其创作《对话》时的初衷——沟通的无效性和有限性。但是，十五年之后，唐肖二人最终分开，则再次为《对话》作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注脚。
五、栗宪庭对《对话》的解读
栗宪庭将肖鲁的《对话》作品定性为事件艺术，显然是要再一次将政治因素强加于作品本身。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对擦边球很感兴趣，这种兴趣远大过他对作品本身的兴趣，这种兴趣，让栗宪庭将肖鲁的《对话》原意图定义为“手工作坊式”的艺术。这体现出毛时代人对权力、影响力的普遍兴趣。在这种兴趣之下，艺术家个人对艺术史的书写以及对个人心灵的书写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连作品权属都要发生更改。这是令人齿冷的一件事。
六、我个人对肖鲁行为+装置《对话》作品的认识
想要说这件作品的价值，必须厘青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个什么状态。
那时的中国，自由思想逐渐冲破牢笼，西方知识体系作为破除专制的工具被大量引入。一时间多元并存，而且矛盾激烈。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献身于知识的海洋。在这个复杂的海洋中，努力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没有什么时候能比那是体现出更多地丰富性和矛盾。而这种矛盾，就体现为“沟通性障碍”。这种障碍，最终酿成了震惊世界的那件大事（关于这一点，我还会专门论述）。
从微观层面，《对话》就是这么派生的。它立足于个体感受，将障碍的状态用日常实物“公用电话亭”表达出来，再经过郑胜天老师的提点，将一个原生态的障碍感受提升为对这种沟通性障碍的“恶感”，最终用开枪来表现。使得这一作品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锋非常有力。
该作品的影响力，只要通过常规性艺术阐释，并不难找到其内在理路，却因其最终演变成政治事件，而最终与世人失之交臂，同时，也丧失了矫正时事人心之可能。
管一棹 2009年2月19日中午于798行音色
一、《对话》作品本身及其两种状态
肖鲁的装置、行为作品《对话》，在进入美术馆之前，和之后，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作品。
进入美术馆之前，作品基本停留在装置状态，并未和“行为”形成一种实质的关系，而只是在构思中得以确立，并成为作品的最终状态的必要基础。
如果这两枪的发射地点换成其它地方，绝对不影响该作品的完整性，也应该不会影响作品在美术史上的地位——因为在艺术始终的最根本考量仍然是作品本身而不是其社会效应。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如果非要将政治、社会影响纳入进去，那么艺术史将变成“政治的艺术史”。
那么该作品进入美术馆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要明确地说，该作品被政治企图成功绑架，同时该作品第一次变成“完成时态”。
二、唐宋其人
说到政治企图，我必须要分析一下唐宋这个人。
可以肯定的，唐宋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他在介入《对话》之前，并未以艺术的形式充分发挥他内心的观念。但他一直内含着这样的冲动。而且这种企图，不但唐宋有，其他的很多人也都有。栗宪庭也有。
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冲动，更多地不是艺术的，而是一种对轰动的企图、对影响力的谋求。这本身是非艺术的。他的这种企图，在作品《对话》有可能进入美术馆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就是政治。
三、对待作品的两种态度
在美术馆开枪——对于唐宋来说，对其中的“政治性”应当是有充分认识的，对其结果的轰动效应也应当是有充分认识的。但他始终都深藏于内心，直到肖鲁事实上拿到了枪出现在作品展厅时，才极端随意地问肖鲁是不是怕不怕坐牢。此时的肖鲁箭在弦上，怀着对最终完成这件作品的冲动，回答说不怕。我要特别强调这个问话的时机。大家自己体会一下其中的玄机。
对于肖鲁来说，在美术馆开枪，只是将作品最终完成。她对任何外力都视而不见。
对于唐宋来说，他的谋划，终于在众多偶然因素的帮助下得以圆满。他的知识结构（孙子兵法、老庄理论）、家庭背景，都预示着他对整件事情都能有充分地预判。
四、开枪事件的影响
唐肖二人被捕，引出了一场十五年的爱情生活，并且由于这种生活，导致对作品的进一步分析失去可能。在中国人看来，一个家庭共享一件作品的权益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世界艺术界看来，让唐宋享有作品的荣耀也因此顺理成章。这都要归咎于肖鲁的同学王友身。而共同的“收审”经历作为催化剂，也实际促成了这场婚姻。
由于开枪事件对于唐肖二人在初衷上是有差异的，所以在对其所产生影响的结果的利用上也分道扬镳。唐宋的强势是他对该事件的自然延续，而肖鲁则重新回到个体的自己，因为作品已经完成，所以对其附加价值并不在意。
同时，肖鲁丧失了自己艺术道路的一贯性、自然延续性，再也未有分量的作品问世。
在这场婚姻的假象中，肖鲁被巨大的社会力量推动着，无力反抗，并不断远离其创作《对话》时的初衷——沟通的无效性和有限性。但是，十五年之后，唐肖二人最终分开，则再次为《对话》作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注脚。
五、栗宪庭对《对话》的解读
栗宪庭将肖鲁的《对话》作品定性为事件艺术，显然是要再一次将政治因素强加于作品本身。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对擦边球很感兴趣，这种兴趣远大过他对作品本身的兴趣，这种兴趣，让栗宪庭将肖鲁的《对话》原意图定义为“手工作坊式”的艺术。这体现出毛时代人对权力、影响力的普遍兴趣。在这种兴趣之下，艺术家个人对艺术史的书写以及对个人心灵的书写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连作品权属都要发生更改。这是令人齿冷的一件事。
六、我个人对肖鲁行为+装置《对话》作品的认识
想要说这件作品的价值，必须厘青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个什么状态。
那时的中国，自由思想逐渐冲破牢笼，西方知识体系作为破除专制的工具被大量引入。一时间多元并存，而且矛盾激烈。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献身于知识的海洋。在这个复杂的海洋中，努力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没有什么时候能比那是体现出更多地丰富性和矛盾。而这种矛盾，就体现为“沟通性障碍”。这种障碍，最终酿成了震惊世界的那件大事（关于这一点，我还会专门论述）。
从微观层面，《对话》就是这么派生的。它立足于个体感受，将障碍的状态用日常实物“公用电话亭”表达出来，再经过郑胜天老师的提点，将一个原生态的障碍感受提升为对这种沟通性障碍的“恶感”，最终用开枪来表现。使得这一作品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先锋非常有力。
该作品的影响力，只要通过常规性艺术阐释，并不难找到其内在理路，却因其最终演变成政治事件，而最终与世人失之交臂，同时，也丧失了矫正时事人心之可能。
管一棹 2009年2月19日中午于798行音色
本人短时间内将没空再写。借这个帖子道个小别。
嗨,等着看呢,怎么不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