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主义、资本主义）

  巨大浪费是“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消费文化的根本特征。

  现代世界的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与“消费文化”有着直接关系，丰裕的物质生活在商业逻辑的作用下，并以定向消费操纵为方式，培植出一种扭曲了的“虚假需要”和“幸福假象”。铺天盖地的广告制造着物质享乐的迷幻剂，大消费维持着大生产，大生产造就着大消费。迅猛发展的工业生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资源滥用和生态破坏，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本质上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危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渊源流长，在西方文明萌芽之时就已显露初形。

  人类“中心主义”在古希腊人那里，除了表现与生俱来的“人形化”思维方式外，还表现为一种自认处于世界中心的意识。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高拉豪放自信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极好的表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思想。到了亚里斯多德这位大哲人那里又进一步为人是世界万物的“尺度”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解释：“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为人类所有。其他万物所无的东西。凭借理性和知识，人能够感知并认识宇宙万物。”正是从亚里斯多德那里开始，西方的科学思想初具雏形。

  18世纪的启蒙时代，开创了西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乐观主义时代。人们以理性取代信仰，以人的自主意识取代对外在神力的虔信。从启蒙时代起，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得到了真正确立。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到来，使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由潜在变为明确，这是一个“人的大发现”时期。人的世俗性价值，人追求物欲的权利，人的自主意识等渐渐从神性的雾障里显露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文化”逐渐自觉的时期。如弗兰西斯·培根说：“人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至少从目的因上说，倘若这个世界没有人类，剩下的一切将在茫无目的的空间飘荡。”17世纪笛卡儿认为人的思想受逻辑的支配。这位数学泰斗始终相信数学逻辑的正确无误，相信逻辑的指引下，思维能够对事物现象作出理性的判断。正是这种逻辑思维使人能够凌驾于自然之上，他更给后世留下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语：“除了学校里教的那种思辨的哲学，人们还可以找到一种实践的哲学。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火、水、空气、星球、天空以及所有我我们周围物体的力量和功能……我们可以恰得其用地使用这些力量和功用。如此我们便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同时他还坦率地说，“我坚信它（数学）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赋予我们的最有力的知识工具，它是万物之源。培根是现代第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杰作《新工具论》才刚刚打开通往一个新的世界观的大门。紧跟着数学家勒奈·笛卡儿就对这一新世界观作出了进一步理性设想。如果说笛卡儿给了人类一个可靠的”信念“即他们能够揭示世界的奥秘，成为世界的主人。那么牛顿则提供了得以完成这个任务的有力工具。牛顿的三大定律明确描述了机械运动的自然规律。当然机械论世界观是不可抗拒的。它简单明了，可以预料，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的方法准确有效。似乎我们人类终于有了一个对自然宇宙运行的合理解释。的确，万物确实有一定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又是能被数学公式与科学观察来证实。然而当欧洲的学者们观察他们周围的日常生活，他们不明白为何人们的现实日常生活竟是那么杂乱无章，毫无次序可言。那么人们应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秩序呢？为此洛克提出了著名的“利益扩散理论”这套理论观点至今还统治着现代世界。他认为一旦我们能够穿透陋习与迷信，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完全为自身生存而奋斗的个人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有一个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用洛克的话来说，彻头彻尾的个人利益，成了建立社会的唯一基石。洛克认为社会之所以名正言顺的发展成利益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是因为理智告诉我们这是自然规律。在洛克看来，政府的神圣职责就是给人民运用他们所获得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去创造财富的自由。因此从洛克时代直到今天现代社会国家的社会职责就是帮助人们征服自然，获得能满足他们需要的物质繁荣。洛克宣称：“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洛克就这么决定了现代人的命运。从启蒙时代开始人类就只能在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尽情享乐中寻找他们的人生目的和意义。人们的需要和欲望梦想和追求都被锁定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中。

  与洛克一样亚当·斯密对机械论世界观推崇备至并决心建立起一种经济理论来反映牛顿模式的普遍概念。在《国家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写道：“就像一定规律运行的天体一样，经济学也有一定的规律，如果按经济规律行事，经济就将得到发展，然而政府的规章制度以及它对经济的控制，如果是用极不自然的手段指导经济生活，那就违背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对洛克来说，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亚当·斯密认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时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的理论把人类的一切欲望都降低到以满足生活需要为目的的那种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没有任何道德选择可言。

  培根、笛卡儿、牛顿、洛克和斯密都是机械论世界观的伟大普及者。而机械论世界观取得最为辉煌的胜利，是在查理·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之后。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成就还没来得及被人们仔细探讨。就迫不及待的被赫伯特·斯宾塞之累的社会哲学家以“适者生存”来为机械论的世界观寻找依据。

  以“人类中心主义”机械论的世界观或者说数学与科学技术的唯物主义和进步的世界观都自称能解释万物的世界观。

  就这样以“人类中心主义”为轴心的宇宙观在培根、笛卡儿、牛顿、洛克和斯密……的一路凯歌和护送之下便毫无对手的走到了现代。然而在大自然奄奄一息的今天，人类的文明也很快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当人类站在深渊边缘回顾现代历史的四百年时，将是难以置信！

  正当文明去除了黑暗，人类踌躇满志的利用各类科学技术按照自己思维改造大自然之时。我们一起来看看西方的文化群体——人类的灵魂工程师们又在忙些什么呢！

  文艺复兴自然是西方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文艺复兴借助于古代的异教世俗文化，发展了西方无神论的现代主义文化，人们自我歌颂和自我崇拜便是这种现代无神论的主要内容。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道“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行动多么像天使！智慧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一首多么美丽的人类颂歌！

  随着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出现，一切以人为本，个人的个体意识便逐渐气候形成。人本主义既引伸出人类中心主义，也包涵了个人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bbes）和洛克（J·Locke）他们乘文艺复兴之顺风，从不同意义上提出人的“自然权利”的概念。他们认为人天生就拥有某些权利，霍布斯的说法是“人在原初状态都只是想到自己，人人都自私自利，尽可能地占有对他自己生存有用的东西。”卢梭关于“自然状态”的理想画面即源于此。霍布斯有著名的比喻：在“自然权利”支配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狼一样”，你撕我咬，你争我抢，这便是著名的“社会契约”和“自然状态”以自我为中心仅仅从自己的权益出发去看外部世界的倾向。这个定义十分精炼地概括了西方现代个人主义的本质。

  到19世纪中叶以后，“个人中心主义”已是登峰造极，随着1850年以“后现代性”时代的到来，西方个人中心主义在西方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愈加表现无遗，个人日益走向对自我意志和自我价值的崇拜。把个人中心主义推向顶峰。并绝对地把主观个人放在世界和社会的中心。那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一保尔·萨特（J-P·sartre)他最突出的理论特征就是从“意识的绝对自由”出发，断定个人自我先验地或天然地就是绝对自由的。这种绝对的自由是超脱物质的时空，不受任何具体的社会现实的限制。 萨特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叔本华的“世界是我的表象”等一脉相承，个人的意识和个人的感知，于是成为世界的中心。

  心理学家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在《自由主义文化》精辟地剖析出，造成西方现代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个人主义或个人中心主义。”自恋主义是个人中心主义的直接逻辑结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最后产物。自恋主义也是个人中心主义走向病态和危机的表现，“自大狂式的，急于经历各种体验的傲慢的自我，退化成了表面堂皇，自怜自爱，婴儿般空虚的自我。”

  对于造成“现代主义”危机，丹尼尔·贝尔将其归结为“享乐主义”。他的名著《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是这样评价的“西方的理想是独立的人”，“达到自由”的个人，一个毫无约束的我（un moi sans contraine）而这种个人主义，于今蜕变成为一种享乐主义。享乐成为文化的真理。“本能冲动成为行为模式”“勤俭、节约、积累”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失去了原先的感召力。精神性的约束让位给放纵的个人欲望。享乐主义标志着资本主义走向溃散。尤其是个人的“欲望，即心理需要，本质上是无限的”而“今天人们对这一体制产生经济增长发生怀疑”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显得更加难以解决。贝尔直言不讳：“今天，现代主义已经衰竭。它已不再有张力，其创造性的冲动已失去活力。罐儿已经空了。现代主义作为创造性的文化力量已告终结。”

  就这样西方个人中心主义把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推向颓废和危机的困境。这是一场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全面危机。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深刻的人类“精神危机”。

  在后期现代主义完成对资产阶级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之后，它作为文化霸权的主宰者，反过来又动员经济力量去满足人的骄奢欲望，从而刺激了享乐主义之风的盛行，这便是后期现代主义精神在当代的严重畸形。

  当下中国大门已悄然打开，浪潮涌进，在可口可乐，重金属，摇滚乐伴随着隆隆机器声中，我们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