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宣布控制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当天，网络上流传出一群手持重型武器，缠着黑色包头布的男人，围在显然是总统府内政府发言人的讲台四周的集体照。那一幕，在我看来，是发生在今天已经被民粹主义、利己主义、极权主义以及当下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疫情，和越来越严重的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分化瓦解的地球上，又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场面。关于塔利班暴政的最新提醒，是在半年前的三八国际妇女节，那一天，我观看了一部关于巴基斯坦少女马拉拉的纪录片。银幕上的马拉拉是一个圆圆脸胖乎乎的小女孩，两道粗旷的眉毛下一双目光坚定的大眼睛。她成长的巴基斯坦地区被塔利班政权控制后，女孩被禁止上学。为了能上学，马拉拉不断发声，在社交网络上呼吁争取女孩读书的权利。可以想象吗？就是这样一张清纯的脸和这张脸孔下娇小的少女身体，让那些***不离手的塔利班男人们如此恐惧，以至于他们要去摧毁她的身体，结果她的性命。2012年10月，塔利班的一员朝她的头部开*，经过十多天与死神的殊死搏斗，马拉拉被国际救援组织转移到英国并且勇敢地活了下来。如今，马拉拉的名字已经成为女孩争取上学权利的代名词，她的生日7月12日，被联合国命名为全球实现公平教育的“马拉拉日”。

2013年7月12日，马拉拉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图片来源：REUTERS/Brendan McDermid

禁止女孩读书，这只是塔利班政权以极端宗教之名推行的种种暴政之一。在人类历史上，是什么心计作祟让男权为中心统治的政权，如此不遗余力地限制他们的对立性别获得知识的机会呢？恐惧应该是这些自命强大的男性统治者的内心世界中最不敢直面的真相。以影响波及整个欧洲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历史的“猎巫运动”为例，百分之九十以上遇害的“巫师”都是女性。而她们被送上火刑架的理由，通常都是因为她们掌握了某种医学知识，能够帮助未婚女子堕胎和避孕，为情窦初开的女子提供一些步入成人世界时的生理、心理和医学的辅佐。也就是说，这些女子掌握了控制女性身体的主动权，在基督教的污名化宣传中，这是她们用身体同魔鬼做交易的佐证，她们是魔鬼的代言人。在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发表于1862年的研究著作《女巫》中，通过对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猎巫运动骇人文献的研究，他揭开了教会猎杀女巫背后的逻辑，提出教会主宰的世界视一切新兴科学为魔鬼，而这些“天才横溢的女人开启了今后科学日益突飞猛进的步伐，她们为科学注入温柔的人性。“[1]

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和其著作《女巫（La Sorcière）》，图片来源：左/Wikipedia，右/Amazon

米什莱的结论难免带着历史学家的浪漫天性，但无可否认，猎巫运动树立起一座考量人性的标杆，权衡不同时代里从当权者到社会舆论在权利、伦理、道德、宗教、理性、科学和法律等等规训下的生命价值观。在英格玛·伯格曼以黑死病在欧洲肆虐为背景的影片《第七封印》中，骑士布洛克和他的朋友在森林里目睹了穿着铁甲的士兵烧巫女的一幕。骑士在这个就要被夺去生命的小姑娘的眼睛里看的的只有凡人面对死亡的恐惧，这里没有上帝，没有天使，也没有魔鬼；而一身正气的骑士的朋友，观望着浓烟中挣扎的女孩，只能愤愤然道：“而我们就这么站着，束手无策！”

电影《第七封印》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今天，全世界就这么站着，看着正在阿富汗发生的一切，包括愿意去相信塔利班2:0 政府于民为善的诺言。在美军撤出阿富汗的当日，阿富汗国家影业公司的总经理，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拥有电影学博士学位的女导演萨赫拉·卡里米（Sahraa Karimi）向全球电影界和影迷发出紧急求救信，“阿富汗有900多万女孩在上学…在这几周之内，塔利班摧毁了多所学校，目前有200万的女孩被迫辍学。”[2]女导演呼吁世界不要放弃阿富汗，请关注这里人民的处境，她恐惧未来的阿富汗，“电影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艺术，在塔利班政权下都将被禁止。”[3]

阿富汗女导演萨赫拉·卡里米（Sahraa Karimi）在推特上呼吁世界关注阿富汗处境

2020年，导演Martin von Krogh以喀布尔闹市中一座名为“Pameer“的电影院为背景，拍摄了纪录片《Cinema Pameer》。这部现实版的“天堂电影院”中，没有西西里岛的温暖阳光和热情少女，有的只是陈旧、破烂、摇摇欲坠的喀布尔日常，镜头扫过之地，有的只有一群群留着胡子穿着长衫的阿富汗男人。但就是在这片被常年的战争蹂躏的苍夷之地，有怀揣理想，相信”电影是教育民众的学校“的电影院经理，有迷恋电影技术的电影院放映员和每场放映开映前，不厌其烦向观众们播报：”Pameer电影院是我们每个人的，请大家爱护她，不要随地扔垃圾…“的电影院老板。四十年来不停歇的战争，让至少两代阿富汗人失去受教育的机会，Pameer电影院给每一个被战争折磨得惊恐劳累的人，一个逃离现实做梦的机会。在电影院的黑暗中，有人在公开抽烟，有一位在战争中失去12位亲人的残疾人在独自流泪，偶尔也有男女恋人坐在电影院的后排，在黑暗中摸索着彼此被层层布料包裹的身体。从电影院的后台看到那一幕时，老板禁不住回忆起自己的初恋。《Cinema Pameer》也拍摄了阿富汗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号称“阿富汗电影的苏丹“ 的Salim Shaheen。这位靠着看印度宝莱坞电影自学拍电影的导演，以低成本高速度的工作方式拍B片，在饱受战乱的阿富汗已经拍摄了111部影片，几乎占据了阿富汗国产电影的整个市场，创造了一个人的“没来坞”（Nothingwood）[4]。在这个没有一个数字放映设备的国度里，电影资源还是用最原始的人肉传递电影胶片的方式进行着。Pameer电影院就如一个保留电影梦想的时间胶囊，让所有热爱电影的人在那一束照亮黑暗的光中被电影的魔力俘虏。只是，就如女导演萨赫拉·卡里米所担忧的，在塔利班控制喀布尔的当天，Pameer电影院和喀布尔所有的电影院都关闭了大门。

纪录片《Cinema Pameer》海报，图片来源：IMDb

这是今天的人类和艺术面对的至暗时刻吗？从遭受*击的马拉拉到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躲藏在拖地罩袍后的女人们，奔走在逃亡路上的阿富汗孩子们…野蛮、残忍、违背人性，在塔利班原教旨主义组织在过去二十多年向世界恐怖输出的时候，阿富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艺术的创造。全世界对阿富汗的关注，让我们第一次通过网络认识了穿着蓝色罩袍演出的阿富汗女子摇滚 乐队、学滑板的阿富汗女孩，和阿富汗第一位女性街头涂鸦艺术家。艺术对人类灵魂的升华作用不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发挥作用吗?1940年4月9日，年轻的英格玛·伯格曼正在指导高中学校剧团排演《麦克白》，突然间，收音机里传来丹麦被占领，挪威处于战争状态的新闻。全国军队动员，棕色的征兵信封落入千家万户的邮箱，一切都被立即叫停，谁还会顾及莎士比亚呢？“此刻的《麦克白》就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另外一种生活，一个游戏，一场梦，一颗黑暗中闪光的珍珠，虚幻的，被征服的，被碾碎的。电话铃声不断，剧团的人员要应征入伍。然而，《麦克白》竟然要上演，怎么演，不可理喻，一场此生无法复制的生命奇迹就此诞生了。”[5]若干年后，当伯格曼再次执导专业剧团排演《麦克白》的时候，回忆起在大战来临的时刻上演《麦克白》，那超越语言能够描述的一幕。“《麦克白》讲述的是暴力，是被欲望驱使下贪嗜权利者的自我毁灭，一出道德美学的游戏彰显出的预见性与现实的惊人重叠，让我们几乎拥有了超人的感觉。” [6]二战中领导英国的丘吉尔首相也曾在同样时刻，回绝政府裁减文化艺术投资，以支持军备建设的提议：“如果这样做，那我们还为何而战呢？”

2020年1月28日，艺术活动组织ArtLords的一件画作在由USIP主办的展览上展出。这个总部位于喀布尔的组织致力于将艺术和行动主义结合起来，在阿富汗实现社会变革。图片来源：USIP

是啊，艺术家们，在这样的时刻，还为何而画呢？几天前，我在艺术家张恩利的工作室，把这个问题抛给在画布前安静抽烟的艺术家。“这样的时刻，不正是艺术家应该好好地画画的时候？我们不止有眼前，还有文明。” 文明，人类的精神、表象、情感、理性、死亡、重生，积累和创造，涓涓不雍，终为江河。否则，那我们还为何而战呢？（撰文/王凯梅）

王凯梅，独立策展人，艺术写作者，译者。长期从事艺术、电影策划和写作工作，研究兴趣围绕电影历史和影像艺术家，及具有个人风格的视觉艺术家与艺术史的关系。她是新近出炉的第七届国际艺术评论奖的四名获奖者之一，即将出版从瑞典文翻译中文的译作《伯格曼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