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黑匣子”
“边境”（Frontier）是一个地理政治术语，它区别于另一个词“边界”（Border）。该术语来自于 15 世纪的法语，意为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接壤的地区，它不同于“边界”——一种严格而清晰的国家领土边界形式。在最一般的意义而言，边境可以是模糊或分散的，如 19 世纪美国东西部之间的边境，由逐渐减少的欧洲白人定居点，和逐渐增加的美洲原住民定居点及无人区之间的离散土地区域。它表明了边境并不总是一个连续的地区。它是两者相互试探的地带，并在此交叉甚至于离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如何依附于自然的屏障体，从而形成一个较为明显的分界线，就像是某种附着力。它们吸附在山脉、海岸线、河流、湖泊、森林甚至沙漠和沼泽的边界附近，它显示了边境的两种性质：模糊和清晰，就像是某种运动在海床上的结果。
《界桩》，视频影像，2019
《保卫祖国》，视频影像，2015
《宴请》，有声双屏影像，12′30″，2020
2015 年，艺术家李勇政前往罗布泊，它在蒙古语及当地语言中被称为“汇入多水之湖”，曾经在 1958 年测量到最大面积（5350平方公里）。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湖的它，如今已在上世纪 60 年代迅速彻底干涸，变为了“死亡之海”。李勇政在罗布泊的一处废弃的机场前，发现了早前用当地砖块垒成的“保卫祖国”四个字，并用从成都带来的砖块跟它进行了对换，将其带回了家乡。这像是某种对遗址的博物馆式的保藏与搬运，它显示了某物的实际功用价值的消失，并转换为参观和展览价值。这两种价值之间的转换，可能本身就寓意着边境的概念：两种价值之中的模糊地带。在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思考孤独与探讨人类出路的《边境三部曲》（The Border Trilogy）中，描述了两位在二战时期的美国南方牛仔，离家浪迹美国南部与墨西哥边境的甘苦故事。它表明我们都身处同一个困境，这种困境在第二部（《穿越》）中被浓缩在一只受伤的母狼身上，主人公将其送回墨西哥边境。其中三次骑马往返穿越两国边境，作者表达了他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关切，而我们每个人，都似乎是那头在边境受伤的狼。
《宴请》，有声双屏影像，12′30″，2020
这意味着边境可预示着某种伤害的存在。我们在一个彼此陌生的交界带中相互守望，但又彼此不知所措地生疏和隔离。在《宴请》这部纪实影像作品中，艺术家想用一种实际的方式，去尝试填补关于边境的沟壑。他们去了边境的荒漠，邀请当地的少数民族与其一起在沙漠大峡谷中共进晚餐。这具有一种仪式性，在早已被干涸的罗布泊地区，艺术家委托当地的朋友做介绍人，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在荒无人烟的峡谷中杀羊做饭。一切像梦一样，大家唱歌跳舞，一起朝向广袤的天空放焰火。尽管如此，彼此之间因语言问题也无法真正正常交流，虽然好奇，但相互之间亦存在顾虑，心门难以彻底打开。我们都在彼此受伤，仿佛一旦跨过某条界限，我们的安全就不在自身的手中。我们总会对另一边产生莫名的一种戒备。李勇政曾用一个比喻“硬边国家”，来描述以物理媒介和条约为界定的主权国家边界，把用全球互联网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群体，称之为“软边国家”。它显示艺术家对边境的探索，更多转向了文化和意识价值观的领域，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当今时代亦表现得更加具有冲突性，正如艺术家在《激光》中，使用镭射笔在西部边境荒漠中排成一百米，同时射向天际，形成无形中的空气墙。当灰尘和有其它介质出现，那无形之网随随即便现出时隐时现的铁幕。
《激光》视频影像，4′30″，2019
将历史看作是进化论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曾在 1992 年出版的《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宣布随着冷战的结束，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将被定为首尊，达到了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但福山的老师，当代美国保守派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 1993 年发表了一篇《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并在 1996 年扩展为一整本书，反驳并批判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将进入新的阶段，文明的冲突仍然继续。他认为未来冲突的主轴将沿着文化路线，并以信仰、悠久历史习俗等作为文明板块（西方文明、拉丁文明、东方世界……）。亨廷顿表示，由于文化差异的不易改变、人天性中喜爱同类憎恶异类、世界变小及信仰填补真空，文明冲突必然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尽管如此，亨廷顿的理论也无法解释以下几个问题：对“文明”的忠诚是如何产生的？大国冲突中，政经军利益往往比文化更成为重要因素；文明的核心国与文明并不划等号；文明既不做决定也不受控，不具备国家功能；如何解释内部冲突？正如在其装置作品《不同的意志》中显现出来的两种不同意识在使用同一符号下的悖论：慈悲与独裁。也正如最近在缅甸兴起的佛教民族主义（佛教极端主义）等运动，这些诸多讨论和问题至少显明了一个主题，那就是：文明和边境在本质上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复杂。
《疆域》，装置，2019
《来自丁尔的家》装置，尺⼨可变，2021
这种难解问题形成一种纠结态。在李勇政的装置作品《来自丁尔的家》、《飞毯》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文明的温柔，他用蜡去覆盖地毯，使他们成为冰冷边域下被封存的文明印记。或将地毯中的花纹符号剪裁下来，移植进其它空间，并将原空缺处用颜料覆盖。它们之间形成了对文明竞争性的另一种解读，回应福山或亨廷顿的一种沮丧或积极的主张。这种面对边界悖论的复杂情绪，在艺术家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种没有答案的自问自答。
在《是的，今天》的影像和现场作品中，少年搏击俱乐部的格斗，展现了人类的争斗来自于某种天性。这意味着艺术家将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开始指向了人本身。一个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来看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争斗，因为从微观上来说，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都存在着无形的边界。或者说，边境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前提，或者说是必然因素。因为边境的问题首先得益于边境的出现，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导致了边境的出现。无论哪种答案成立，我们也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依托的。《界桩》视频影像，17′，2019
那么，如此说来，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当真是无法被避免的吗？由争斗所导致的伤害、痛苦和灾难，也将永远自噬我们自己。人类真是苦啊！在李勇政的《界桩》这件行为和影像的作品中，艺术家试图通过自身的力量，去改变我们所处的悲剧境地。这种行为在雕塑装置《疆域》中被进一步放大，艺术家通过对自己的真人扫描，用水泥浇灌出等身大小的人体雕塑，用铁栅栏做自己的头部，仿佛一尊自带边境的人。它仿佛正吃力地凭一己之力移动着边界，也好似想要挣脱于束缚自己的铁栅栏，它所艰难的每一步，都仿佛正想缓解那边境带来的痛苦，但它所行的任何一步，都无法使它摆脱痛苦的命运。
边界真的无法被消除吗？在关于祂的记载中，祂曾对门徒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这段教导是什么意思？难道祂是要叫人打仗吗？并不是，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有人要拔掉界桩时，他就是与全世界的界桩为敌了。祂确实要拔掉全世界的界桩。撒玛利亚（Samaria）曾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人（Shomronim）自称是北国以色列的后裔，他们把古希伯来《摩西五经》用自己的撒玛利亚字母翻译出来，并在基立心山上修建了自己的坛，用以敬拜神，从不去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遭到犹太人的歧视，双方几乎不相往来，他们之间怨恨的界桩深重。祂要拔掉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心中各自中心主义的界桩，祂对撒玛利亚妇人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界桩》，视频影像，2019
在拔掉人心中自我中心主义的界桩时，祂教导应当爱自己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但是，那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界桩是不喜欢被人拔掉的，他们必憎恨那来拔界桩的人，必起来争斗。而来自全世界界桩的争斗，谁又能承受得了呢？在事件的最高潮，祂说，让全世界的恨都归到我身上来吧，让全世界的罪都归到我头上来吧。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在李勇政《疆域》的这件作品中，谁能背负这铁栅栏的界桩呢？我们自己尚且也是界桩。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有福了。把我们每个人的界桩都归到他那里去吧，祂替我们背负所有的界桩，好叫我们在祂所负的轭中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