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艺捣弹 雷吉斯·德布雷
Régis Debray（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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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文化都凭其认定的现实而界定自身。几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将每个有组织群体的凝聚共识称为“意识形态”。它未经深思熟虑，甚至并非有意识，与思想关系不大。这是一种“世界观”，而每种世界观都承载着自己的信仰体系。
信谁呢？每个媒体领地产生自身确认现实的标准——及由之而来的否定非现实的标准。信任是个恒久的问题。“信什么呢？”随着学识和设备的情况不一，答案千差万别。柏拉图为语符领域作出答案：“千万别信可感觉到的东西，而只相信明晰的思想。”这就是“洞穴之喻”。笛卡尔为图形领域作答：“相信可见的物品，但条件是有秩序、有分寸地构造的，而且要列对方程式。”那么视频领域呢？“千万别相信思想，无论方法、尺度和圆规如何，只要您的图像好便行。”
于是一帧照片就比幅图画更“可信”，一段录像比一篇好演说更可信。品味和颜色、方法和思想，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但在显像的小盒子前，大家都不做声了。显像，等于解释。讲得通俗一些，“我看见”便取代了“我明白”。“都看见了吗?”意味着没什么可补充的了。昨天人们说：“这是真的，我在报纸看到了。”今天说：“我相信了，因为我在电视上看见了。”人们不能再有效地用讲演来对付图像了。可视性不能由论据来辩驳，而是由另一视像来取代。
在每个视觉时代，那些被定为“必看"的东西都被树为不容置疑的。在“偶像”体系中——这适应神权政治，我可以对可观的表象提出异议，但不能质疑可看的背后的存在，那是我的精神视觉必须瞄准的；在“艺术”体系中——这预示意识形态支配，我可以怀疑神明和偶像，但不容怀疑真理，这须在世界的大书本中进行辨读,将可见的现象与不可见的法则联系起来。在视觉体系中，即在视像主宰下，我可以无视真理和救赎的长篇大论，挑战普遍性和理想，但不得质疑图像的价值，其不容置疑的前提成为一个时代的共性。
由于它本身并非为控制思想而有意设计，于是起的控制作用更好。每种权威的体系都自我认定为明确无疑。我们的“意识形态”，这让我们看到世界，也是它令我们对世界视而不见。这具有传染性的、令我们不必思索的东西，就处于“我们眼睛的瞳孔中”。它远不止将我们迷惑，还把我们自身变为迷惑人的美杜莎，令我们眼见的一切都变成僵化的陈词滥调。
白南准《电视佛》，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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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与词语不同，人人都能接触到，可进入各种语言，无需技能，不必事先学习。电脑程序更是将巴别塔的每一层，北京、纽约、开普敦都联系在一起。然而屏幕一黑，留待要接触的是排列每片可见空间的内在眼光。要与其沟通，只有语言和象征的转换方能做到。然而全世界倡导圣像，由此全球对眼光都普遍推崇，却并没能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有利于世界思想的沟通。
所有的文化都或多或少可被称为愚昧的，因为无法揭示自身的视觉原则。如何能看到令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呢？然而所有文化都培养明辨的智慧和实际的能力，因为文化都以透过表象看清实质为理想（尽管它们可能剥夺我们肉眼的这种能力）。让哲学相互沟通比凭光线来得容易，让嘴相互对话比眼睛容易。各种思想可以通过口笔译员从地球这一端到另一端进行对话，但视像的词典并不存在。“眼在听”，但听不进他人的眼睛。
安迪·沃霍尔《帝国大厦》，1964年
维系我们的信念和实践的关键不在于对真相做出智力上的选择，也不在于对价值观念作伦理的选择。有些所谓次等的活动涉及知识和伦理并起决定作用。除此之外，有着存在的视觉定理：存在的东西，就是存在的。
我们视觉的原则同样也是区分的原则，其他一切，不属于“必看”的，就被视为不存在、假设或伪装。对于我们来说是现实本身的事物，佛教徒自然而然地称之为“虚无”或“空”；而佛家的充分现实在我们看来自然是无聊和虚浮。某种文明的天然证据在别人眼中等于幻觉。各人有其幻境，如此的颠倒呼唤“文化间的对话”而且也证明其必要性。然而现实已经成为一种技术-文化的类别而这种技术已风行全球。如果现实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之间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语言也成为单一的，那么地球两端的人还会有对话的兴趣吗？
德里克·贾曼《蓝》，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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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超验式的约定俗成界定一个社会暗含的文化，那不是源自无目的、无历史的人在村镇广场上相聚讨论而自由商定的社会契约。我们是有创意的继承者，带着累赘的神话传说但也拥有了各式器具；我们的文化便是神话传承和技术环境之间交涉得出的一种不管光景好坏的妥协。在这样的折衷里，媒介的份额日趋增长；不光是我们所熟知的事情，连我们的抗争行动也都经过布置策划。
比如，68年5月的学生运动，就像19世纪历次革命一样，都以意大利式的戏剧为模型，带着那支架撑起的舞台，台上的定格，动作的夸张和口号的喧嚣，民众在街头为队伍——那带着动作和话语的先锋们欢呼。那恐怕也是“最后一场”了，是我们历史上最后一场大型演出（后来的电视舞台带着其布景和戏剧在我们的公共空间占据上风）。继占领奥德翁剧院之后，要向电视摄影棚发起进攻吗？每套集体传播的新机器都重组我们的老一套，这些本身不可沟通的东西正让我们去沟通。
正如认识的主体一样，信仰的主体是技术的主体，因为它首先是个想象的人。想象的装备日益增多，我们就会有日渐增多的假体的美学、道义与政治。如果没有特写镜头、变焦和三维技术，我们会有碎片、“组合”和迸裂——时下文化特征全方位的精彩吗？
戈达尔《中国姑娘》，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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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实质性”的争议或“严肃”的争论，如有一天，人们不必再担心把所谓管理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就一下子使辩论降格，那么媒介学就达到其目的了；而那样的问题“思想大家”们时至今日都是将其置于最末位置，放在页下端的。不是“什么和为什么？”，而是“从何处，如何？”。目前，机器就像从前的政治，你可以不理会它，它会来管你的。
我的视觉和听觉的机器要什么？它跟我的所想一样吗？这个问题越来越回避不了，因为随着媒介介人，网络增多，线路日趋复杂，我们的自由空间不断萎缩。自希腊的集市以来，恐怕还更早，就有了促人信服的技术，延续至今。如今，我们的现实，就是世界的媒体视像，这装置支配着我们，拥有牵动全球的力量。
电磁录像，使得载体变得非实体化了？外部现实变得非现实化了。装置和组成部分都微型化了？大写的缩小，逻辑的讲演缩减为小型的叙述。表演的画面调整？表现的相应格式化。正常的特写镜头？集体的标准个性化。赫兹电波传递的即时性？时间深度的消失。图像分解为像素？信息分裂为点状。“剪切”制作还是拼图？事实的逻辑解体，细节、局部、碎片的文化，粉碎了旧有整体的论证，到处都以分散代替总体，人们有时将此归结为“大型叙述的衰落”，多由物体的视觉解体而造成，就如艺术品一样，由于取景的设备、电影蒙太奇、电视变焦、电脑的点击等等造成。每种程序都带来一种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方式的总和就造成了某种类型的城邦。诚然，没有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总体的循环。
彼得·威尔《楚门的世界》，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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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到3是最困难的。天主教花了数千年才以三元文化（媒介学的神学基础）代替二元文化。如果明日图像的二元语言，0和1、是与否的组合，将智慧偷偷地封闭于是与否中，那就太可惜了。
民意调查、频繁换台，有图像还是无图像二者选一，胜出者的电视决斗的程式，还有第二轮选举已没有给那些不赞成也不反对，非黑亦非白，带点黑也带点白，即不属黑也不属白的人留下多少位置了。
非内省的文化，极有可能对细微差别、复杂性、混杂性、推论和假设带来损害，那些都是源自书写的内省与内在性文明新近获得的、因而是脆弱的成果。
丹尼尔·阿尔轩《欢迎来到未来》，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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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束缚，就是人将媒介曝光处理的东西变为即时的，或把有赖于人的东西化为独立的和全能的。主体将人为的、通过自身的装置造就的东西作为不可移易的、自然之物而接受下来。他将借以主动观察的装置作为被动观看的对象。于是他不知道自身便是创造者是其图像之源。
图像如冰雹或风暴一样“自天而降”，其实这是他自己的表现体系所“投射”的。传统的异化机制，将自由化为神话的机制。但此处外化升华的，不在于上帝的观念而在于神圣化的和神话化的图像，不再是一个主体的意识而是整一套社会工艺的机器。
宫岛达男《时间瀑布》，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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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时代的方程式：可见=现实=真相。虚幻的本体论，属于无意识的欲望之类。然而往后这种欲望足够强烈、配备良好，可以将其征候列为真正的新秩序。
我们是第一代由于其设备容许，可以自以为眼见为实的文明。第一代是在可见性现实与真相之间划等号的。其他的文明，乃至我们昨日的文明，都认为图像妨碍了观看。现在，图像成了印证；可表现的竟作为不容置疑的。然而，由于市场越来越通过工业，对各种敏感的、媒介宣传的表现形式的性质和局限性进行确定，这等号就变了，竟成了：“卖不出去的=不真实的、假的、无价值的”。只有具备支付能力的才行，只有拥有客户的才是有价值的。真理的价值跟信息的价值向齐使得真理也与供求关系挂上了钩：有市场的才被视为是真实的。翻译过来就成了：“公众是我们的唯一评判。”在真与善的市场营销之后，出现了真相的贩卖，恐怕也不是不可能的。
敏感的真相，会随着购买力的变化而改变吗？“付费观看”是否会决定明日的眼光呢？人们会否看到一种限定的感知，只有订户才有解码器呢？那么只有富人才对细腻感觉有专有权，也许最终便掌握可感世界的垄断权利。既然某种文化的最高价值就是其信众所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们也就或多或少都梦想着中彩票了。
莱安德罗·埃利希《楼梯》，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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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种一切皆商的趋势是否真的出现，人们总是越来越倾向于将时代“潮流”与“精神”混为一谈。并让法律从属于事实，“应为”从属于“现存”，长期的从属于短暂的。图像及其参照物在电子空间及明日数码空间的缩合难道不会像从前的专制政权所梦寐以求的那样，又造成真、善、美被故意合并起来吗？也就是各种可能性受遏制，时间被冻结，各种偏差、反对和发明的自由都缩减了。视频专制于是从右边达到了意识形态专制从左边所达到的可怜的同一点。音像的盛宴提供了各种图像，比前“现实社会主义"中的政治局委员肖像多一万倍，让人喜闻乐见得多，但其社会想象力不见得增加多少。因为想象正是意识中非现实的功能，借此我们才可以对现行的事物加以否定。然而录制下来的图像以明摆事实的恐怖增加事件的权威。
眼见即为实的社会不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将未来降为当今可视的现状，把可能出现的活动归于起主宰作用的已发生的事情——“你因为没什么可展示，你就是不对的”，视频领域如果从我们这里接过了全部权力，那么大概就成了人类历史上所曾见的最不信救世主降临和最缺乏辩证思考的时代了。如今，为想象力而奋斗就意味着与“一切皆图像”作斗争。要追回我们对无限的探索权利，必须通过限制视像自身对任何言辞进行认证的专属权利。“看得少些，想象多些。”卢梭如是说。
Trevor Paglen/Kate Crawford，ImageNet Roulett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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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见的东西在消失，这是令人震惊的事实。不幸的是，可视之物的复制工具让人们连这点也看不到。
综述一下吧。在紧随书写而来的字符领域里，真正存在的东西是不出场的。人们对可见物心存疑惑。过去的埃及、希腊、拜占庭，中世纪文化是如此——或当今的佛教、印度教唯灵论文化均如此。三个一神教中有两个的全能的天主均不呈现面容和身躯，是一种话语。若想以图像表现它乃是罪过与疯狂。只有第三种一神教——天主教，至少在旧教中，可以商讨神明的实物图像。
随着在印刷术上构筑的图形空间的到来，可视的东西恢复了其尊严，但作为偶发情况，是受某种必要性所约束或控制的，而那种必要性是通过言辞或抽象可以从逻辑上理解的。笛卡尔说：“弄几何学，盲人的条件最有利。”世界从隐藏的一面才能获得解释，人们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片天地里，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真理，“从它隐藏的用心中得到显现”。
在视频领域里，这种隐藏证明虚假和易变，于是猜疑便落到观察不到的东西上。无法显示的就不存在。话语之存在逐渐消失，那些只是因说出而存在的东西，那些纯粹的神话，过往现实的基础:民族阶级、法律、共和国、义务、进步、公众利益、普世、长期、正义、国家等等。它们围绕着我们所谓具体的“抽象”的支柱，但这些不会在任何屏幕上“现身”。奇怪的是，传递的载体愈是非实体化，社会生活中的非物质性的地盘则愈小。难道我们唯一允许的非物质只是技术方面的吗？
我们所有的道德家都处在危机之中。“我的法兰西，我看见你了，你充满在空气中，如我欲求的年轻女子……”——从前这是可感觉的明显事实，现在成了文学修辞的例子。我可以从卫星图片上看到亚洲小峡角西部的峡角上，有一片露出海面的土地，习惯被称为法国。然而我永远看不见那千年的历史，有了它这片黑底赭石色和绿色的土地才成为一个国度——这是非实物的、决定性的特殊之处。
Maria Gaspar，Stories from Beyond the Wal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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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可见时，也就没什么有价值的了。随着把有价值的东西限于可见之物，对差异也就日益漠然。以近似作为理想本身就包含着类似的破坏性毒素。所有的个人理念都列队去跟那些社会上最受人瞩目的小部分人。于是，最富有者的语言成了大家的语言，而强者为王便成了至上的规则。
无所不在的视频空间以玩世不恭为德行，以墨守成规为活力，以彻头彻尾的虚无主义为前景。然而我们物种有求生的本能，个体和民族都会纯然追求快乐，这两者都迟早会限制图像的特权。为了不至于窒息或绝望，人们会为内在不可见的空间重新留下活动余地——通过诗歌、筹划、阅读、书写、假设或梦想。
比尔·维奥拉《做梦者》，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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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数码图像带来了特别令人羡慕的见识和权力。继望远镜、显微镜和X线摄影之后，信息处理大大地增强了我们的掌控能力，对距离、器官和疾病、对我们按图纸和图样的建筑，以及对我们自身智能上的假设进行掌控，使我们能对抽象的理论模型作视觉上的表达。新的视觉假体，在使我们的信息倍增的同时，加大了我们对环境的干预能力和我们与宇宙的接触面。自此，凭着全能显示器的影像，我们可以足不出户而探索鞭长莫及之处，不必身处其境便可对未来进行规划。而通过观察卫星，宏观观测又赢得了许多倍数。
X光，红外线，伽马射线早让我们超越了可见的光波，光导元件和热能摄像机让坦克驾驶员、飞行员、火箭炮射手可以在黑夜里看到他人而不为人所见。通过超声波的检查可以对头颅或盆腔进行三维的观察。在医疗诊断方面，视觉已经代替了听觉和触觉。磁共振图像更让人进入组织、细胞、神经元;通过光电导像管摄像机的红外反射技术可以深透最厚的材料中。中子图像可以穿透金属封闭层进行探测，而数码图像可以对机器人进行自动控制。光点-图像卫星，在800公里高度的轨道上，通过对其高清晰度图像作全色或多频谱的处理，可以三维的方式遥测江河水位上涨，沙丘或冰川前移，土壤的地质结构或江河中的陆源沉积物。水下摄影机揭开了海洋的盖子，利用正电子摄影机，尚热（Jean-Pierre Changeux）向我们保证说“设想有一天脑海中的物品可以显现在屏幕上”，不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了。通过远程教育重新塑造教育型社会，塞尔（Michel Serres）工作组已经制定了使族群中知识的分享化为可见的信息手段：集体式的头脑出现在视频文字终端的屏幕上。这些喜人的技术进步是否不含代价呢？“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外向操作性带来好处的成本，是内心对象征一定程度的视而不见。几十年来，可观察空间的扩展似乎以缩减理想国的领地为代价。从前当电子磁辐射频谱仅限于视网膜可见光线时，不可见的显得尤为真实。比如，自由、平等、博爱（意符系统可以象征性表示，但没有任何电子显微镜可以让我们直接看到）。
皮皮洛蒂《像素森林》，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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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千年有个简单的问题：如何看清自身周围而不接受旁边、上下的“不可见之物”呢？未必是天使或天体。理想性的现实，神话或概念，概括的或普世的，非实体或象征，然而永远在网络空间找不到视觉相应的表达，哪怕是虚拟的。如果没有别处，如何能有此处？没有昨日，何以有此刻和明天，没有永不又怎能有永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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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学者，不涉及道德，所以只能带省略号。他必须在客观研究的限度内，加以描述和试图解释。他今后的意愿，越出自其自身的学科，也许要为不可见的事物辩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