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评 | 庄辉个人的长征 激荡祁连山的回响
发起人:小白小白  回复数:0   浏览数:708   最后更新:2021/06/04 11:35:29 by 小白小白
[楼主] babyqueen 2021-06-04 11:35:29

来源:黑齿杂志  马卡什拉·罗宾逊


编者按

《黑齿》新开设“客座译电”专栏,致力于呈现更多元视角下的思考和发声。作为继“e-flux译选”之后的又一翻译专栏,本栏目将开放投稿渠道(heichimagazine@macallineart.org),欢迎来自更多语言和文化的翻译实践。

首篇译文《爱的劳动》出自澳大利亚独立实验艺术刊物Runway Journal。作者聚焦艺术及文化行业中长期为人忽视的女性劳动力,追溯反思了从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到波伏娃、谢丽·奥特纳(Sherry Ortner),再到“生态女权主义”和莎拉·米尔纳·巴里(Sarah Milner-Barry)等丰富的女权主义论述,勾勒出了“女性/自然”之于“男性/文化”的象征关联:文化对自然的征服,镜像映射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历史。如作者所说,女性的劳动常被默认为“自然资源”,是无偿的、情感的、假以“爱”之名义的、不被看见的,而重要的是,改变虽然艰难但势在必行。


爱的劳动:女性劳动力作为文化产业中不被看见的暗物质


文|马卡什拉·罗宾逊

译|黄安澜、贾芷涵


当代艺术家与评论家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认为,“除去家政和护理工作,艺术是存在最多无偿劳动的行业。它维持自身运转的时间与能量,来源于几乎存在所有层级 、所有职务的无薪实习生,以及不断自我压榨的员工。而正是这些免费的劳动力及猖狂的剥削,维系着文化产业的运作”。[1] 史德耶尔同时指出,这类劳动往往是由女性产出的。

创意产业有着两类贬抑女性劳动价值的方式:其一是可见的,即能落到纸面计算的收入差异;而不为人知的,则是维持这个奢侈行业运转的、不可估量的劳动力。

女性的工作报酬低于男性是有据可查的:艺术圈内许多直言不讳的女权倡导者,比如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最近兴起的普斯·格洛(Pussy Galore)和民间调查网站CoUNTess,他们公开抨击各大博物馆与画廊缺乏对女性艺术家的呈现(Representation)。这不仅是因为博物馆自身怀抱偏见,更是因为博物馆就是充满偏见的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

作品标价与重要展览中的曝光程度的确可以被量化,但史德耶尔所说的无偿劳动和猖狂剥削,就其特性而言,往往无法被记录或自证:它发生在人际关系里;在工作室、画廊,或夜间床头的笔记本电脑里;在那些过长又不被计为工时的小时和休产假时带回家庭的工作里。它也可能发生在对话和会议中——女性必须比所有男性同仁显得更谦虚、更高效、更敬业的那些场合里。这种劳动无法仅凭数据佐证。

* * *

在过去的三十年内,家务、护理工作和其他形式的性别分工成为了第一世界女权主义者的重点关注话题。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家庭也是资本积累的场所。这种由家庭的亲缘结构演变而来的制度根据性别划分劳动力,从而孕育了这种形态:男性从事(或曾从事)带薪工作,并为女性提供经济支持,而女性的生育能力以及抚养子女的社会压力,使得她们无法轻易获得同酬工作。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不事劳作。她们的劳动,往往是没有报酬的。[2]

杰森·W·摩尔(Jason W. Moore)在他最近出版的书籍《生命网中的资本主义》中提到一种传统的区分:资本主义对有偿劳动力的“剥削”(Exploitation)与对无偿劳动力的“挪用”(Appropriation)。资本主义制度巧取豪夺着各种形式的无偿劳动和能量,以支持雇佣关系下的劳动力,这使资本主义的剥削成为可能。女性的劳动被资本主义挪用为生产及育儿,以及其他形式的对带薪劳动力的照料。摩尔借鉴了女权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引用了“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一词,并将其推广到自然世界。摩尔问道,抚养子女的“社会”角色在哪里结束,而作为“生命”的角色又从哪里开始?” [3] 就像资本主义依赖于剥夺女性的社会再生产能力一样,它同时也依附于剥夺非人类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例如河流、矿产,以及地下开采的石油。

在历史上,男性一直与智慧、逻辑和技术相关联,而女性被认为与自然有关。西方历史充斥着这样的图景:女性是孕育出新生命的自然角色,生命周期被喻为四季的变迁。这种联想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1954年的著作《第二性》里展开的有力论述那样:女性的“自然天性”助长了她们的服从性。[4] 社会学家谢丽·奥特纳(Sherry Ortner)则在她的著名观点中总结,“女性之于男性,是否如同自然之于文化?”[5] 女性在泛文化中的次等地位因此可以被简单地解释清楚:假使女性被认为是自然,或与自然象征性地相连;男性则自我认同为文化。有鉴于文化的目标始终是要征服和超越自然,女性又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文化”便可以理所应当地征服女性,更不用说去压迫她们了。

这种联系虽根深蒂固,亦受过广泛的批评。自波伏娃的著作出版以来,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大部分反对(性别)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沿承着波伏娃的主张,表示“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成为了女人。” [6];反对波伏娃的人,则承认男性和女性有着根本的不同,但将这种不同看作是潜在力量的来源。这些相信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目的并非通过消除男女之间的差异从而建立平等,而是尝试维持这种差异,同时颠覆我们的文化对所谓传统男性的逻辑和智慧的聚焦。

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在20世纪后期的许多女权主义思潮中找到了支持者,并逐渐发展成当下的“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将生态问题与女性受到的压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 生态女权主义尝试颠覆等级制度,主张自然对人类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自然的依赖性,并号召女权主义运动将传统的女性与自然的结合作为任务之一。正如莎拉·米尔纳·巴里(Sarah Milner-Barry)所写,无处不在的“大自然母亲”一词,“代表了父权制社会对一切他们认为低于男性的存在的双重剥削。因此他们需要两者永远可为他们所用,并能够接受和容纳他们的欲望。” [8] 女性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导致了女性劳动力被贬抑的事实。

女权运动家与学者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阐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对女性的压迫,并且提出了将妇女(和被压迫的殖民地)与自然保持统一的性别本质主义。她在文本中使用“Mother Nature”一词(同时指向“母性”与“大自然”的双重含义),并将资本主义的本质归结为“男性”,而哺育他的,则是象征自然的女性。她认为“女性劳动被视为一种自然资源,可以免费获得,就像空气和水”。[9]

女权主义理论家亚莉·霍奇查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爱与黄金》一文中,将爱视作第一世界从第三世界女性那里“开采”而得的资源。在其他文论中她进一步详述:第一世界的女性已参与到有薪劳动力的队伍里,然而声名狼藉的是,第一世界的男性并不愿承担先前由家庭主妇担任的无薪工作。[10] 为了填补这些缺口,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已将双手伸向了那些来自第三世界或移民群体的劳动力。“仿佛富裕地区耗尽了他们宝贵的感情或性资源而不得不转向较贫穷的地区,以获取新鲜的供给。”[11] 她对护工人口如何从第三世界国家流动到第一世界国家的描述,揭示了有关女性爱的能力的广泛猜想。“我们可以说爱是一种不公平分配的资源——从某处提取,在另一处被享受”。她诗意地将这种现象称为“跨越全球的心脏移植”。[12]

当女性将这类劳动视作婚姻生活的内在责任时,它就成为了一种正当的爱的行为。首先,得照顾她的丈夫和孩子;接着,得照顾大家庭中的老人——这些都是女性在传统中扮演的角色,与之紧密相关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她们天生有着付出爱的倾向。正如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在1975年的宣言《反抗免费家务劳动》 中的陈述那样:“他们说这是爱。我们说这是没有工资的工作”。[13] 从文化的塑造来看,家务劳动(以及类似的看护工作)是女性固有的一种爱与养育的行为,而不被看作是“真正的”工作。背后的逻辑认为爱本身就是报酬——“天性”的驱使得到了满足,而这种使命感本来就是令人愉悦的,因此不需要金钱补偿。

这种局面正从封闭的家庭单元扩散到市面上。不过,与其他类型的带薪工作相比,这项工作被极大地低估了价值。我不想将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妇女遭受的剥削形式混为一谈——他们的情况并不相同——我想让大家重视以下事实:剥削着第三世界女性的那一套价值体系,仍同样地、隐秘地存在于第一世界女性的生活中。所有的女性都被这些资本主义制度内的信条所约束。

人们以行业为女性主导之名,为家政从业者的微薄工资开脱,同时,还相信给予爱是女性的天性。正如霍奇查尔德所说,第一世界的雇主仍旧认为移民女性“在看护工作上具有天赋:这些天赋被看作是体现着养育、服从以及渴望着取悦他人的传统女性特质”。[14] 这么看来,给予爱的能力似乎很廉价。

资本主义的策略默认女性劳动为自然资源,这意味着那些从事着与女性气质相关的工作的人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的——她们是能从中攫取能量的器皿,而不是参与复杂文化过程的个体。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爱被低估了,因为爱被认为是一种天性,所以不被视为劳动。这忽略了女性被培养(通常由其母亲)的方式,使她们自愿从事这类劳动,并满足文化建设上对女性气质的期望。

关于这类资本主义的手段,及其对女性的影响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但只有从超越护理行业(可以联系到生物学上对女性的理解)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更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在性别分工下掩映着的更普遍的剥削。护理工作的背后逻辑,取决于对女性在生物学上的倾向和能力的一系列价值判断。然而,在文化产业内,这种差距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但我认为,这种不均衡是受到了与护理工作相同的逻辑所驱动的。

* * *

无形的劳动不再局限于家庭之内。从家庭主妇的限制性角色中解放出来后,依照性别划分的劳动分工并没有消除:善于挪用和代谢批判的资本主义已将这种分工带入了工作场所,使得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女性将家庭劳作的技巧带入到工作场所。她们最终要付出双倍的劳动:获得报酬的劳动,以及无偿的、情感的、不被看见的劳动。

女性在私人关系和工作场所中都自愿劳作。在艺术界工作的女性劳动者居多,但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扮演着要求很高的辅助性角色,而且无法企及身边男性拥有的高薪、高曝光率的职位。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州立美术馆中,只有西澳大利亚美术馆和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有过女馆长,而这两位女馆长都是贝蒂·丘吉尔(Betty Churcher)。在州立机构(通常是大学美术馆与地方美术馆)之下,女性大多获得了更多的成就。但这些都是规模较小,预算较少的机构。

* * *

艺术工作者往往对自己身处的领域充满着热情,行业亦因此倾向于打破私人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界限。艺术领域内的女性劳动者时常在不经要求的情况下就将工作带回家,或在休假时主动接下重大项目。

许多女性还需要支持她们伴侣的事业——真正的,鲜为人知的“爱的劳动”。在《男性事业的发条内幕》中,霍奇查尔德考察了男性学者的职业发展轨迹。她建议人们发问,“在社会上、道德上和人格上成为全职的男教授,意味着什么?又是怎样的体系成就了他们?” [15] 霍奇查尔德指出,早期的工业体系使整个家庭在生产循环中工具化。然而,学术界内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来证实这样的事实,即男性学者的职业生涯仍然由其家人支撑:“即使书籍是由妻子手打出来的(且不提部分由她们书写的可能),大学内的家庭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单位”。[16] 如果你将“全职教授”替换为“艺术家”,你会看到类似的、甚至很有可能更极端的的模式。

艺术界内存在许多异性人际关系,其中女性一直是其伴侣作品的缄默的共同创作者。在最近的几十年中,两位活跃于20世纪晚期的重要艺术家被重新理解为合作性的双人组合:尽管已经合作了数十年,但直到1994年,艺术家克里斯托(Christo)才开始正式承认作品中存在的协作性质,将落款由“克里斯托”更正为“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Claude)。类似地,通常署名为克拉斯·欧登伯格的作品也被重新标记。

然而,在澳大利亚,这种修正历史的进程比较缓慢。例如,帕特·拉特(Pat Larter)的作品只能得到激进的女权主义艺术家的关注。“周日学校”(Sunday School)为Runway第29期 [PORN] 创作的作品,就涉及到拉特对其丈夫画作的再创作。在最近的一次表演中,“周日学校”将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在其中,署名为理查德·拉特(Richard Larter)的四幅画作中,至少有一幅实际上是帕特的作品,而帕特最著名的身份,仍然是她丈夫的“缪斯”。

缪斯女神的角色让许多人向往。然而,与其他童话故事一样,停留在故事中远比存在于真实生活中更有魅力。“缪斯”的称呼通常还剥夺了女性在创造行为中的主观能动性。在浪漫主义传统中,“崇高是男性的成就,通过女性的客体状态或通过女性的(自然般的)天性而获得。因此,崇高的体验对女性是封闭的”。[17] 那么,这种被广泛认知的女性与自然的亲缘,意味着她们不能成为艺术家,而只能被艺术家所再现。

女性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助长了她们受到的压迫。资本主义制度侵占了女性的劳动,以支持对男性带薪劳动力的(进一步)剥削,这包括浪漫化的文化产业。与男性相比,由于女性在文化建构上被认为更接近自然,在生物学上更有能力去爱,她们的 “爱的劳动”往往被视为一种自然资源。尽管许多女权主义者为颠覆这种诽谤女性与自然的价值体系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女性始终被这种逻辑排挤在外。

文化产业内那些真心地热爱并相信自己工作的女性常常从事免费的劳动。实际上,也许是因为“爱”在艺术中的特权地位,以及存在于创作者与缪斯之间的、性别结构的浪漫主义色彩,都在对女性的劳动进行贬抑,并且比西方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更为极端。[18]

指明确切的前进方向很艰难。它要求我们推翻几个世纪陈积的文化训练。在很多方面,改变必须由女性(包括我自己)进行——史德耶尔所认为的“自我剥削的”女性。做出改变并不容易,但是势在必行。

* 译文已获得原文作者及原出版刊物的授权。

原文出处:
Macushla Robinson, “Labours of Love: Women’s Labour as the Culture Sector’s Invisible Dark Matter,” in Runway Journal, issue #32, Fall 2016, link: http://runway.org.au/labours-of-love-womens-labour-as-the-culture-sectors-invisible-dark-matter




注释
[1] 黑特·史德耶尔,“艺术的政治。当代艺术和向后民主的过渡”,载于史德耶尔,《银幕上的可怜人》, (纽约:Sternberg Press, 2012), 第96页。
[2]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反抗免费家务劳动》(Power of Women Collective and Falling Wall Press, 1975)。
[3] 大卫·W·摩尔, 《生命网中的资本主义: 生态学和资本的积累》(伦敦:Verso Books,2015), 第17页。
[4]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纽约:Vintage Books 1989)。
[5] 谢里·B·奥特纳,“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就像自然与文化吗?“ In M. Z. Rosaldo and L. Lamphere (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斯坦福: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第68-87页。
[6]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纽约:Vintage Books 1989),第267页。
[7] 伊丽莎白·卡雷萨瑞,“生态女权论述中的本质主义”,编于卡罗琳·麦茜特(编)《生态学》,(新泽西:Humanities Press, 1994),第 220-234页。
[8] 莎拉·米尔纳·巴里,“‘大自然母亲’一词强调了女性与自然应当一同被征服的观念”,Quartz,原网址:http://qz.com/562833/the-term-mother-nature-reinforces-the-idea-that-both-women-and-nature-should-be-subjugated/
[9] 玛丽亚·密斯,殖民地化及“家庭主妇化”,载于《物质女权主义:阶级、差异和妇女生活读本》,罗斯玛丽·亨内西与克里斯·英格拉姆(编)(Routledge, 1997),第110页。
[10] 亚莉·霍奇查尔德,“感恩的经济”,载于《亲密关系的商品化》(伯克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第104-119页。
[11] 亚莉·霍奇查尔德与芭芭拉·埃伦赖希(编)《全球女人:保姆,佣人,性工作者在新经济》 (纽约: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2),第5页。
[12] 亚莉·霍奇查尔德,《爱与黄金》,载于《全球女人:保姆,佣人,性工作者在新经济》 (纽约: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2),第22页。
[13] 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反抗免费家务劳动》( The Power of Women Collective and the FaDing Wall Press联合出版, 1975)。
[14] 亚莉·霍奇查尔德与芭芭拉·埃伦赖希(编)《全球女人:保姆,佣人,性工作者在新经济》 (纽约: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2),第9页。
[15] 亚莉·霍奇查尔德,“一探男性职业的运作”载于《亲密关系的商品化》(伯克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第228页。
[16] 霍奇查尔德,“一探男性职业的运作”,2003,第242页。
[17] 伊丽莎白·A·菲,《女权浪漫主义概论》 (新泽西:Wiley Blackwell, 1991),第14页。
[18] 艺术行业中显著的薪酬差异与其大环境里对女性工作的贬抑,同种族问题以及第一/第三世界的剥削动态相交。我在文中讨论的观点有所局限,毕竟种族、文化差异超出了文章的涵盖范围。在不同文化中,对于女性与自然的不同联系还有许多值得讨论的。比如说,对身处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艺术市场里女性艺术家的地位可以写整整一篇论文——在共产主义的遗产向资本主义混乱地转型中,另一种性别偏见产生了,并与西方的现状同样极端。

关于作者
马卡什拉·罗宾逊 (Macushla Robinson)是一名作家、策展人,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博士候选人。个人网站:http://www.macushlarobinson.com/

关于译者
黄安澜(Yasmine),艺术家,写作者。她将个体的生命经验注入宏大叙事或批判理论的缝隙中,以此转译时常共生的爱与伤害。

贾芷涵(Dot Jia)就读于考陶德艺术学院,兼任伦敦金史密斯大学策展部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后殖民女权主义以及全球南方。

关于Runway Journal
Runway Journal is an independent Australian experimental art journal run by a collective of Sydney-based and internationally based artists, writers, and curators.
返回页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