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邓丽雯

Precariat是一个英文合成词，由precarious（不稳定的）和proletariat（无产阶级）二词组成，用于表示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Precariat在中文中常被翻译成不稳定无产者、流众、“社会人”等等，在这里我们选择了更贴合现实语境的说法：“朝不保夕族”。疫情的震荡，以及随之带来的资本流动的局部停滞，加剧了朝不保夕族生存处境的不稳定性，流动性的福利演变为劳工的诅咒。以此为背景，本文作者邓丽雯通过对艺术影像和新闻材料的阅读与梳理，深入探讨了海员、杀马特打工者和外卖骑手这些朝不保夕族的工作和生存状态。

王博和潘律的论文电影《涌浪之间》（2019）讨论了前英国殖民地的本土植物如何被运送到伦敦的皇家植物园（邱园），用以建造英国的植物帝国。电影中没有提到的是，1876年，英国探险家亨利·亚历山大·威克汉姆（Henry Alexander Wickham）是第一个从巴西偷运大量橡胶种子的人（从橡胶的拉丁文学名我们便可知它起源于巴西），他把这些种子运到邱园。根据欧洲第一个植物园——荷兰莱顿的荷特斯（Hortus）的网站资料，橡胶的苗木从邱园分配到英属锡兰（现为斯里兰卡）、英属马来亚（现为马来西亚半岛）、新加坡（尽管新加坡未种植橡胶）、非洲、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现为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以及其他热带地区[1]。殖民者在这些地区剥削其土地和劳动力来种植橡胶，为大英帝国的资本累积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使得亚马逊地区不能因发现橡胶而获得经济上的繁荣。轮船技术使诸如英国这样的殖民帝国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使其可以扩张开采和剥削版图，并从殖民地向帝国运送大量橡胶和锡等原材料，以及茶叶等货物[2]。技术，流动性和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已经很明显了。

海员

如今，使得运送大量货物成为可能的技术之一是货船和海上物流。《涌浪之间》（2019）的关注点之一是作为海运货品集散地的香港。在一个场景中，一艘货船在香港港口附近漂浮，一个男性声音述说道：“集装箱运作的标准化与越南战争中美国的物流有着密切关系。”现代战争需要速度和流动性，资本主义也是如此。马克·列文森（Marc Levinson）分析了世界经济的集装箱化：美国企业家马尔科姆·麦克莱恩（Malcolm McLean）于1956年开始提供集装箱运输服务，但直到他在越战中用集装箱成功为美军运输军用物资，他才向世界证明了集装箱的潜力[3]。越南战争似乎成了资本主义世界集装箱化和海上物流的最大广告：正如列文森著作的标题所言：“集装箱使世界变得更小，使世界经济变得更大”——但这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公平，或使世界经济变得更符合伦理。大规模生产的商品通常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制造，这些地区的劳动者只有很弱的议价能力，而针对剥削和工伤等的法律保护也相对缺乏。集装箱使运输这些商品变得便宜得多：对低成本劳动力的剥削从全球北方转移到了全球南方。

诺尔·伯奇（Noël Burch）和艾伦·塞库拉（Allan Sekula）拍摄的纪录片电影《被遗忘的空间》（The Forgotten Space, 2010）聚焦于全球货物高效流通背后的重复性苦差。譬如，在鹿特丹这样的高度自动化港口，控制塔由少量技术工人操作，但物流链条中的其他工作通常由较贫穷国家的朝不保夕族来负担。影片中提到，美国法规允许物流公司从菲律宾等国家雇用海员，以节省资金并规避安全法规的限定。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海员将口罩这样的个人防护设备从（主要在中国的）制造商运送到世界各地。他们也是陷入临界状态的人。人类学家项飙界定了五种形式的因冲击所引发的流动性（shock mobility），意思是人们因为突发事件的冲击而移动。冲击所引起的流动性不是流动性的一种，“而是作为各种运动之间的联系，是不同的运动相互充满张力地缠结的时刻”。“这些相互关联的流动性，是由特定行动者在不同时间构成的‘流动性聚合体’（mobility assemblages）”[4]。项飙认为，冲击流动性的一种形式是临界式流动性（limbo mobility），即“没有目的地甚至没有停顿的流动”，这在疫情期间变得很普遍[5]。自边境关闭以来，试图在全球范围内运输货物的海员被困在船上漂浮了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他们无法返回家园。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经济要求朝不保夕族在海上保持流动性，他们愿意离开家园数月，以便能够在经济上照顾家人。但是，由于疫情大流行期间经济停摆，他们被认为将对当地人的健康构成危害——他们可能是携带病毒的被感染者和潜在传染源。香港第三波疫情极有可能是由海员在未经病毒检测的情况在香港换班所引起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2020年8月的海员工会——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估计，“在海上的120万名船员中，有30万滞留在船上，在原合同到期之后还继续工作，与孤立状态、不确定性和疲劳作斗争”[6]。在临界式流动性之中，海员作为极不稳定的劳工处于身心的临界状态：他们被迫漂荡，不知道何时能登岸以及如何登岸。中国媒体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关于被困在监狱中的海员的文章：甚至在各国边境关闭之前，FLYING货船上的中国海员就已经在马达加斯加被判入狱，因为该船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曾涉嫌走私[7]。根据项飙的分析，可以说他们处于临界式静止（limbo immobility）。

杀马特打工者

从农村到城镇工作的中国打工者是支持全球货物和资本流动的重要力量。影片《被遗忘的空间》（2010）指出，廉价劳动力一直都是全球物流链的起点。电影跟随两名年轻打工妹进入深圳的工厂，她们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在下班之后变身为消费者——从而让自己感觉到她们不仅仅是被异化的工人，不只是被困在流水线上做着重复劳动的苦工。政治经济学家李民启在片中接受了采访，他指出：“就降低劳动力成本而言，历史上资本主义通过奴隶制、农奴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当然这不能永远维持下去。”随着全球北方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全球南方。全球南方的人口不断增长，而对劳动者的保护却较少。然而，剥削中国打工者劳动力的不只是跨国大公司，还有本地的大小工厂和作坊。流动的中国农村人口一直在为中国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动力。

诺尔·伯奇，艾伦·塞库拉，《被遗忘的空间》，2010年，影像散文/纪录片，112分钟

在这些打工者群体中有一群人称自己为“杀马特”。根据2016年在《第六声》上发表的有关文章，“杀马特”是三个不相关的字组合起来的词，听起来与英语单词“smart”略有相似，关键特征是其“视觉美学：受到华丽摇滚、重金属、朋克影响的很夸张的发型、衣服和化妆，而穿戴这些行头的人不一定知道这些摇滚类别是什么”[8]。艺术家和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关于杀马特群体的长期项目（2016年至2019年）在2019年12月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展览“意外的光芒”中展出，项目关注那些自认为或曾经自认为是杀马特的年轻打工者。他在数百部二手智能手机中展示了数百名杀马特自己制作的视频，以及一部长达125分钟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2019）。杀马特们依赖智能手机在QQ群上互相联结、加入家族，其后也需要智能手机在线平台上直播跳舞来赚钱。

影片《杀马特我爱你》（2019）中，所有受访者都是留守儿童和辍学青少年，他们的父母都去了城镇工作并给亲戚汇款，而他们在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由亲戚照顾。他们在完成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之前就辍学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这样做（虽然也有些人表示，当他们看到一些年龄大点的青少年穿着不同的服装、梳着不同发型回到村庄时，他们心生羡慕，很想去城市）， 而是因为贫困而不得不这样做。由于未成年，他们只能在不提供劳动保护的小型作坊和工厂中工作，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被奴役（一名前杀马特和他的同事曾被他们老板所雇用的流氓追打。工厂老板恐吓他们，逼他们放弃索要拖欠的工资，最后，7000元的工资他只拿到了29元）。

李一凡，《杀马特我爱你》，2019年，纪录片，125分钟

这些打工者中的很多人在线上和线下加入杀马特家族，成为杀马特，因为这是让他们找到个性、自由和归属感的唯一途径。一些人表示，杀马特的外表使他们感觉更强大。当他们刚来到城市工作时，常常因为年轻单纯而被骗或受欺凌，而杀马特非主流的外观可以让他们显得不那么好欺负。杀马特的身份不仅是非人性化工厂工作的逃逸出口，还具有蜕变性，让他们在这种不从众的亚文化中找到自我表达的自由。但是，与通常打工者向上的流动性相反（虽然户籍制度使他们很难在城市扎根），他们的社会流动性受到极大限制。影片中的杀马特“教父”，住在深圳的罗福兴来自广东省的一个村庄，他在电影中说，对像他这样来自农村、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像深圳这样的城市实在是太贵了——换句话说，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不是给他们过的。对他而言，唯一的出口就是陶醉在杀马特的世界里，因为他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贵族——在这个打工者的亚文化世界中，他可以享有向上的流动性。他说：“尽管是虚幻的，但我的快乐是真实的。”这也许是一种作为典型的朝不保夕族对缺乏社会流动性的心理补偿。

外卖骑手

外卖送餐服务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产业。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许多工厂或是倒闭，或是解雇工人，随着服务业的萎缩，许多打工者选择成为外卖骑手。9月初，一篇《人物》的专题文章讲述了外卖骑手的故事，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不断被分享转发[9]。长篇幅的调查性新闻报道描述了数字平台和算法如何决定这些骑手的物理流动性和速度，以及这些通常没有劳动保护的朝不保夕族如何不顾人身安全，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试图追赶不可能的速度[10]。文章中还提到他们必须付出额外的情感劳动才能获得客户的好评。

数字平台的剥削使朝不保夕族变成了可抛弃的隐形劳动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可抛弃是指这个行业并不缺找工作的人，而缺乏劳动保护使得平台能很轻易地替换他们认为不适合的人；隐形不是指骑手对消费者而言是不可见的，而是指他们为赶上速度而付出的劳动是不可见的。当平台资本主义和算法携手剥削剥朝不保夕族的劳动力时，人们需要重新思考技术的伦理。于去年八月去世的法国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指出：技术是药物（pharmakon），既是解药也是**和替罪羊，它被创造出来以照顾/打理某些事物，但它也是我们需要去照料之物[11]。

诺尔·伯奇，艾伦·塞库拉，《被遗忘的空间》，2010年，影像散文/纪录片，112分钟

结语

注：

文/邓丽雯

邓丽雯，研究者、写作者、策划者，居住在荷兰，研究兴趣主要是社会参与性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