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吴佩悦
新年伊始，LEAP邀请身边的创作者以一种向内挖掘日常经验的方式来检视和总结自己过去一年的经历。“动不动”是一种中间状态，介乎频繁的改变和长久的维持之间。它们或许仅仅是不太连贯的意识闪回，却又持续地塑造着我们的经验和感知；可以说，也正是这种“动不动”维系着我们与扰动剧烈的外部世界微弱而又强韧的关联。这些几乎已经形成肌肉记忆的“动不动”，将如何与每个人一年之中的具体境遇和思考产生新的联结？
编按：2020年夏天，本文作者吴佩悦从纽约搬回上海工作。逆向文化冲击和海内外社会现实的强烈反差，构成了个体锚定主体意识、选择观察视角和达成行动判断的全新脚本。本文可被视为一份内心现场的“渐悟”笔记：暂时搁置妥帖的保护欲，因循着从疲劳和疑虑中坚实起来的自我声音，转而追求一种不期然而然在复杂滚沸的多极社会中蜕变的、更加粗粝的理想主义。
我前方有大约有七八辆送外卖的电瓶车。它们的轮胎紧贴着路缘石，排成一条笔直的队伍，在被机动车挤得只剩几十公分的马路边沿等待放行。右手边本该宽敞的人行道已经被三排共享单车铺满，没有给骑手们余留任何突围的机会。此时此刻，每个人都全神贯注地盯着远处的指示灯，似乎打算死守住与前方骑手的间距，在车流重新开始涌动之时，保持自己当前在赛道上的名次。这里是我下班后时常骑车经过的一个十字路口，在南泉北路和张扬路的交界处。非机动车道在开闸泄洪前那几秒所激增的动势，总能让我整个人变得精神饱满。当全网都在批判将骑手困在系统里的万恶平台，当外卖小哥们在公共语境里被符号化为被资本和科技奴役的底层代表，我却偷偷摸摸地、不合时宜地、贪婪地试图将这条队伍所散发着的浓浓朝气记忆下来。
这里是全民996的内卷中国。当大多数年轻人还在各自的鸽子笼里等待着加班前的外卖送达，我却带着诗意的滤镜，对晚高峰暴虐的街道加以观赏。我对这种“上等人”视角感到内疚。但请允许我向自己承认，每每穿行过那个十字路口，我总感能到欢愉、释怀，且无比接近一种自由。因为在那一刻，我能在人群里获取一种持续的动能，一种可以推动生命滚滚向前的动能。它给了我信心。在刚刚过去这一年，我从令人几乎寸步难行的纽约疫区回到了一切都恢复了运转的中国。表面上，我很快有秩序地开展起了新的生活：早起早睡、上班通勤、健身、接外快、翻译写作，甚至还通过约会软件认真了解了一下上海的婚恋市场。然而我内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生命最核心的那口钟停摆了。无论我做什么，它的指针都像被钉死在了某个刻度上。高中毕业后，我去到香港求学、工作，随后又位移到纽约。总共八年的海外生活，让我习惯了在外以一个卑微的姿态去适应新的语言和社会规则，在一种扭曲的状态中寻求进步感和优越感。而每每回国休假时，我却总顺应着一种报复式的心理，用外来者的挑剔和猎奇来观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且严格把守着自身与它之间的界限。回国工作的初始，当我感到自己被这个社会所提供的单一生活模式、价值取向紧扼着喉咙，我意识到我需要一个灵巧的办法把自己解救出来。我需要再次把自己塞进一个陌生的空间，找回那种人在国外时才有的动力和警觉。我决定跨出熟悉的艺术领域，去做一个关于黑人的社会性报导，去了解这个此刻与我们一起生活在中国内部的群体，正如何与中国快速变化的发展模式（游戏规则）接洽、拉扯着。从我最直接的人际网络、生活空间一点点触及到这个群体内部的过程充满了阻挠和惊喜。最后很幸运，我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义乌的非洲商人正一点点被阿里巴巴所建立的中非跨境贸易电子交易平台替代——并对此做了长篇的报导。第一次做调查记者的工作成果就收到了很好的反响，这让我有些膨胀，甚至一度有了彻底转行的念头。但我性情上的某个变化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发现自己一旦了结了某个题目，就会迅速置身事外，和这个我好不容易才获取信任并融入的群体撇清关系，急着去寻找下一个目标。我一方面警惕着这一种对人、对事件的功利心，以及对于调查过程中获得的刺激性情绪的上瘾，一方面却找不出一个非功利的理由让自己和所做的题目、所采访的对象产生更深连结的动机。“受关注、被认可”这件事对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人都极度有诱惑力。它的确可以提供一个短期的动力。也许，一直以来自视清高的我不愿意就此被这份欲望控制，所以试图寻找出一个更充沛的动机，在调查进度受阻、信心低迷的时刻，说服自己再去坚持一会儿，再多试一下。“坚持写作”是我给自己的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显然不成立，因为写作本身所花时间甚至不到深度调查一个项目所花时间的一成。若我只是单纯希望维持作者这个身份，让自己有某种职业归属感，也许我应该找一些提供更多机会和文字打交道的工作来做。我显然有更深一层的欲望或者是恐惧要去面对。我需要自己的生命里一直有未知的成分，因而害怕长期生活在中国就必然会被嵌套进一个既定的模式里。这份恐惧太过庞大，大到我需要把自己的理想和个人生活彻底对立起来。在好几个压抑的工作日，当我发现即将到来的周末更令我感到虚无和害怕，我便会逼自己去联系一些可能可以为我带来选题灵感的人，安排一些采访或田野的机会。然而在这种通过工作来逃避人生困惑的二元对立里，我开始在内心把自己和那些只是单纯“讨生活”的人隔离开来。坚持理想这件事让我变得易怒、孤独。好在，当我决定将自己彻底交托给外界来打磨，我在新环境里所经历的时间、漫无目的的游走，终带着点点滴滴的小事渗透进我的内心，重塑着我。无论是我业余采访时遇到的草根贸易人还是农民、农业企业家，这些人的务实，以及面对疫情期间大规模亏损的心理素质，让我第一次在书报文章之外切身感受到了这块土地的坚韧。在中国，大多数人都卯着那样一股劲儿。人们在解释这股劲儿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常说，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活着。然而这解释不了，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乡镇工厂即便大涨工资，原来流水线上的工人依然更喜欢跑去城市抢单、送外卖，自负更大的安全风险。媒体不会解释这些，精英学者也不会。因为他们屁股所坐着的位置，有时只允许他们把底层人民刻画成苦难的载体。然而在这半年的田野经验里，我发现底层的中国人所携带着的这种热烈的活着的欲望和生命冲动，其本质是一种非常精神性的东西。终于，我能够更心平气和地置身于这个国家，以一种全情带入的方式去观察，将我的感观慢慢延伸向每一个细部。曾经那种符号式的观看方式在我这里忽然变得浅薄。相反，一个全新的冲动产生了：我想要去和这里的人建立更丰沛的情感连结，而不再是将他们单纯视为写作素材。虽然我暂时还不明确要以何种身份，要以何种自制力和生产力去处理这种认知、感受力的扩充和洗牌。它们最终会带我去到哪里，是否又在某一刻又达到饱和，成为令人厌烦的事物？但我意识到，在找清那个功利的目标之前，“融入”本身至关重要。曾经看过一个摄影师的专访，里面提到的一个观点让我印象深刻：当一个摄影师进入一片陌生的田野时，他/她应该说服自己在最有观察力和拍摄冲动的那几天里不带相机出门。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摆脱那种将某一陌生事物奇观化的拍摄模式。他/她首先要做的，是让自己尽量不带攫取之心，纯粹地田野上散步几天。当周遭的一切已经令他/她感到熟悉，成为了他/她的日常，那时再带上镜头，出去捕捉打动他/她的一些瞬间。我想我内心也许一直在等这样一个时刻，令自己感到内心平和的时刻。它在慢慢地到来，而我也在慢慢让自己准备好。
吴佩悦，生活工作于上海。正经大学辅导员，呵护祖国的花朵；业余土记者，关注中国草根贸易和农业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