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尚芭莎艺术  路子杰

位于北京市国子监街箭厂胡同38号的箭厂空间

画廊、美术馆和艺博会是最为大众熟知的观展目的地，替代空间则作为另一种独立空间形态游走在体制之外。它神秘而小众，却在多元健全的当代艺术生态中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

在工业荒夷中新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遍布废弃工业厂房的纽约苏荷区（SOHO）成为前卫艺术家的聚居地。他们的创作实践探索着当代艺术的最前沿，包括观念、行为、新媒体等尚未获得主流审美旨趣和艺术史认可的实验性门类。

然而对于在战后新富的资本规训中成长起来的画廊和美术馆而言，满足其客户/赞助人对高雅艺术的收藏/欣赏需求是第一要务。实验性作品与彼时备受藏家追捧的现代艺术大相径庭，因此被艺术权威的代理人们拒之门外。

为了反抗僵化而逐利的艺术体制对展示空间所有权和进入权的垄断，前卫艺术的拥趸们（既有艺术家，也有批评家、策展人和藏家）自发创造出规避了商业性考量和体制干预的独立展示场域，为新兴艺术产物提供了孵化和成长的契机——当代艺术范畴中的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由此诞生。

1970年10月，艺术家杰弗里·卢（Jeffrey Lew）联合戈登·马塔-克拉克（Gordon Matta-Clark）、艾伦·萨雷特（Alan Saret）等人以纽约苏荷区格林街112号大楼为据点创立了著名替代空间——112 Greene Street。该空间以尊重实验与自由的艺术表达为宗旨，向所有艺术家提供不加任何审查和干预的展示机会。

艺术家Suzanne Harris在112 Greene Street中的行为表演

戈登·马塔-克拉克在112 Greene Street里将艺术小组“无政府式建筑”（Anarchitecture，由“anarchic”与“architecture”组成）关于解构建筑空间的诸多创作灵感先行实验，继而在周边废弃建筑中实践为《分割》（Splitting）、《圆锥相交》（Conical Intersect）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前卫作品。

几年后，他凭借这些作品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此同时，替代空间和前卫艺术被逐渐推向舆论前台，获得年轻一代的关注。到70年代末，星罗棋布的替代空间已经盘踞纽约市的各个角落，取代“白盒子”成为当时艺术活动的核心场域。

艺术景观的剧变也迫使官方体制作出改革，从前被认为荒诞不经的前卫实验终于被纳入官方书写的艺术史，成为新语境中的新范式。此时，新的本体论危机出现了：当被替代者已经认同了替代行为本身的诉求，替代空间如何自处？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80年代后期，美国替代空间的集体退潮有着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包括商业画廊挤占生存空间、里根总统上台后艺术支持基金的收紧等，但最根本问题在于此前的实践经验并未解决这一本体论危机，诚如艺评家英格丽德·斯西（Ingrid Sischy）所问：为什么替代？替代什么？为了谁？

新语境，新转向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替代空间浪潮面对的是奉现代艺术为圭臬的单调收藏趣味和僵化闭塞的艺术体制，这与当时渐成气候的前卫艺术实践产生强烈的冲突和错位。这场运动以替代被绑架的展览空间为核心诉求，以藏家和机构拥抱当代艺术的合法性作为收场。

如今日渐多元的艺术生态面临的核心危机则是资本对行业的渗透已威胁到学术和创作的相对独立性。替代空间的发起人们希望通过与资本及被其规训的体制保持距离，来创造一种相对独立和学术的独特策展生态。

近十年来，国内独立艺术空间的涌现——特别是北京地区的活跃生态——为大众理解新艺术语境中替代空间的本体建构和角色转向提供了珍贵的切入点。

2008年，北京市箭厂胡同里一间15平米大的临街铺面被命名为箭厂空间，并在此后的11年里作为替代空间向公众展示作品。其创立旨在回应愈发以商业实质为价值标准且愈发远离社会构架的艺术创作现状。通过邀请艺术家为空间“量身定做”作品，无形的社会构架以空间的形式融入到创作中，成为艺术表达的一部分，进而实现管理团队的策展志向和学术兴趣。

外交公寓12号空间与掩体实验空间的创始人彭晓阳曾提到：“资本主导的美术馆、画廊、二级市场、媒体和艺术评论把当代艺术的内容选择、展示、评论三权合一……未来很有可能转变为一个利维坦”。在策展实践层面，两个空间要求艺术家关注空间本身提供的特殊政治或历史语境，创作出“非此地不可呈现”的在地性作品，这也是运行团队期望实现的学术追求。

以上两则案例表明，当下语境中的替代空间已不满足于单纯作为与商业空间和官方空间相抗衡的艺术品载体，而进一步希望以空间为依托介入到策展和创作中去，成为知识生产的一部分——这无疑是更宏伟的远景和更庞大的野心。

掩体实验空间所在地张自忠路3号院拥有十分复杂的历史身份

看似矛盾的宿命

自绝于营利行为和官方干预的替代空间依靠运营者“为情怀买单”的觉悟抑或乌托邦式的赞助人制度而得以生存，但在实践中似乎不可避免终会消解的宿命。

箭厂空间在节节攀升的租金和“胡同改造”的压力下，最终选择于2019年9月结束运营；彭晓阳在三里屯的橱窗项目“纹身店空间”在与资本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运营不满一年；掩体空间在今年5月也宣布关闭，原因是建筑产权单位决定收回使用权……

作为单个实体的替代空间必然是脆弱的，这是抛开资本和体制的网罗而追求学术纯粹性所需承担的风险；而作为当代艺术生态中的一环，替代空间则不可取代、不会消亡。

替代空间作为不受固化标准限制的实验性展示空间，更愿以不确定的、或许属于未来的标准来打量新作品，成为弥合结构性错位的必要存在——为新生艺术的成长提供空间，让其免受迟滞性的价值标准之干预，因变革后的权威体系对新艺术的最终接受而完成使命——上世纪60至80年代的纽约实践就是该过程的一次完整演绎。

看似矛盾的宿命却在动态的新旧更替中实现和解，人们自然无需以是否最终关张来判断替代空间的价值好坏，因其价值并不在此，而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胆识和筹谋在相当强大的资本裹挟中尊重“非主流”观点的发生和发声。